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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好，就打。谁承想余阳心不在焉，乱点炮儿不说，还两次把自摸的牌打了出去。 陈妍伸手摸摸他脑门儿，关切地问：“不发烧呀，你没事儿吧？” 余阳说：“没事儿没事儿，三万！” 陈妍欢呼一声把牌推倒：“我和了！清一色一条龙！三家掏钱！” 马光发气得大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呀？眼瞅着要黄牌了，你不跟熟张儿打的哪门子三万呀？” 伸手把他的牌推倒一看，竟还有一张孤零零的白板！马光发呼呼喘粗气，一连声儿道：“脑子进水了，绝对脑子进水了！” 陈妍乐得见眉不见眼。 刚码好牌，余阳没头没脑来了一句：“她怎么还不来呀？” 大家先是一愣，跟着就哈哈大笑起来。马光发把牌一推，说：“玩儿不成了，玩儿不成了。陈妍你快点儿把汪小姐给找来吧！” 陈妍笑着说：“这么急呀？不至于吧？”便跑去打电话。 余阳脸上挂不住了，急忙说：“别听小马瞎说，快来打麻将，打麻将。” 对于余阳的失态，好笑之余我倒有几分理解。我们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和异性在一起了——陈妍不算，陈妍已经是名花有主。在国内时，身边总有各式各样的女性相依，除了麻烦以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在异国仅仅单身生活了几个月，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的心里就象长了草一样，毛毛躁躁，慌慌张张，相互之间的话也愈来愈少。 没有异性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 这天汪虹竟没来。 我们输够了钱，又混了一顿晚饭。陈妍连着打了几个电话，到处没有汪虹的踪影，便对我们说：“不用管她了，她肯定又找到地方了——她在布拉格特熟。” 我们恹恹地开车回家。 但是汪虹并没有找到地方——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把这茬儿都忘了，她却突然把电话打了进来，问这里住的是不是田力和余阳？证实以后，便自报家门说她是陈妍的朋友汪虹，现在就想来我们这儿住，问是不是还可以？ 我问为什么陈妍不打电话来？ 她说陈妍生气了，给她联系好了住地儿她又没影儿了，因此让她自己打电话。 我一笑，问她现在在哪儿。她说在瓦茨拉夫广场大马屁股下面。我说你呆着别动，我们开车去接你。也用不着问模样儿打扮，在洋人堆儿里找中国人，容易得很。 布拉格市中心有一个小小的广场，以瓦茨拉夫公爵的名字命名并矗立着他的塑像。捷克所有的群众运动——从抗议苏军入侵到致使捷共下台的和平示威——都在这里举行。据捷克史书记载，这位瓦茨拉夫公爵是一位民族英雄，也是波希米亚王。他骑马持戈，身披铠甲，注视着布拉格的万丈红尘。 所有中国人约人见面几乎都在这里——不是因为这里著名，而是因为这里方便──骑士身边就是地铁口，而布拉格的三条地铁线路均在此处交汇。 一说马屁股，中国人全明白。 余阳开车，我和马光发坐在后面，三人兴致勃勃地奔布拉格Center而去。 到了大马骑士旁边，根本没有车位。余阳不敢熄火，打开双蹦儿刚要下车去找，却见一个穿件黑风衣的年轻中国女子拎个大包笑盈盈地走上前来： “是田力和余阳吗？” 余阳把张脸笑得稀烂，连声说就是就是，这里不准停车，快上车快上车。 汪虹急忙上车，就坐在余阳旁边，绝尘而去。 进了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汪虹小姐：大约1米60左右的身高，略嫌丰满，说不上漂亮，可也不难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带一点儿天津口音。当时我们仍在打包斯基的HOUSE住，属于我们的是楼下一层，除了卫生间和厨房外，仅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卧室有两张床，余阳独住。我不习惯和别人同住，便睡在客厅里，客厅有一张沙发床。如今汪小姐来了，我平时再粗陋今天也要绅士一点，便对汪虹说：“你睡我这儿，我睡厨房。” 厨房很大，而且也有一张大床。 汪虹急道：“这怎么可以，还是我睡厨房吧。” 我说：“不用争了，你是客人，再说你一个姑娘家睡在这儿也不方便，我们进进出出的。” 听了这话，汪虹便不再言声儿。 闲聊了一会儿，天色已晚，我们便各自安歇。 我不知道余阳睡得怎么样，我是根本睡不着——绝不是因为间壁有了一位女性，我还不至于如此。而是因为这位汪虹小姐一夜大呼小叫、呓语连篇。 显然，她在噩梦缠绕之中。 早晨，我刚起床，余阳已经在准备早餐。待我洗漱完毕，牛奶、黄油和各式甜点已经摆好了。我坐下便吃，余阳却不坐，乍着手在厨房转了两个圈儿，问我： “汪虹还没起呢？” “我怎么知道。”我说。 余阳想了想，便去敲客厅的门，并伴以专为与女性说话而备的甜美气嗓子： “汪虹，起来了吗？该吃早点了，一会儿牛奶该凉了。” 把我麻得几乎端不住碗！ 汪虹出来了，蓬乱着头发，睡眼惺忪。先向我们一笑，然后钻进了卫生间。不大一会儿，已经收拾的光鲜锃亮。余阳双手捧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送到汪虹面前。这汪虹怕也没受过这种待遇，唬得她一连声儿地嚷： “不行不行，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我笑了，对汪虹说：“余阳是绅士，客气的还在后头呢。” 余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吃着饭，汪虹便问我她每天应该出多少房租和饭钱。 我说免了吧。 她说那怎么可以？陈妍已经跟她说好了，要分担房租的。 我烦了，说那你就去她家住吧。 余阳赶紧出来解释，说汪虹你不知道，田力就这脾气，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吧。 汪虹仍在发愣——后来她告诉我，她走遍欧洲都没见过我这样的人。 吃罢饭，汪虹要洗碗余阳不干。俩人又争了一气，余阳让步了，说那就不好意思了，我正好得去趟三区税务局，你就受累吧。 余阳开车走了。 汪虹洗碗，我坐那儿跟她聊天儿。她问我附近有超市吗？我说干嘛？她说你们不收房钱已经太那个啥了，怎么好意思再白吃？我去买点东西。 我说你累不累呀？ 这时她已洗完碗，找了块抹布蹲在那儿擦冰箱。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她穿的是一条背带牛仔裤，把个丰满的臀部清晰地勾勒在我眼前。 一时无话。 第二天早晨，我无精打彩地从床上爬起来，余阳早已洗漱完毕，正在忙活早饭。见我疲惫的样子，关切地问：“没睡好吧？” 我摇摇头，“怎么睡？一夜大呼小叫的。你呢？” “还好，我睡觉特沉，只要睡着就好办了，关键是要在她睡着之前先睡着。她好象心里有一个可怕的梦魇，说不定是一段非常恐怖的经历。” “那你慢慢研究吧。”我一边说一边进了卫生间。 洗罢脸出来，余阳已经穿戴整齐，对我说：“田力，饭都弄好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得赶快去办税务登记，今儿是最后一天了。” 我说：“那你去吧，快去快回，然后帮我去买安眠药。” “我也得买，我也得买。”他一边说一边检查自己的公文包，“哎哟，没拿公司文件。”急忙去敲客厅的门，同样伴以温柔的气嗓子： “汪虹，醒来没？我要进去取公司文件。汪虹，汪虹，我要进去取公司文件。” 这汪虹折腾了一宿，这会儿倒睡踏实了，怎么叫也不答应。 我早烦了，一把推开门，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 汪虹刚刚睡眼朦胧地坐起来，见我突然进来，愣住了。 我说：“躺下。”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裸着上身，尖叫一声，连头带脚钻进被窝。 我从柜橱里取出公司文件，走出客厅，又轻轻把门带上。 余阳接过公司文件，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真行，看见啥了？” “我就没看。”我说。 我撒谎了。其实我看了一眼，只一眼。 我看到了雪白的肌肤和镶有蕾丝花边的黑色胸罩。 第二章 有女人真好 汪虹的到来我自认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重大改变，无非是吃了几次安眠药而已。而且她的噩梦也愈来愈少了，我们慢慢也可以不用服药就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把这归功于我们的友善以及由友善造成的欢乐祥和的生活氛围。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一个年轻的异性生活在我们中间。她来的第二天早晨我走进客厅，见我那些从来都是乱扔着的衣服如今被整齐地挂在衣柜里，一堆从使馆讨要来的旧报纸，几本从国内带来的中文书都归置得齐齐整整，永不擦拭的家具如今都放着光，甚至连空气里都有一丝淡淡的香味儿。 有女人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我们不需要肌肤相亲，那太奢侈了；我们不需要含情脉脉地相互注视，那太幼稚了；我们甚至也从来不讲那些隐晦的笑话，那太下流了。只要有她在身旁，我们便乐观开朗、谈笑风生、言语诙谐、机智幽默。汪虹不知道是她开发了我们的智能，还以为我们原本就是既高尚又聪明的男人，于是便常常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和你们在一起的这几天，是我一生中笑得最多的时候。” 她郑重地说。 但是，汪虹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余阳的生理——心理是否改变我不好妄断。首先，余阳变得更勤快、更周到、更细致小心，这都不是坏事。可他由于天天要同汪虹进行大量的、题目广泛的谈话而频繁使用温柔得如同美声唱法的气嗓子，对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又无处可逃的我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 我读过辩证法，懂得福祸相倚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苦难就没有幸福；没有温柔的气嗓子就没有丰满的汪虹。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马光发要回国了，走之前来向我们辞行。他听着余阳在那边厢呢呢喃喃嘀嘀咕咕地和汪虹说话，便问： “还有谁？” 我说：“没有谁呀？” 他又问：“这是谁在说话？” 我说：“是余阳呀，怎么了？” 他诧异地问：“他怎么变成这种声音了？” 我苦笑：“我已经听惯了。” 马光发是个粗人，他看了我一会儿，脸上逐渐堆满了坏笑，低声说：“是不是你小子想独占花魁，夜里把余阳给阉了？” 我强忍住笑，“滚你的蛋吧，是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阉了。” 其实，汪虹也非常愿意和余阳聊天。 很自然，哪个女性不喜欢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熨贴、呵护和关爱呢？尤其是向余阳请教有关英语语法的一些问题时，他旁征博引、循循善诱、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常令汪虹喜不自禁——这个地方真来对了！不仅有不用花钱的房子，不用花钱的三餐，而且还有不用花钱的TAXl，不用花钱的英语老师！ 她当然要喜不自禁了。 欣喜之余还有些后怕——为她当初的孟浪后怕。那天她之所以没有去陈妍家，以至让余阳输了个一塌糊涂，是因为在地铁里碰到了她在布拉格的小情人。当年她在布拉格与小情人相识相爱，却又在回国途中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上认识了大情人，同样又是一番难舍难分。小情人小她三岁，大情人大她十岁。大情人在罗马尼亚做贸易，三番五次来信来电话邀她去布加勒斯特共同发展。她委实难以决断——既舍不下小情人的单纯可爱，又无法割断对大情人那种成熟男人的迷恋。最终，她还是在小情人的哭声中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半年后，当她满身疮痍一无所有地回到布拉格时，小情人已不知去向。 她万念俱灰，下决心把自己嫁掉，于是便去了荷比卢德法，然而毫无斩获。正在她流离失所，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去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里投宿的时候，却与音讯皆无的小情人在地铁里不期而遇。 能不让她悲喜交集？ 小情人告诉她，自她狠心走了以后，他视布拉格为伤心地，只身前往捷克南部一个美丽小城，在那里开了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小商店。 “你能跟我去吗？”小情人怯怯地问。 汪虹热泪盈眶，当即决定前往。 在小城，两人过了三天昏天黑地的爱情生活。汪虹觉得美极了，所有的烦恼都被她忘得光光的。 但小情人并没有忘。 第四天，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小情人生气了，借题发挥，把汪虹抛下他去布加勒斯特这段永远的把柄端了出来，痛骂之后让她立即滚蛋。 于是才有了我们在大马屁股底下接她的一段事。 她明白，她和小情人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严峻的生存压力。如果为了一段明知不会有结果的浪漫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后果也许会是灾难性的。 当然，这些都是汪虹在以后的日子里告诉我的。当时，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哪个女性会喜欢和一个不修边幅、粗声大气、经常恶言恶语的刻薄男人说话？ 看着汪虹和余阳一个切菜，一个剥葱，一个刷锅，一个洗碗，乐乐呵呵，亲亲热热的样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诗来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爷不爱！ 几天过去了，她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的“我们”主要应该是我，对余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蛋炒饭行吗？放点国内带来的腊肠，再弄一个榨菜肉丝汤。” 汪虹说：“好的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余阳说：“快得很，你先给姐夫沏一杯茶——我床头有铁观音。”说罢，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弄了起来。 余阳平素小气得很，带了点四川腊肠，我们都很少吃。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头，我从来没喝过——我也没见他喝过。这回倒好，全拿出来孝敬姐夫了。 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打着腊肠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还有猕猴桃。 “来，余阳田力，吃水果。”她说。 余阳兴致勃勃地挑了个猕猴桃，一边剥皮儿一边问：“发财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发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一千美元一个月，包吃包住。”汪虹说。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一点不快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又打来电话，是余阳接的。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英语也用上了，然后余阳说汪虹要找我说话。我接过话筒，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工资多少都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你那儿多轻松。她说老板太差了，一点文化也没有，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吃喝嫖赌都占全了，一发脾气就骂人。 我问余阳怎么办？ 不用说什么事儿——他明白着呢。 余阳叹口气，“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蛋，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受气还不受死？你是老板，你决定吧。” 我想了想，对汪虹说：“来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人物相助，我们在捷克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说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 第三章 天涯路 汪虹的大姑中国名字叫汪如珍，50年代的北大高才生。那是一个清澈的时代，新生活刚刚开始，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虽然去哪儿不知道，但都确信我们走在大路上。就像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唱的那样：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一起来歌唱；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快60岁了。但她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尤其是走起路来，真正是健步如飞，我们都跟不上。从她现在的模样，不难想象当年是如何的艳绝惊人。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由于在欧洲呆久了，让中国人感到有点傻。她十分关爱同胞，到处扶危济困，在布拉格华人社会大名鼎鼎，颇有一柱擎天的气势。她不止一次地对我回忆起50年代，虽然物是人非，但眷恋依然。那时，她和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穿布拉吉和列宁装，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积极要求进步，因此，她也是共青团员。但是，由于校里校外来找她的男同学特别多，而且她似乎跟谁都情意绵绵，也经常要在团员大会上深刻检讨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就在这时，她的白马王子出现了。 白马王子名叫瓦哈洛，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他起了个谐音的中国名字“吴和”。他是中苏蜜月时期从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派来的留学生之一，专修古代汉语。据说吴和的家族在捷克历史上就以研究语言而著称，薪火相传到这一代。 吴和将近两米的个头儿，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得一塌糊涂。用当今的时尚语来形容，那真是既“帅呆了”又“酷毙了”。 我没有问汪如珍她是如何与吴和相识的。也许是在周末的舞会上，也许是在黄昏的未名湖畔——这都不重要。以汪如珍的艳绝惊人和吴和的英俊高大，两人都在各自的第一时间发现了对方，迅速堕入爱河，很快便开始谈婚论嫁。 彼时不同于此时，中国姑娘嫁老外的少极了，真如凤毛麟角一般稀罕。哪儿像如今，各色老外不论穷富黑白老少，只要有意，来中国转一圈儿就能挎个美人儿归。而且，就像一位音乐家说的那样，50年代的流行歌曲都要比如今的流行歌曲高不止一个档次。同样，彼时的嫁老外也比此时的嫁老外高不止一个档次。彼时嫁老外只有一条：爱情。此时的嫁老外有许多许多条——洋房、汽车、财产、国籍…… 只少一条：爱情。 而且汪如珍并没有觉得是嫁老外——夫君姓吴名和，说一口地道的汉语，唐诗宋词张口就来。除了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以外，简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呢。 她也不觉得远渡重洋是去异国他乡——不，只是转移了阵地而已。斗争的目标、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变。每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都在吼着光未然先生那气壮山河的歌——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禁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别看它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 汪如珍先和吴和联合起来。 她随同夫君乘国际列车来到了风光旖旎的布拉格，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随夫姓更名为瓦哈洛娃，在捷克著名的查理大学教授中文。领一份既不菲薄也不丰厚的薪水，过着平凡宁静的日子。 很快到来的中苏交恶虽然致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分裂，却丝毫没有影响这对异国夫妻的安定生活──爱情远比政治坚强。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瓦哈洛娃兢兢业业地教书授课，夫君则一本接一本地翻译《诗经》《史记》。 生活并不很宽裕，但安静祥和，波澜不惊。 我为瓦哈洛娃庆幸，庆幸她在50年代中期便离开了祖国。她因此而幸运地躲过了随即便纷至沓来的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人间浩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她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她浪漫的生活方式，以她的言谈举止特立独行以及美貌，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放过她。有一次我们闲聊，我对她说，如果你在国内，你至少会拥有以下几顶帽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破鞋”。 她不懂为什么要称为“帽子”，我解释说这是你离开祖国后汉语里的许多新词汇之一，也可以当“荣誉称号”讲。你若连这个词儿都不懂，那你就更无法理解后来的“火烧”和“油炸”了。 她感慨地说汉语发展得真快。 我骄傲地说当然。 我细细地为她讲解这些“荣誉称号”的含义，她认真地听。待我讲解完最后一个“荣誉称号”后，她竟开怀大笑，然后说：“可惜我不在国内。” 好像当个“破鞋”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 她问我：“假如我在国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说：“如果你有顽强的生命力，如果你彻底抛弃了人格和自尊，就是说你不要脸了，你有可能活下来。这时，有两种生活方式在等着你。 “一种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一点一点地把你心底的良知泯灭，因为你见过了太多太多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甚至夫妻之间的出卖、陷害、诬告和落井下石。你会觉得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还不如狼与狼的关系。你会变得敏感、警觉、冷酷和残忍。你有可能向上级揭发平素与你交往密切的一位同事漫不经心的一句反动言论，也有可能用一个小本子把全办公室的人的言谈话语都记下来，包括时间、地点和证人。因为你同样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被称为‘好同志’‘好党员’‘好干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当然也没有人信赖你。你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一生。” “太恐怖了！”她说。“不是还有第二种生活方式吗？说说看。” “第二种生活方式是专门为老实人设计的，你是老实人吗？” 她想了想，“应该是。” “那好。在经过千百次的批判斗争之后，由于你是个老实人，你在灵魂深处便爆发了革命。这样，你就从内心认识到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比如你爱吃细粮不爱吃粗粮──你懂得什么是细粮什么是粗粮吗？我知道你也不懂。革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细粮就是大米白面，粗粮就是玉米面、高粱面、红薯面以及其它一些姑且可以称做面的东西。过去你认为是小事，不就嘴有点馋嘛？现在你明白了，细粮是资产阶级的食物，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诱饵。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经验，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你要做修正主义分子，好，吃细粮吧，这是蜕化变质的第一步。而你要革命，就必须吃粗粮。只有永远吃粗粮，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你以前认为大粪是臭的，只要有掏粪车驶过你就捂着鼻子跑。现在你明白了，说大粪臭是资产阶级在混淆是非、在颠倒黑白、在指鹿为马、在睁着眼睛说胡话。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真理，因为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认为大粪真香呵！现在每当有掏粪车驶过你就跟着跑，一边跑一边张大嘴拼命呼吸，恨不能把一车大粪所产生的芳香之气全部吸到你的肺里。 “你的皮肤又白又嫩，吹弹得破。过去你以为这是美，一到夏天就尽量把胳膊露出来、把脖子露出来、把小腿露出来，招摇过市。现在你明白了，皮肤白嫩不但不是美，而且是丑。女工人、女农民、女干部、女军人有这样的皮肤吗？没有，根本没有！你从此不再抹两毛钱一盒的万紫千红牌雪花膏，冬天你不戴口罩，夏天你不用遮阳伞，你从心里希望皮肤快点粗糙起来——那该多美呀！ “你的乳房十分脱离群众，也不合国情——过大过挺。可你以前竟以此来傲视群伦，以为这才是女性美。现在你明白了，乳房不属于工人阶级！只有那些穷奢极欲的资本家才会去欣赏女人的乳房；也只有甘愿充当资本家玩物的女人才会有一对又高又挺的乳房。再看银幕上、舞台上那些引领着一代风骚的女烈士、女英雄、女模范——江姐、赵一曼、方海珍、江水英，她们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胸前不也只是两粒扁平疣吗？于是你用绷带一层一层的把胸脯裹紧，虽然憋的连呼吸都困难，但你心里是快乐的。 “你会背诵毛泽东诗词，经常抑扬顿挫的高吟‘不须放屁’！你会背诵毛主席语录，‘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干半稀’。你经常去农村‘三同’，‘三同’你更不懂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惹了一身虱子——一种养在人身上的可爱小生物，老一代革命家称它为‘光荣虫’。你认真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你做了这样多的努力，但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认为你还差得很远。为了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你索性把自己嫁给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工人或者是一个终身没有洗过澡的贫农做老婆。闻着他们身上丰富的汗臭，你会幸福地认为自己又朝着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你认真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到处宣讲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兴奋地站在50万人的队伍里欢迎阿尔巴尼亚战友的到来，高呼‘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你为‘九大’确立林彪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欢呼雀跃，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了。你为‘十大’宣布林彪为头号坏蛋和卖国贼欢呼雀跃，说幸亏老人家明察秋毫粉碎了帝修反的罪恶阴谋。你为宣布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欢呼雀跃，说排除了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为宣布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定欢呼雀跃，说刘少奇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你老了，蜷缩在蜗居。你不愿上街，满街的小女人不再满足于露脖子、露胳膊、露小腿，她们肆无忌惮地露着背、露着脐、露着大腿。到处是美容院，为你美白皮肤、为你漂红乳晕、为你紧缩阴道甚至为你再造处女膜。你不想读报，离经叛道的文章满版皆是，而角落和中缝又全部是广告，宣布可以五分钟隆胸和一针治愈性病。你不敢看电视，冷不防就会有一个娇媚的女子抱着一个美男出现在煽情电视剧的缝隙里，坦荡地说‘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你心跳有时快有时慢，血压有时高有时低，你形容枯槁，你满眼茫然。” “这是个没有思想的傻瓜，我不同，我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她问。 “你原来要有思想的生活，早说呀！我给你举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做例子。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叫遇罗克，北京人；女的叫张志新，东北人。张志新可真漂亮，东方美人。他们爱读书爱思考，结果……” 我讲述了这两位思想家的悲惨结局。 她忍受不了这种恐怖，急忙说：“这三种生活方式我都不要，你们也不能强加给我，因为我出国了，甚至入了捷克籍。我也不叫汪如珍，我是瓦哈洛娃。” 我一笑，“你害怕了？” 如果没有1968年苏军侵捷、扼杀布拉格之春这件事的话，瓦哈洛娃的一生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 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底乌斯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马克思极为喜欢这句话，回答女儿的提问时，把它列入自己最喜爱的格言之列。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马克思这段著名的答女儿问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这句话指出，不管人达到怎样高的理性发展阶段，不管他是怎样杰出的人，他仍然是人，始终是人，因而必定带着人所固有的一切弱点。 当苏军的坦克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隆隆开进布拉格的时侯，当广大的学生、工人、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各个交通要道堵截军车的时候，当捷共第一书记、改革派领袖杜布切克及其战友被戴上手铐押往苏联的时候，当大批知识分子逃离捷克的时候，当青年学生“杨”在瓦茨拉夫广场用自焚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的时候，吴和权衡再三，选择了在政治上和新的捷共中央保持一致。 他当然受到了重用。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20年后，捷共成为东欧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理性的、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改变了一切。 吴和虽然没有受到严厉的追究，但他失去了原来的职位——他和瓦哈洛娃都成了靠领退休金过活的老人。 汪虹来了，我们的集装箱也接二连三地到了。那时瓦哈洛娃为我们另找了一处房子，三室一厅，离市中心很近，在布拉格三区。汪虹借助瓦哈洛娃的关系，找来了很多客户，那一阵子真是购销两旺，我们成天喜洋洋的。日子过得紧张、无序，但快乐。我们三个人各忙一摊儿，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出门奔波。每逢这时我就买一大串香蕉扔在车里，饿了就剥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余阳在厨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进行英语会话，我躺在客厅沙发里养神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刚吃了一半儿，甚至刚刚端上桌，电话来了，客户要货，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候，吃罢饭，喝过茶，如果有兴致的话就开车出去玩儿——去酒吧喝酒，去夜总会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诺试试运气，写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来得早，他们俩都不在。有些无聊，便去汪虹屋里想找本书看。随手翻开一本捷克语教材——她正在努力学捷语——见里面夹着一张写着中文的纸，原来是汪虹的姐夫写给她的便条。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国了，把账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卢德法时留下的20件砂洗衬衣我已经卖掉，是220克郎一件卖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润2400克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拿走1200克郎。 2，电话费单已到，共2870克郎。电话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们按55%对45%这样的比例分摊，你应该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应得利润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东来收房租，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 庭长一拍桌子：“胡说八道！这能算证据吗？我还说你根本就没往抽屉里放过钱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这样护着她？为什么？你说！” 来看热闹的人都捂着嘴笑，一位女审判员眼尖，看见那女人的坤包儿拉链儿上卡着一截儿工资条儿，便大声说：“哟，你的工资条儿卡在拉链儿上了。” 实际是给汪虹提个醒儿。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夺过坤包儿，拉开拉链儿。 正是汪虹的工资，一分不少。 从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过去的个人生活。在卫生局工作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也爱她。她怀孕了，小伙子却要结婚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局长的女儿。 那年她23岁。 她痛不欲生，但也无可奈何，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卫生局不能呆了——局长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礼，又正赶上公、检、法扩编，调进了法院。 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从哪儿把汪虹这件丢人事儿给打听出来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讲，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好在她还有个从未谋面的大姑。 她给大姑写了一封信。 1991年1月，她收到了大姑寄来的邀请书。她欣喜若狂，几年存下的郁闷污浊之气一朝尽吐。 在当时的中国，出国发展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那时办护照光有邀请书不行，还必须有单位证明。她去法院开证明，全院立刻轰动了。与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向她表示祝贺——连庭长也来了。 她成了院里的焦点人物。 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她告别送行的朋友，怀揣800美金，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从此天涯孤旅！ 那时苏联虽然还在，但已经危在旦夕。一个多月以前，苏联的部分共产党人为了挽救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理念，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严重不满，发动了著名的8。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接管国家政权。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叶利钦登高一呼，军民响应。不过三天，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回克里姆林宫。此君受了党内同志一惊，余悸犹存，立刻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继而叶利钦又宣布俄共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此时的苏联政局正是一片混乱，父母都为汪虹担心，劝她推迟行期，看看再说。但她执意不肯。年轻和勇气使她无所畏惧，她以为前程必定似锦，却未料只有荆棘丛生；她以为从此坦途通天，却未料崎岖坎坷，跋涉艰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她的包厢里还有三位旅伴：一位蓝姓北京姑娘，是要从莫斯科转道匈牙利的。她的男朋友在那边做生意，要她去助一臂之力。另两位是先生，一高一矮，高个儿姓李，矮个儿姓卢，供职于北京一家外贸公司，此番去莫斯科洽谈贸易。旅途寂寞，大家自然比平时亲切几分。车到二连浩特，彼此已经熟悉得如同朋友一般。 二连浩特是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距北京有一夜的车程。这是一个边陲小镇，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不仅全体旅客要在此查验护照签证，列车也要在此换车轮。汪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说火车还要换轱辘，新鲜得很。李先生见多识广，便给她讲起原委： 在19世纪40年代，有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到俄罗斯来访问。他建议沙皇政府修铁路时采用宽轨，并列举了一大堆宽轨的好处，预言全世界很快都会采用宽轨。还举了一个例子——人在喝醉酒时是并住腿站得稳还是叉开腿站得稳？ 俄罗斯盛产醉鬼，这个例子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以后的年代里，俄国人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初没有轻信这位美国工程师的话。 全世界都使用窄轨，只有俄国和蒙古——它实际上的附属国，铁路也是由俄国人修建的——使用宽轨。 汪虹把这个故事记到了本子上。 换轱辘需要两个小时，大家都下车到站台上散步。进入十月的内蒙古已经颇有点凉意了，汪虹穿着毛衣犹不觉暖，又披了一件风衣，先在站台上的售货亭里买了一张印有国门照片的明信片，坐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以膝为桌，匆匆写了几行字—— 爸爸、妈妈、姐姐： 我已到达边境小镇二连浩特，现在列车正在换轱辘——没听说过吧？过一会儿就要走出国门了，就是明信片上这个大门洞。 那边就是蒙古。 在国内总给家里添乱，总让你们操心，好在这回出国了，新生活已经在我面前展开，我会成功的。 汪虹 1991年10月2日 她看了一遍，把明信片扔进了邮筒。 列车再次开动，缓缓地驶出了国门。可是才开了十分八分，又停下了。看看外面，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老李告诉她，这里叫扎门乌德，是蒙古的一个小镇。蒙古的海关和边防检查站都设在这里。 果然，列车刚刚停稳，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便上了车。礼貌还说得过去，用蹩脚的英语问声好，然后就查验护照。可你把护照递给他，他并不看，眼珠子光盯着你的行李。当时这趟车上也有不少中国人带货——当然比不上随即到来的国际大贩运——又穷又贪的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已经开始尝到了甜头。但汪虹这个包厢没人带货，边检人员看看没油水可捞，便开口了，对汪虹说： “大大！” 汪虹不明白什么意思，还以为护照有问题呢。还是外贸人员见多识广，卢先生说：“孙子问你要泡泡糖呢！” 汪虹笑了，用英语说：“我没有口香糖。” “香烟。” 他见没有口香糖，又用标准的中文说出了“香烟”。怕汪虹听不懂，还把两根指头放在唇边，做吸烟状。 汪虹烦了，她无法想象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竟无耻到这种地步，刚想发作，卢先生递过来一包万宝路，那边检接过装进口袋，竖起大拇指，又是一句中文： “好朋友。” 拿着护照下车了。 汪虹说：“怎么都成叫花子了？” 大家就苦笑。 三分钟不到，那小子又上来了，发还盖好入境章的护照，倒麻利。又朝送他烟的卢先生笑笑，用大拇指比划打火的动作——这小子还想要个打火机！ 卢先生没辙儿，从衣袋里摸出个打火机递给他。 他接了打火机笑眯眯地刚想走，汪虹把他叫住了，用英语对他说：“你们当年真不该离开中国，中国什么都有。” 他耸耸肩，用英语回答：“这不是我的责任。” 走了。 与汪虹不久就会碰到的俄罗斯、罗马尼亚海关边检人员相比，这小子简直就是个道德君子。 列车很快启动，随即加速，辽阔的蒙古高原扑面而来。 第四章 心痛的感觉 与内蒙古相比，这里更空旷、更辽阔也更荒凉。在内蒙古境内你可以经常看到村落、炊烟、牛羊，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老李问汪虹：“你刚才对那小子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也听说这里以前是中国领土，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 汪虹说：“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被提起的国耻。”汪虹在大学里是历史课代表，这回轮到她娓娓道来了： 清朝初年的时候，朝廷为了便于管理，便把蒙古分为三部分，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漠南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漠北漠西就是这里。那时候，清政府在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派驻大臣，定期举行针对沙皇俄国的军事演习。因为从清初开始，沙俄就不断侵扰中国的蒙古地区。虽然1727年在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里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仍在策化分裂蒙古。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沙俄认为中国内乱，分裂蒙古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开始在蒙古培植亲俄势力，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古独立。到了年底的时候，在沙俄驻库伦总领事的亲自指挥下，外蒙古人开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并和沙俄签定了一系列条约。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内蒙古也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库伦伪政权签定的任何条约，坚持五族共和，反对分裂祖国。 转眼到了1913年，正是袁世凯卖国的高峰期。沙俄利用袁世凯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与其订立了《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在蒙古驻军、移民，相反，俄国却可以，而且规定蒙古事务由中俄协商解决。这个条约使中国空有“宗主”虚名，实际控制蒙古的仍然是沙俄。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宣布取消沙俄时代一切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治”的蒙古失去了靠山，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在库伦驻军。11月，中国政府发布政令：取消蒙古“自治”，并在库伦设立行政公署。 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深刻的影响了蒙古知识分子，以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积极寻求苏维埃俄国的支持，谋求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蒙古。列宁在接见过他们之后，出于意识形态的认同，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开始支持蒙古的分离运动。 1920年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从事民族分裂运动。他们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境内的敌人，即中央政府派驻官员、驻军及当地支持统一、反对分裂的人士。1921年3月，蒙古临时政府成立。6月，列宁即派遣红军进入蒙古，以武力支持蒙古独立。 1922年，苏俄正式给予蒙古外交承认。 1923年，苏赫巴特尔逝世。 1924年6月，乔巴山创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确立亲苏政策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为独立元年，改库伦为乌兰巴托，意思是红色英雄。 北洋政府十分恼怒，各界人士纷纷集会，要求政府出兵制止分裂。然而国力不张，自顾不暇。面对强大的苏俄，除了发表措词严厉但毫无效果的声明外，只能徒唤奈何。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反对。苏联政府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欺骗世界上其它主持正义的国家，在大规模驻军外蒙的同时，于1924年与中国政府签定《中苏协议》，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 1927年，蒋介石主政中国。苏联政府致电中国政府，要求承认外蒙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辞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分裂图谋，回归祖国。 1928年，中苏军队在外蒙发生激烈冲突。苏军不愿扩大事态，宣布撤出外蒙。此后，蒋介石先是忙于同共产党人的国内战争，继而抗日战争爆发，使他根本无力顾及蒙古事务。 1945年，英、美、苏举行雅尔塔会议。为了换取斯大林在击败希特勒德国后出兵中国对日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中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同意了苏联出兵的重要条件——维持蒙古现状。由于处处要依靠美国，蒋介石虽然一万个不满意，也只能接受现实。 日本战败后，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苏联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将军事控制线南移，在民族、经济和政治上煽动外蒙古人民的反华情绪，同时想方设法争取国际承认。蒋介石派出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在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即被斯大林召见。斯大林张口便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宋子文回答说中国再不能同意割让任何领土。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将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假若允许外蒙古独立，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是深深嵌入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原则问题，虽然老百姓知道目前还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宣布永远放弃中国对外蒙古地区的主权，老百姓绝不会拥护它。斯大林根本不听，他拿出英、美、苏三国元首签字的雅尔塔协议，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并指着地图对宋子文说：“一旦敌国利用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孤立。尽管中苏结盟立约，也不足以确保苏联的长远利益。只有独立并与苏联紧密结盟的蒙古存在，才能确保苏联的安全。中国除了承认外蒙古独立外别无选择！”蒋介石知道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后，急派熟悉苏联事务的蒋经国使苏协助宋子文，但毫无用处。为了换取斯大林不支持中共以及新疆和东北的领土完整，经过一番痛苦的考虑，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在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但为了面子好看，必须在蒙古举行由中央政府派员监督的全民公决后方可独立。宋子文不愿担这千载骂名，立马辞职返国。蒋介石只好再派王世杰赴苏继任，去签这个耻辱的字。 全民公决很快在外蒙古举行，全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外蒙古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的亲苏政策和维护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一致，同样接受了这个现实。 汪虹详细地介绍了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 又是一天一夜的奔驰，到了上午９点多钟，终于看到远处有一片房子。列车愈驶愈近，也愈驶愈慢，最后在一个向阳坡儿上停住了。 原来，这就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在我以后的漂泊生涯里，我去过许多国家的首都，象乌兰巴托这样简陋的首都可再也没见过。”汪虹评论说。 乌兰巴托是一个狭长的小城，在向阳坡儿下绵延。有些两三层的楼房，都很破旧。街道也窄窄的，行人稀疏，汽车也很少。 老李拿出照相机，要为汪虹拍照。汪虹想拍了也是白拍，就婉拒。哪知老李热情得很，一定要拍。汪虹不好拂人家美意，便以远处的乌兰巴托为背景拍了几张。老李还仔细记下了她在国内的地址，说一回国就给她寄去。汪虹一笑，并未上心。哪想到一个多月以后老李真把照片给寄到汪虹家里了，父母在灯下端详着女儿在国外的第一批照片，心里高兴着呢。 火车继续前行，傍晚时分抵达蒙古境内最后一个小镇达尔汗。从这里开出不久，列车再次停下，苏联海关和边检人员登车检查——原来已经进入苏联境内。 天亮了，列车抵达进入苏联后的第一个城市乌兰乌德。 乌兰乌德有三十万人口，城市就建在贝加尔湖畔。列车一开出乌兰乌德就沿着贝加尔湖边跑，虽然只是贝加尔湖一个小角，也从早晨跑过了中午。 “列车进入苏联，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大国，你才会懂得什么叫辽阔和富饶，以前你甚至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就拿贝加尔湖来说吧，那哪儿是湖呀，分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乘火车做穿越俄罗斯的旅行简直是一种极富魅力的享受！”汪虹赞不绝口。 地理书上对贝加尔湖以及周围这一大片神奇的土地有详细的介绍。贝加尔湖是全世界最大最深的淡水湖，最深处达到1620米。这里积存着俄国淡水资源的4/5，全世界淡水资源的1/5。湖水清澈冰冷，没有任何污染，据说15米以下的游鱼都清晰可辨。当年苏武即在此牧羊十九个寒暑，节操令后人钦佩。中国史书称此地为“北海”，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区，有人说“贝加尔”即是从“北海”叫来。也有人说“贝加尔”一词源于布里亚特蒙古语，意为“天然之海”。据地质学家分析，大约在2000多万年以前，这里发生过一次极为强烈的大地震。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突然塌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336条河千百万年来源源不断地注入盆地，而只有一条安加拉河从这里发源，向北汇入叶尼塞河。还有人说“贝加尔”这个名字出自当地的一个优美传说： 远古时有一个性格暴躁的大力士叫贝加尔，他的妻子早逝，与独生女儿安加拉相依为命。女儿长大了，到了怀春的年龄。她听到海鸥在赞美英勇的小伙子叶尼塞，便害起相思病来。但她的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反要女儿嫁给一个很丑的汉子。一天夜里，安加拉趁父亲酣睡，悄悄逃走。贝加尔醒来发现安加拉逃走，急忙追赶，并大声命令安加拉站住。安加拉根本不听，还是拼命跑。贝加尔大怒，双手举起一块巨石扔过去，拦住女儿去路。女儿无路可逃，悲伤流泪而死。父亲见女儿死去，痛悔万分，也离开了人世。远方的小伙子叶尼塞听海鸥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愿意再活下去，拔剑自刎了。后来，贝加尔变成了浩瀚的湖泊，安加拉则变成了发源于贝加尔的一条安加拉河，叶尼塞也变成了叶尼塞河，他们终于幸福地交汇了。 据说在贝加尔湖水出口处，现在仍能看到那块巨大的石头。 旅途寂寞又漫长，卢先生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苏联铁路的浪漫故事吧。有一位法国姑娘在北京学习汉语，她听说了有关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横跨欧亚两洲的铁路的许多有趣故事，正好她也要去莫斯科大学看望一个朋友，因此她决定利用暑假乘列车前往。但她不是坐我们这列车，也不是坐从满州里出境的那列——她嫌七天的旅程太短了。她选择了从海参崴到莫斯科，因为这条线路单程就需要十二天。 “她从北京飞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从那里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 “那条铁路比我们现在这条棒多了，全程9311公里。是100年前开始修的，从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同时开工，修了6年，碰头儿了。要说这老沙皇也是真有远见，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有万把俄国人，哈巴洛夫斯克也是万把人，就为这不到两万人，要修一条全世界最长的铁路！当然，老沙皇想的是控制东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就是‘控制东方’。 “咱们还说这法国姑娘。一上车，人没了。快两个月了，莫斯科的朋友没见她去，北京的学校也没见她来，开学好些天了，她的座位就那样空着。 “学校着急了，公安局着急了，法国驻华使馆也着急了——一个大活人怎么就没了？ “中国警方查全国所有口岸的出入境记录，只有出境没有入境。 “苏联警方查全国所有口岸的出入境记录，只有入境没有出境。 “三个月后，这傻妞儿乐滋滋地回来了。你猜怎么回事儿？列车还没走到伊尔库茨克她就爱上了一个列车员，到莫斯科就没下车，跟车又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三个月，都在车上过了。” 太浪漫了！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列车终于离开了贝加尔湖，向西驶入伊尔库茨克。老李告诉汪虹，除了伊尔库茨克以外，列车还要经过新库兹涅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秋明等大中城市，才算走出西伯利亚地区。车窗外到处是森林，森林中偶然闪现几幢造型别致的小别墅，但都好象没有人居住。老李说这是苏联人度假用的，每年八、九月是假期。除了假期，这些房子都没有人住。 望着车窗外无边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望着长满青草的黑油油的土地，汪虹的心突然疼了起来。她知道，从海参崴到哈巴洛夫斯克、到乌兰乌德、到伊尔库茨克、到新西伯利亚，这150多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茂密森林以及美丽浩翰的贝加尔湖，原本都属于她的祖国呵！ 她熟悉这段历史，那些耻辱的文字在她脑海里渐渐显现—— 1858年5月，中俄瑷珲条约签定。中国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割让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大片土地由中俄两国共管。 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签定。瑷珲条约中规定的由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割让俄国。 ………… 我们如枫叶般美丽的版图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她流泪了。 第五章 忧伤的莫斯科 七天七夜过去了，列车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莫斯科。老李和小卢关切地问汪虹有没有人来接？汪虹说有的，你们放心好了。问蓝小姐，她掏出张纸，说我要去这个地方，你们认识吗？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一个地址。李先生看了，说这是一家票务公司，你是去取往布达佩斯的车票吧？蓝小姐说就是就是。跟我们走就是了，老李说。于是他们互道珍重，两位先生带着蓝小姐匆匆走了。 汪虹拖着大箱子在站台上缓缓走着，由于长时间乘车的缘故，她感到似乎还在列车上，一切都在摇晃。有些头晕，她停住了脚步，闭上眼睛。 “请问你是汪虹小姐吗？”一个悦耳的男中音。 她睁开眼睛，一个瘦削的小伙子站在她面前。 “方磊？”她高兴地问。 小伙子点点头，“对，我是方磊。” 方磊是汪虹姐姐的同事，在明斯克公派留学。姐姐怕汪虹一个人在莫斯科出问题，便把汪虹的到达时间告诉了他，让他务必来接，还要负责安排汪虹的食宿。这不，他从明斯克专门赶到莫斯科来接汪虹。 “走吧，”方磊帮她拎起大箱子，“呵，还真重。你姐姐昨天还打电话来，让我好好照顾你。” “太谢谢你了。”汪虹踏实了，跟着他走出车站。 方磊俄语很棒，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哇啦哇啦说了一顿。司机帮他把大箱子装到后备箱里，然后请他们上车。也就十几分钟，汽车在一幢公寓楼前停下了。 方磊拖着箱子带她走进电梯，按了十层的键。他对汪虹说：“是我同学的房子，他正好去敖德萨了，一个星期才回来了，我就把钥匙要了来。” 话音刚落，电梯门开了。方磊掏出钥匙，打开门，把箱子放进壁柜里，对汪虹说：“坐吧，跟你的家一样。” 这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厅里有两只单人沙发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卧室是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别无他物。卫生间很不错，既有浴缸又有淋浴。汪虹打开水龙头，竟然有热水！她把这个发现惊喜地告诉方磊，方磊笑了，“24小时都有热水，家家都一样——包括农民。你去洗个澡吧，七天七夜了。我去厨房随便弄点吃的，先凑合吃点。” 汪虹躺在浴缸里，身心松弛极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听到方磊在喊她了，才慌忙跳出浴缸，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走了出来。 方磊已经把饭弄好了——面包片夹煎鸡蛋，外带一人一大杯果汁。 吃过饭，方磊问汪虹：“出去玩儿还是在家休息？” “当然出去玩儿了，在家呆着多没劲呀！”她年轻，而且乘火车也没有什么时差的感觉。 她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天，第一个感觉就是莫斯科太大了。马路是那样的宽阔，建筑是那样的宏伟，尤其是它的地铁，据说是30年代修建的，可恐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地铁能和它相比。如同迷宫一样，层层叠叠，纵横交错，显示着当年的大国气派。 他们首先来到克里姆林宫。俄国的首都原本在列宁格勒，即以前的圣彼得堡和现在的圣彼得堡。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决定迁都莫斯科。方磊告诉汪虹，当时列宁曾经提出了三个办公地点供选择，是斯维尔德洛夫选中了克里姆林宫。于是，人们迅速拆除了宫中及周围沙皇和臣子们的纪念碑。方磊对莫斯科非常熟悉，他指着著名的“共产主义先驱者”纪念碑说：“这座方尖碑其实是为了纪念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国三百周年而建立的，没有拆，改了个名儿。”在“苏联宪法碑”前，方磊告诉汪虹，这里原来是一座塑像，一位沙俄将军的塑像。 红场和列宁墓是一定要去的。红场很小，出乎看惯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的想象。然而，红场虽小，却是莫斯科以及俄国乃至整个苏联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十月革命胜利后，每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五一国际劳动节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卫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依然在这里阅兵。与以往不同的是，受阅部队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又在这里检阅自己的威武之师。受阅部队都是从前线归来的浴血将士，他们列队走过红场时，突然把从前线带回的战利品——几百面法西斯德国的军旗扔在列宁墓前。 谁能忘记热血沸腾的岁月？ 列宁墓就在克里姆林宫墙正中的前面。1924年1月27日，装有列宁遗体的水晶棺安放于此。当时陵墓为木结构，1930年用花岗岩和大理石重建，以后又进行了多次局部修葺。 方磊带汪虹排队进入，一代伟人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列宁墓前的两名卫兵，他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昂首挺胸，如塑像一般纹丝不动。尤其是换岗时，高大魁梧的卫兵持枪正步行进，威风凛凛，引来万众争睹风彩，堪称红场一景。 从红场出来，他们又在美丽的莫斯科河畔流连。方磊指着不远处宏伟的苏维埃宫说，这里原来是非常著名的救世主大教堂，十月革命胜利后被强令拆除。先是建了一座第三国际书记处办公大楼，后来又改建为苏维埃宫。列宁墓和苏维埃宫是苏联意识形态在建筑学上的标尺，市中心的所有广场和建筑物都以此为模板。他们还去了位于市中心的莫斯科大学，这又是一座气魄恢弘的建筑物。以莫斯科大学主楼为中心，六座建筑簇拥在其周围，个个都不同凡响。方磊介绍说，这七座建筑物的出现是极其偶然的，当时纽约开始修建联合国大楼，杜鲁门总统亲临致词并为之奠基。处处都要与美帝国主义争高低的斯大林岂能让杜鲁门出了风头？这项莫斯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造楼工程便在50年代全面铺开。 在市政厅大楼前的莫斯科河桥上，方磊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令全世界震惊的“8。19”事件。当时他正好在莫斯科，目睹了这一改写苏联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方磊告诉她，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大胆地进行政治改革，实行了同西方一样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是经济上却一塌糊涂，卢布大幅度贬值，商品奇缺，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的几位老同志，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以及内务部长普戈等八人，组成了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痛陈利害，宣布接管政权。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黑海之滨休假，随即被软禁在那里。 政权易手。 按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权倾一时的重量级人物，手里握有兵权，还可以指挥国家安全部队，可事情偏偏就没有成。 苏联人民已经不喜欢苏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方磊说，我们听到政变的消息急忙赶到红场东北的练马广场，在路上就看到有坦克隆隆驶过，一打听，原来是国防部长亚佐夫调动军队正在包围叶利钦踞守的议会大楼。诺，就是这座大楼，俄国议会就在这里，老百姓也称这里为“白宫”。这时，广播车里已经播出了叶利钦站在议会大楼前的坦克上发表的“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的告人民书，号召人民起来保卫议会大楼。我们又往议会大楼跑，路上看见老百姓在包围坦克，不让它前进。有一位军官跳上坦克对群众说：“我们是奉命来维持首都秩序的，绝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红军永远不会向人民开枪！” 老百姓热烈鼓掌。 等我们赶到这里，已经到处都是用街心花园的长椅、铁栏干、混凝土块和卡车筑起的街垒。虽然不断有莫斯科市民加入到保卫议会大楼的队伍里，但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包围和占领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部门，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局面。 这是“8。19”当天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叶利钦马上就会完蛋。 然而，事情在第二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早晨，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又赶往议会大楼。在人的一生中，并不是都能碰到这样的大事件，可不能错过。 一上桥，发现事情不对了：大桥已经被电车和混凝土块筑成的街垒堵死，车辆不能通行。而且，街垒前是七辆坦克车，坦克炮朝外，不像是在攻打议会大楼，倒像是在保卫议会大楼。更奇怪的是，坦克车上插着的不是镰刀斧头旗，而是白蓝红三色旗——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旗呢。我们问坦克上的苏军小伙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们已经倒戈，现在在保卫叶利钦。 我们吃了一惊，赶紧过桥来到议会大楼前，看见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一律炮口朝外，许多炮口里还插着鲜花。坦克上还坐着一些莫斯科姑娘，她们都是自发来保卫议会大楼的。看来她们是在坦克上呆了一夜，因为每个人都披着军大衣。她们和士兵们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融洽得很。很多市民送来香烟和啤酒慰问士兵，他们也来者不拒。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一位姑娘从坦克上跳下来对我们说：“从昨天夜里开始，包围议会大楼的坦克陆续倒戈，现在已经全部与人民站在一起。” 三天后，政变彻底失败。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 汪虹问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找出一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苏共党内既得利益阶层的发难。 她茫然地望着我。 我告诉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的时候都感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日趋强盛，生机勃勃。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无一例外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全面改革。邓小平视察深圳股票交易所时有过一番谈话，他说也可以试着搞一下股票交易所，有问题关掉就是了，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这句话很有意思。局部的改革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局部的改革，所谓的“双轨制”便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出现。正是这种状况，给了“政权在我们手里”的各级官员进行贪污受贿的一个历史性机会。当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党政官员贪饱了捞足了以后，如何使自己贪污的国有财产合法化，便成了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首要任务。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两个字——变天。 “中国也会是这样吗？”她怯怯地问。 我笑了，说：“不是有句老话吗？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该子，不具备政治思维的能力。 第二天晚上，她与方磊在站台上告别，登上了经基辅到布拉格的国际列车。 第六章 大姑一家 又是两夜两天的奔驰，列车终于抵达了汪虹此行的终点布拉格。 她一下火车便看到了高举着写着她中文名字木牌的三个人：两女一男。她知道，这就是她从未谋面的大姑一家人。她拖着箱子跑过去，大姑微笑着张开臂膀。她略一迟疑，她还不习惯这样的礼节，但她还是投入了大姑的怀抱。 “这是你大姑夫。”大姑介绍身边高大的老洋人。 继续拥抱。 “这是你妹妹。”大姑介绍身边美丽的混血女郎。 又是一番拥抱。 “回家。”大姑夫是标准的普通话。 “姐姐，我来帮你拿箱子。”妹妹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天哪！你们都会说中文？”汪虹又高兴又吃惊。 “有什么感觉？”妹妹调皮地问。 “如果闭上眼睛，就像是从天津到了北京。”汪虹说。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瓦哈洛娃的家在布拉格四区的一座公寓楼里。有两个卧室另加一个很大的厨房和同样很大的客厅。虽不算很宽敞，但干净明亮。墙上还挂着一些中国字画，让汪虹感到十分亲切。汪虹住进了表妹的房间，表妹搬到了客厅。汪虹有些不好意思，表妹却说没关系，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住。表妹的中文名字叫小丽丽，她健康活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标准小美人。想想看，爸爸妈妈都漂亮得没法说，而她又集中了父母全部的优点。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脸儿像妈妈，俊美的鹅蛋形；鼻梁却像爸爸，高且直；1。78米的个子；一双让大部分中国女人羡慕死的长腿；中国美女的婀娜细腰；欧洲女性的丰满乳房……简直无可挑剔。 我曾经问过她，你喜欢你这一头长长的黑发吗？她说太喜欢了，女同学们都要妒忌死了！ 我苦笑。我想起中国满大街那些把黑发染黄的时尚女孩儿。 小丽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法律，这是一所在欧洲极具盛名的大学，就像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一样。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查理大学也刚刚庆贺过自己的650岁生日。她会说中文，却不认识多少字儿。汪虹想教她，她偏偏不想学，说一写汉字就头疼，写出来也缺胳膊少腿儿的，连爸爸也不认识，说她是一不留神写出了日文。 虽然是第一次见大姑，但汪虹并不感到拘谨。瓦哈洛娃爱说爱笑，活泼爽朗，三分钟不到已经跟你熟得没样了，汪虹从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大姑夫言语不多，但永远面带微笑。 汪虹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丽丽要去上学，说顺便带汪虹去老城广场玩儿。大姑给了汪虹200克郎，她们兴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广场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观，与著名的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齐名。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领袖杨·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于此。广场北侧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献给圣母玛丽亚的教堂，名字叫“我们的女士”。广场周围酒吧林立，酒旗翻飞。广场上游人如织，卖各种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贩穿梭其间，十分热闹。这里的小贩颇有意思：他们并不摆摊儿设点儿，只是从脖子上吊一个大木盘在胸前，木盘里摆着各色杂物。木盘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只脚的脚面上以减轻脖子的负重。原来这里的商业法规有明白的规定，摆摊儿设点儿即为占地营业，除了要申领有关执照外还须交费。而脖子上吊个托盘叫卖则不算占地，不须领取执照当然也用不着交费。但有一条，减轻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脚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占地，必须交费。 广场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儿的大教堂，许多游人聚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下面，等待一小时一次的教堂钟声。钟楼壁上有四个塑像，钟声一响便一齐动弹起来。有一个持镜修士，是看你前生来世的；有一个背钱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财管账的；有一个弹琴歌唱的行吟诗人，是主你七情六欲的；还有一个骷髅，是专司你寿命长短的。钟楼上还有扇窗子，平时紧闭，只要钟声一响便自动开启，一个个狰狞的鬼脸儿像走马灯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现。稍顷，雄鸡一唱，黎明将至，钟声停息，窗子紧闭，鬼怪遁于无形，塑像也归于安静。 小丽丽要去上学了，让她别乱跑，又把回家的地铁站名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她，然后走了。望着小丽丽渐渐远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种身处异国的孤寂。那时的布拉格不比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东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国人，语言一点也听不懂，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走远，怕迷路，只能到附近的商店里转转。中午了，她用大姑给的零钱买了一个面包夹红肠，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默默地吃。 不知为什么？她流泪了。 瓦哈洛娃是个不泯亲情的人。 好多华人一到国外就忘了家乡故旧，但她不。她了解国内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穷亲戚——虽然那时她也不富裕。汪虹对我说过，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家里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从布拉格寄来的奶油饼干。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能帮助汪虹一家摆脱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 国内亲戚只要愿意出来，她都会积极去办。在办出汪虹之前，她已经办出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汪虹的小姑一家三口，办出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汪虹的表哥夫妻二人，并且都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送到了奥地利。办出汪虹以后，又办出了她的侄女婿也就是汪虹的姐夫李昌盛。汪虹对我讲过她们家这支远征军的战况，让你从心里感到瓦哈洛娃及其夫君真是一对儿厚道人。 先说她那小姑一家三口。 小姑是个医生，小姑夫却是个工人。这段姻缘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小姑出身不好，又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属于改造对象。整怕了，既然文化越多越反动，她就嫁了个没什么文化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跟躺在红色保险箱里睡觉一样安全？——小姑这样认为。 可是这位工人阶级和银幕上的工人阶级完全是两个样子——整个儿一好吃懒做长年泡病号的主儿。什么苦都吃不了，丁点儿罪都不能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但是有一条好：思想活泛。刚刚打倒四人帮，他就动了出国的念头，绝对是领风气之先。一家三口——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布拉格姐姐家一住就是一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姐姐伺侯着，连妹夫的香烟都得姐姐去买。说实在，那时瓦哈洛娃真不富裕——她发财是后来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吴和是个厚道人呢？别说外国了，就咱们中国，有亲戚全家搬你那儿一住一年的吗？ 好容易疏通关系送到了奥地利，工作也给找上了，可那妹夫嫌工作不理想，太累。工作是不理想：刷碗。可你还能干啥呀？那是奥地利，没地儿派你去当工宣队员，也没人承认你和你那阶级能领导一切，奥地利政府缺不缺领导人还不知道，就是缺，目前也轮不到你——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呀！ 但他就是不明白。 干了一个月，死活不干了，要回国。 小姑劝他再坚持一下，他梗着脖子说不。 小姑提醒他：“回去咱可挣不来钱啊？” 他倒明白：“回去是挣不来钱，可咱还不受累呢！” 没辙儿了，一家三口儿飞回北京。 “没出息劲儿大发了。”汪虹这样评价她的小姑夫。 “现在后悔吗？”我问。 “肠子悔青好几回了！”汪虹说。“那时中国人出来的特少，70年代末嘛。办身份相对要容易得多，入籍也不难。奥地利是高福利国家，只要你有了永久居留身份，失业在家钱也够花。他们回去没几年，出国潮就开始了。又想出来，这回我大姑是说什么也不给发邀请了，一次折腾怕了。头几年小姑夫肾坏了，在北京换的肾，二十多万，正赶上改革公费医疗，公家给报了不少，自己也掏了许多。要是在欧洲，国家全包了，一分也不用自己掏。” 汪虹的表哥两口子倒是坚持了下来。 表哥叫汪卫，原先在徐州工作。有一年他偕太太来布拉格玩儿，我见过一次。那时汪卫已经拿到了奥地利永久居留，享受奥地利人可以享受的一切福利。他和太太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里打工，汪卫做厨房，太太跑堂。维也纳的中餐馆太多，生意也不好，竞争非常激烈。一没客人老板娘就拉着脸，看谁都不顺眼。汪太太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有点没心没肺。再说了，打工的管不着老板生意好坏，没客人更清闲——无非小费拿不上呗。经常一边擦桌子一边唱歌，也怪了，她既不唱邓丽君也不唱李谷一，什么歌曲革命她唱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这简直就是给老板娘上眼药，老板娘听烦了，就喊：“喂喂喂拜托你啦，有没有搞错呀？社会主义那么好怎么跑到资本主义来了？” 她做个鬼脸儿，没事儿一样。 老板娘也笑了。 汪卫就苦多了。厨房在地下室，宿舍也在地下室。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下班就睡觉，睁眼就上班，从来见不到太阳。天长日久，养成了一种毛病——对太阳过敏，一见太阳就头晕。 可人家坚持下来了，如今在维也纳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正儿巴经地做起了老板。 汪虹来了一年多，大姑又把她姐夫李昌盛给办出来了。 这李昌盛在国内是学计算机的，听说国外好，也要跑出来开眼赚钱，就给大姑写来了信。大姑二话没说，把邀请发到国内。那时候签证相对容易一些，再加上是瓦哈洛娃的邀请，大使是她的同学，领事是她的学生，没有签不了的。那时吴和赋闲在家，正在编一本捷汉词典以消磨时光。他需要一些中文软件，欧洲买不到，便托李昌盛带来。李昌盛是个颇会来事儿的人，不仅带来了各式中文软件——当然都是盗版的——而且还给他这洋姑夫带来了一台旧计算机。 吴和喜笑颜开。 那时汪虹已经不在瓦哈洛娃家住了。 瓦哈洛娃在布拉格四区给她找了个小房子，一室一厅，浴室厨房都齐全。地理位置特好：距超市、地铁站、巴士站、医院、邮局都不超过一百米。而且租金便宜，一个月才六千克郎。姐夫来了就住在这儿，他睡卧室汪虹睡客厅，两人说好了分担全部费用。 瓦哈洛娃先给李昌盛在捷克的一家计算机公司找了个工作，但工资太低，挣不到钱。便又送他去德国碰运气——并不是随便一个中国人都能得到德国签证的，实际情况是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的门卫就根本不准许中国人进门。 又是瓦哈洛娃出了大力。 去德国之前，吴和邀请李昌盛和汪虹在一个周末同他们一起去乡间别墅度假。他俩儿正没事儿，便欣然前往。所谓乡间别墅其实也就是山沟里密林深处的一幢木头房子，是吴和的父亲留下来的，吴和又进行了修缮。空气清新，风景绝美。瓦哈洛娃说希特勒占领捷克期间，德国鬼子都没有发现这所房子。 吴和在使用李昌盛带来的中文软件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他弄不明白，想趁这个机会请教。可李昌盛只是在花园里闲逛，对跟在后面不断提出问题的吴和是顾左右而言他。汪虹很不高兴，但李昌盛悄悄地用纯粹的天津方言对她说： “你知道嘛？介都不明白？该拿一把就得拿一把。” 李昌盛去了德国以后果然碰到了好运气：瓦哈洛娃在汉堡有一个开餐馆的中国朋友，她让李昌盛去找他帮助找工作，还亲自给他打了电话，要他安排李昌盛的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都没问题，就是工作不好找。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头绪。 正在这时，从柏林来了国内一个公派团组，经朋友介绍到餐馆老板这里。这是南京来的一个团，团长姓田，是南京一个区计委的头头，怀揣大笔美金要来德国创业的，考察了一溜够儿，结论是正经行业都无从置喙。正没方向呢，在这里遇见了李昌盛。 李昌盛敏锐地认识到机会来了——蒙住一个公派公司等于把钱柜搬家里了。他开始向老田介绍在布拉格发展的种种好处，特别是他大姑在当地是如何有势力，如何神通广大，有多少部长议员是朋友……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一顿胡侃，把老田当场拿下。 其实，老田也不想就此回国——回去怎么蒙国家的钱呢？可是如果不回去，必须要有一个过硬的理由。这些日子他苦思冥想天天犯愁就为这个理由。如今这个理由找到了—— 瓦哈洛娃！ 还有比这更过硬的理由吗？ 老田用生花妙笔向国内报告了他欧洲之行的重大收获，介绍了瓦哈洛娃女士在捷克共和国的重要地位，描绘了以捷克为根据地，逐渐向西欧发展的美好前景。 国内毫不犹豫地指示他迅速前往布拉格注册公司，并为即将问世的公司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大捷公司。 李昌盛心下欢喜，又问：“那要不要先在布拉格租个房子？那边不比这边，房子可难租了。需要的话，我马上打电话让我大姑帮你租。” 老田花的是共产党的钱，痛快极了，说这事儿还用问？快租。 李昌盛上街绕了一圈儿，回来说刚跟大姑通了电话，房子解决了。 原来就是汪虹和李昌盛住的那间公寓，就此由老田交房租了。 本来老田说还要在汉堡呆上一段日子的——红灯区和卡西诺都还没有去够。可不知抽着了哪根筋，突然就决定前往布拉格。 李昌盛慌了，急忙给汪虹打电话，让她立即搬出那间屋子——如果让老田发现这里原来有人住就坏了，他怎么会替别人掏房钱？ 那时汪虹刚从荷比卢德法回来，气儿还没喘匀呢，拎着细软仓惶而去。 瓦哈洛娃跟我们在一起时非常随便，大家嘻嘻哈哈也不分长幼尊卑。她太多地领教了她这位侄女婿的小气，经常当着他的面和我取笑他，说她给他起了两个“爱称”，一个叫“铁公鸡”，一毛不拔，吝啬极了；一个叫“小算盘”，工于心计，太能计算了。瓦哈洛娃还举证说，所有认识李昌盛的人她都问过，他没请过任何一个朋友哪怕喝一杯咖啡呢。那李昌盛也不恼，嘻嘻笑着，而且也不反驳不争辩，就跟不是说他似的。 我对瓦哈洛娃说：“您别恼，哪天他再跟您算计，我打得他满地捡算盘珠子！” 瓦哈洛娃拍手大笑。 老田很快来到了布拉格，他的“大捷公司”也由瓦哈洛娃一手操办注册成功，李昌盛便成了他的专职司机。大捷公司的第一桩生意便是由瓦哈洛娃牵线买下了位于布拉格四区的一片土地，买地过程中的所有事务均由瓦哈洛娃负责办理，其结果之一是瓦哈洛娃和李昌盛每人从地价款上赚了一万美元。 当初说这块地可以盖楼，后来又说不可以了，折腾了几年，老田也懒得管了。所有的生意都赔得一塌糊涂，还在乎一块土地？老田也懒得管了，任它荒着。天天出了妓院就进赌场，寻花问柳，夜夜笙歌。 到后来国内派来了纪检人员，要老田卖了地回国。老田无奈，请上翻译去了有关部门。人家查了几遍土地买卖文件，说你们要卖什么地？根本没有你们的地呀？ 纪检人员眼睛像刀子一样扎向老田，他浑身冒汗，语无伦次地说，怎么没有？我付的钱嘛！就在四区那个医院对面嘛，是瓦哈洛娃来办的手续嘛。 翻译说了地方又说了瓦哈洛娃的名字，人家又查了一遍，说有，但不是你的，地主是瓦哈洛娃。价格也弄清了，老田多付了两万美元。 纪检人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又是一头汗，说我怎么知道，买地的发票你们也看过了，我怎么知道会和这里的价格差那么多。 这是结果之二。 那时李昌盛早已回国，正在办理去美国的手续。老田只好去找瓦哈洛娃，把事情一说，瓦哈洛娃笑了，说我早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吧，明天一早去律师楼办产权转移手续。 老田连声道谢，那两万美元的事连提都不敢提。这瓦哈洛娃还真是不错，她要是不认账，谁都没一点办法。 第二天到了律师楼，律师说按照捷克共和国的法律，只能以两种方式转移产权。第一种方式是我给你们做一份买卖文书，但你们必须缴纳交易税；第二种方式是我给你们做一份赠予文书，但你们必须缴纳赠予税。 都得交钱。 瓦哈洛娃看看老田。 老田看看纪检人员。 纪检人员问：“哪个税轻一点呢？” 答复是赠予税略轻一点。 于是就办了赠予文书：瓦哈洛娃女士赠予大捷公司土地一块，大捷公司接受了这一赠予，等等等等。 大捷公司大败于捷克。 老田回国系狱受审。 当然，这是后话。 第七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汪虹已经在大姑家住了一个多月了，她心里很烦，也想家，半夜经常偷偷哭。总这么呆着也不是个事儿呀，大姑说：“要不我给你留意找个事儿做？”汪虹说好。 瓦哈洛娃从此就把这事儿放心上了。 当年她嫁到捷克来的时候，是想着守一辈子清贫的。谁承想已经暮年了，世界却突然发生了沧桑巨变。先甭管变好变坏，就说一下子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么些个黄皮肤同胞出现在她面前，就足够她没事儿偷着乐了。 这不仅是同胞，还是钱呐！是祖国看她在遥远的波希米亚日子过得太清苦，专门给她送钱来了。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来了就不想走，不想走就得租房子，就得注册公司，就得申请绿卡，就得去律师楼去警察局去政府各个有关部门。 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 瓦哈洛娃有语言。 此类服务的价格如下—— 单纯翻译：一小时300克郎。需要说明的是，要从与你见面起记时。假如你和翻译约好在马屁股下面见面，然后再去警察局或律师楼或客户公司或房东家，一律从翻译和你见面的第一分钟起记时，而不是按实际翻译的时间。 注册公司：800——1200美元。这里的伸缩主要看你和律师的关系，律师收费并不高，律师也没有一个懂中文的，全凭翻译介绍生意。 介绍住房：收取一个月房租为介绍费。 乍一看，也许钱并不算多。可你必须知道，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入布拉格。而早年像瓦哈洛娃一样远嫁捷克的中国人只有17位，包括已经去世的和中风在床的。 这仅仅是赚钱的部分途径。 赚钱的另一个途径是担任中国公司的法人。 根据捷克政府的有关规定，公司法人必须由捷克公民或捷克绿卡持有者担任。可一开始谁有绿卡呀？只能请瓦哈洛娃这样的人——酬金就另说了。 我知道瓦哈洛娃至少担任过两个中国公司的法人。 第一个公司是一北京烂仔开的，他骗了国内外贸公司一大批货柜，请瓦哈洛娃当他的公司法人。不谈酬金，只说给她30%的股份。 瓦哈洛娃可喜坏了，要知道，股份协议是在律师楼签字并记录在公司文件里的，具有法律效力。她信这个，美滋滋地来跟我叙述，一脸得意，好像钱已经进了腰包似的。 没几个月，她不安起来，对我说，那小子总说赔钱了，这样下来，到年底我一分钱拿不上不说，是不是还得按30%的股份往里贴钱呀？ 我说你以为呢？权利和责任都是一致的。 又过了几天，她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不好了不好了，昨天警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这个公司的法人？我说是。警察说这个公司涉嫌偷税漏税，有大问题。还说他们是中国人，到时候一拍屁股走了。你可是捷克人，你哪儿也走不了，我们就找你。你说这事儿弄的，我得赶紧去找他，把法人更换了。当初他没绿卡，现在早有了，不换不行，你开车带我去吧。 我说去哪儿找呀？ 她说不在赌场就在妓院，你就开车跟我走吧。 果然，在赌场里找到了已经36个小时没下战场的北京烂仔，硬拖到律师楼，把法人更换了。 瓦哈洛娃这才松了一口气，再也不惦着她那30%的股份了。 第二个公司是个上海人开的。要说给这家公司做法人，完全是为了汪虹。 这家公司的真正老板在上海，是一家颇具实力的私营企业董事长。在这里具体负责的是一位姓曹的先生，小小的个子，精明得很。 瓦哈洛娃吃那北京人一吓之后，曾发誓再不给任何同胞的公司做法人了——给多少钱也不干。但她看这家公司实力比较雄厚，而这位上海人曹先生也是个正正规规的生意人，既不赌，又不嫖。所以，当曹先生提出请瓦哈洛娃做法人以便公司尽快注册时，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在你们获得绿卡的第一时间更换法人。 这正是曹先生求之不得的。 然后便商量酬金。瓦哈洛娃说我一分钱不要，纯粹帮忙。曹先生便说那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瓦哈洛娃也真为这家公司出了大力。 首先是节省费用。她除了不要担任法人的酬金以外，还一概取消了自己的翻译费、房屋介绍费，还把注册公司的律师费压到最低。 其次是为他们介绍客户。所有重要的客户她都首先介绍到这里，让他们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一有新货到达，马上通知前来看货。由于瓦哈洛娃的关系，双方都信得过，成交了不少生意。 再就是为他们排忧解难。诸如汽车相撞，房东找茬儿，警察罚款……一应杂事全部由她摆平。有一次他们空运的货物因手续不全被布拉格机场海关扣押，他们交涉了几天毫无效果，海关非要以走私论处，没收了货物还要罚款。瓦哈洛娃去了，一通捷语讲下来，海关负责人把她送到门外握手告别。 货物全部放行。 仅这一项，就避免了几万美元的损失。 瓦哈洛娃之所以这样卖力是存了私心的，这私心就是想介绍汪虹到这里来打工。她细数了自己为这家公司立下的汗马功劳，觉着也差不多了，便向曹先生开了口：“曹先生，我有个侄女从国内出来一个多月了，想到你这儿打份工，你看行吗？” 曹先生眼珠子转一转，笑着说：“这样好不好？叫她来好了，吃住都没有问题，平时帮忙理理货什么的，工资嘛，就不要发了。我把货给她个最低价，你帮她找找客户，她来拼拼缝蛮好的，蛮好的。” 瓦哈洛娃说好吧，那我就带她来了。心里却恨得痒痒：怪不得都说上海人精明，真是一点也不假。 汪虹来了。 曹先生给汪虹分配的第一件工作是整理空运来的法兰绒衬衣。都是压仓货，皱皱巴巴，做工也非常粗，到处是线头。汪虹的任务就是把每件衬衣的线头都摘干净，然后再熨一遍，叠好装进塑料袋。干了一上午，汪虹头晕眼花加上索然无味，就歇下来喝杯水。正赶上曹先生从外面回来，见汪虹一上午才整理出十几件，笑着说汪小姐你这样吃不了苦可不行呀，我们的老板娘腰缠万贯，可论干活儿吃苦谁也比不上。人家为什么有钱？能吃苦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汪虹赶紧放下水杯，又去摘线头了。 过了两天，曹先生让汪虹陪他去趟匈牙利，怕过关麻烦——他没有语言呀。汪虹也乐得不摘线头出去玩儿，欢欢喜喜上了路。 那时布拉格的中国人还不多，到了布达佩斯一看，好家伙，碰头碰脸的尽是中国人。他们在一个叫欧亚俱乐部的旅馆住下，老板也是上海人，跟曹先生叽叽呱呱说得热闹。这里住的全部都是中国人，国内的服务什么按摩、卡拉OK应有尽有，包括色情服务。曹先生一头扎进各个市场看货，汪虹则一个人上街看景儿。 第二天，他们返回布拉格。 根据匈牙利市场情况，曹先生立即致电老板：迅即空运大批砂洗衬衣过来，同时安排集装箱海运。 砂洗衬衣很快运来了，与砂洗衬衣一起来的还有老板娘。 老板娘名字叫李新玉，可他们谁也不叫她名字，都喊老板娘，汪虹也就跟着喊。这是个漂亮的中年妇女，四十岁出头。性格爽朗极了，快人快语，到处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她和老公是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携手下海，几年功夫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她待人和气宽厚，汪虹说你性格顶像北方人了，你祖籍一定不是上海。 老板娘笑着说你错了，阿拉祖祖辈辈都是上海人。 最让汪虹喜欢的是老板娘那一手厨艺绝活儿。她至今仍赞不绝口，说在国内都没吃过那么地道的上海本帮菜。 老板娘来了，以前安静的HOUSE立刻热闹起来。她是个好客的人，虽然初到布拉格，朋友却愈来愈多。先来的是上海同乡，后继的则五湖四海。汪虹不喜交际也不善言谈，每逢高朋满座纵论天下时，她就在一旁静静地听。 留给她深刻印象的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杨奈，一个叫赵清。虽然仅仅是萍水相逢便各奔前程，但她至今清晰地记着她们的一颦一笑。 杨奈是一位上海女子。汪虹自己也觉着怪——都说上海人精明小气，可她遇到的尽是些豪爽大方甚至有点傻的上海巾帼。老板娘是一个，这杨奈又是一个。 老板娘一到布拉格便认识了一个上海同乡赵祥明，此人是从南非来布拉格发展的，生意做得不错。 杨奈是他的情儿。 赵祥明和杨奈已经不年轻了，当时大约都在三十多岁的样子。杨奈漂亮端庄，一头齐耳的短发，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皮肤白嫩，说二十岁也有人信。 她经常到老板娘这里来吃饭，起初是和赵祥明一块儿来，但后来就是她自己来。她一来就和老板娘讲起吴侬软语的上海话，汪虹一句也听不懂，只能从她们紧蹙的眉尖和一脸的笑意来分辨诉说的是忧愁还是快乐。 老板娘告诉汪虹，赵祥明在国内是有老婆的。虽然跟杨奈相好了多年，甚至为了在一起而双双从上海来到南非又来到布拉格，但赵祥明就是不离婚，不给杨奈一个妻子的名份。 杨奈也毫无办法。 杨奈是一个能干的女人，赵祥明在布拉格的生意全靠她打理。这个人也怪了，跟谁都慢声细语，有说有笑，性格好极了，就是和赵祥明总吵架。一吵架她就往老板娘这儿跑，向她诉说委曲。老板娘则劝她万事随缘，不要生气，然后就去给赵祥明打电话，令他来接。 赵祥明一到，老板娘就先说他一顿不是，要他好好珍惜杨奈。汪虹今生今世忘不了老板娘说赵祥明的一句话：今生一照面，要前世多少香火缘呀？还不珍惜？ 不像是个生意人，倒像是个佛教徒。 然后就摆桌子打麻将。汪虹认定上海人是天下最爱打麻将的人，而且麻将有奇特的功效，不论有多大的矛盾，不论是朋友仇雠，都可以在麻将桌上借纵横捭阖风云际会之兴，一点一点地增进友谊，化解恩怨。 她认为极需教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打麻将。 然而这佛学禅理虽然把汪虹说得玩味不止，对杨奈和赵祥明却不管用。他们更加频繁地吵嘴打架，杨奈经常哭得泪人儿一般跑到老板娘这儿，有时就干脆住下了。 甚至连麻将也不打了！ 老板娘不再讲佛，只是叹气。 有一天晚上，杨奈又来了，见了老板娘就哭。老板娘好言相劝，刚把泪止住，赵祥明又追了来，要杨奈跟他回去。杨奈坚决不走，老板娘便说不走就都别走了，天不早了，你们睡吧。 各自回房。 不大一会儿，听得杨奈屋里起了争执。开头儿声音还小，有所顾忌，很快就向剧烈方向演变，紧接着便听到开门声、尖叫声以及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急促脚步声。待汪虹和老板娘出门看时，见赵祥明在花园里抱头鼠窜，杨奈在后边舞着菜刀追杀。老板娘急忙喊人拦住杨奈，又喊赵祥明： “还不快跑！” 赵祥明在黑夜里仓惶遁去。 “造孽呀！”老板娘搂着被缴掉武器放声大哭的杨奈长叹一声。 不久，杨奈一个人去了美国。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汪虹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馆吃饭，一进门就看见了杨奈。杨奈也是惊喜万分，扔下一桌朋友上前搂住汪虹上下端详，急切地问：“你还好吗？” 汪虹说：“还好还好，你呢？” 杨奈笑了，说：“我挺好的，还在美国，这回是带几个朋友来布拉格玩儿。对了，我结婚了，——吉米。”她回头叫。 一个温文儒雅的小伙子走过来。 她挽着小伙子的胳膊向汪虹介绍：“我丈夫吉米。” 她还是那样显年轻，那样妩媚。眼睛有神，笑靥如花。眉宇间洋溢着风情万种──被爱情滋润的女人是幸福的。 赵清也是老板娘这里的常客。这是个小巧玲珑的广东女孩子，讲一口很不错的英语，才21岁。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离开了顿顿生猛海鲜的家乡广州和“拍拖”了刚刚半年，体贴入微的“靓仔”，只身来布拉格啃索然无味的面包。一张可爱的小圆脸，眼睛大大，眉毛弯弯，清纯得很。但她干的活儿可不太清纯——为蛇头去各个使馆给“鸭子”办签证。“鸭子”都是一水的浙江农民，蛇头先把他们弄到布拉格来，然后再想法用各种假护照去西欧各国大使馆签证，能签上就公开走，不给签就偷渡。赵清因为有英语，长得又乖乖巧巧，容易让各国领事产生好感，蛇头便把这重任委派给她，报酬当然是极为可观的。 也许是年龄比较接近的关系，汪虹和赵清很谈得来。她们经常跑到咖啡厅去聊天，海阔天空地神侃。有时汪虹也跟她一起去跑使馆，那时是1992年，签证虽然已经不容易了，但还不像现在这般艰难。偶然也有一个半个签下来，赵清便会高兴地说：“还是鲁迅先生这句话，‘魔鬼的手上，也总有漏光的处所。’咱这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赵清很大方，只要赚了钱，总给汪虹分一份。有时她忙不过来，就把一些容易签的使馆让汪虹去跑，居然也签下一个来。汪虹得了钱，当然也不忘分一份给赵清。两人跑到中餐馆吃了一顿——自己慰劳自己。 有一天下午，她们一同去意大利使馆签证，不巧正碰上使馆放假——一个意大利的节日。阳光明媚，天气晴朗，她们便在使馆区的大草坪上仰面躺下。花香袭人，暖风拂面，白云蓝天，看几羽白鸽自由飞翔，真是惬意得很。忽然，赵清翻过身对汪虹说： “我们去荷兰吧，怎么样？” “怎么去？”汪虹问。 “签证呗。总不能偷渡吧？我现在和荷兰使馆的签证官挺熟，他还请我看过一次歌剧呢。”赵清说。 “去了怎么生活呢？”汪虹又问。 “想那么多干嘛？车到山前必有路，实在不行就嫁人。”赵清说。 “嫁人？”汪虹一下坐起来，“你不要国内的男朋友啦？” “我不想回国了。”她迟疑了一下，又问：“我是不是变坏了？” “我也不知道。”汪虹茫然地回答。 以老板娘的爽朗性格自然和瓦哈洛娃极为相投，她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天，一位娶了法国太太，入了法国籍的台湾作家从巴黎来布拉格看望瓦哈洛娃，她就带他一起来吃上海菜。 这位先生既穷且酸，本来也住不起酒店，就在瓦哈洛娃家当“厅长”，老板娘豪爽好客，便留他住下。 他看看瓦哈洛娃，问好吗？ 瓦哈洛娃说没关系，他便欣然接受，在老板娘这里住了下来。 这是一个怪人，不会笑，话也很少，成天摆着一副刚死了娘的伤感样子给人看。每天晚上抱一大堆啤酒进房间，早晨就扫出一堆空啤酒瓶和一堆烟头。赵清陪他逛了几次街，他竟然当众宣布爱上她了。 “仆街！衰仔！”羞得赵清两颊飞红，恨恨的把广东话都骂出来了。 赵清告诉汪虹，出去逛街累了，他说要去喝啤酒，便领他进了一个酒吧。哪里想到他把赵清的手抓住不放当了下酒菜——喝一口吻一下。 “又‘咸湿’又‘黏线’！”赵清说。 汪虹大笑。 赵清没有接受他的爱情，他因此而更加伤感，一天到晚喝啤酒，连门都不出。除了吃饭，永远无精打彩。有一回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跟汪虹聊天，说他伤感之旅的下一站是莫斯科，那儿有一个他深爱着也深爱着他的俄罗斯姑娘。他拿出相片给汪虹看，果然是一个美丽的洋妞儿。汪虹只说了一句真漂亮，他就立刻眼泪汪汪。 瓦哈洛娃担心她的客人太寂寞，便带他去美丽的卡罗维伐利温泉城玩儿——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正在那儿举行。 瓦哈洛娃让赵清和汪虹也一起去。 赵清不想去，汪虹硬拽着她去了。 先坐地铁到火车站。在地铁口碰到查票的了——捷克的地铁没人收票，但偶然会在地铁口查票。也不是人人查，专拣那不顺眼的查。伤感的作家正要往出走，查票的汉子挡住了路，用英语说：“对不起，请出示您的车票。” 伤感的作家突然愤怒了，他用英语对查票的汉子大声说：“为什么偏偏查我？你不就是认为我是中国人吗？你错了，我是法国人！” 查票的汉子愣住了，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发火？于是彬彬有礼地向这位法国人解释，“首先我并没有认为您是中国人——当然，我也没有认为您是法国人——我还以为您是日本人呢。我的国家赋予我的职责就是站在这里查验车票而不必过问乘客的来历。只要是地铁的乘客，我就有权查票，外星人也不例外。” 赵清咬着汪虹的耳朵：“真丢人。” 伤感的法国人阴沉着脸到了卡罗维伐利，美丽的景致与各国女明星的婀娜身影使他慢慢高兴起来。在一处“NoSmoking！”的标志下面，他潇洒地掏出香烟点上了火。 汪虹和赵清不敢提醒他。 连瓦哈洛娃也不作声。 可是捷克人不怕。刚吸了一口，一个捷克人走过来，告诉他这里不许吸烟，并指给他看那牌子。 法国人又被激怒了，他大声说他不能忍受对中国人的歧视，并再次向人们宣布了他的法国国籍。 烟还是没有抽成——法国人并不能够例外。 大家都兴趣索然，草草结束了游览。 在回布拉格的列车上，沉默不语的法国人突然开了口，他质问般地问赵清：“你们为什么能够忍受捷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为什么在我对他们的歧视表示抗议的时候不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是在为你们争平等呀！” 赵清淡淡一笑，说：“首先我们没有认为查验车票和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制止不守公德的吸烟者是种族歧视，其次，即便真的歧视中国人我们也不用法国人来为我们争平等。” 大家一时无语。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q i s u w a n g .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q i s u w a n g . c c 或q i s h u 9 9 . c o m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伤感的法国人走了，他去莫斯科寻找爱情。 美丽的赵清也走了，她去荷兰开辟新生活。 她再次邀请汪虹一同前往，但汪虹没有去——她不具备赵清的勇气。走的那天，汪虹去机场送行，两人在登机口前紧紧拥抱。赵清说：“我一安定了就给你打电话。” 汪虹含泪点头，“我等着你的消息。” 赵清没来过电话。泥牛入海。杳如黄鹤。 第八章 布拉格没有爱情 有一天，瓦哈洛娃来了，后边还跟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见了汪虹就叫姐。 汪虹吓了一跳，忙问大姑这是谁呀这么生猛？大姑说他姓郎，是从哈尔滨来的，刚到没几天，我正在帮他注册公司办绿卡。今天没事儿，听我说你在这儿，就跟着来了。 就这么认识了。 这小郎年龄虽然不大，才22岁，可阅历满丰富的。家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乡下，从小就一个人在哈尔滨混，五行八作全懂。别看他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却非常喜欢西洋歌剧。他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质铿镪如青铜之声，冷不丁来一嗓子，人人都得吃惊。 小郎嘴甜。自打认识了瓦哈洛娃，他就认定了这位老太太能够在异国保护和帮助他，便缠着要认瓦哈洛娃做干妈。瓦哈洛娃说这可不行，用大陆的话讲叫不合国情。可小郎不管，人前人后就干妈干妈地叫。人后没关系，听着腻就是了，人前瓦哈洛娃可就脸上挂不住了——要是在捷克人前也没关系，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可瓦哈洛娃成天和一帮中国人攒，人家听了还以为她真的收了个干儿子呢。瓦哈洛娃说了他几回，人前是不叫了，人后照样，也只能由他去了。如今凭空又添了个姐姐，改在这儿腻了，一天到晚总往汪虹这儿跑。汪虹熨衣服，他也帮着熨，甚至比汪虹熨得还好还快；汪虹摘线头，他也帮着摘，甚至比汪虹摘得还细致还干净。汪虹把服装批发给客户，他帮着按计算器讨价还价。汪虹吃惊，问：“你怎么会干这个？”他微笑不语。吃饭他也不客气，用不着人让，坐下就吃，一边吃一边夸老板娘菜烧得地道，老板娘心里舒服得没法讲。吃过饭就去刷锅，谁也拦不住。刷完锅就又去干活儿，汪虹还歇着呢，他自己干。老板娘真喜欢这勤快孩子，端一杯香茶过去，说：“小郎呀，你还不如来给我打工呢。”小郎抬头一笑，说不，我是帮我姐干呢。 把个汪虹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有一天晚上，小郎请汪虹到酒吧小坐。俩人慢慢啜着啤酒，海阔天空地神聊。汪虹问：“你是怎么想起出国的？” 小郎说：“我是先到的俄罗斯。说来话长呀，哈尔滨的俄国人很多，旧建筑也全部是俄罗斯风格，号称东方莫斯科嘛。俄国人多，做俄国人生意的也就多。俄国人来哈尔滨就是买服装，我那时给一个老板打工，干的就是给俄国人批发服装的活儿。” 汪虹笑了，“怪不得你又会熨又会叠，还会讨价还价。” “我喜欢俄国人，”小郎喝口啤酒，继续说：“他们诚实，让中国人看就是傻，好蒙。中国人骗老毛子的事儿我见得多了，卖给人家的皮夹克，是用墨染的，下点儿小雨就往下淌墨汁，弄得老毛子两手黑糊糊的；卖给人家的文化衫，洗一水抽一截儿，洗一水抽一截儿，弄得人家一个大老爷儿们穿件露脐装满街走；卖给人家的羽绒服，臭得一塌糊涂不说，还疙瘩溜秋的。老毛子左一摸，右一摸，摸出个鸡头来。这还算小意思，一万两万美金让中国人切走的我也没少见。” 汪虹叹气。 “可你看俄国人是什么样？有一天中午，我正和老板在小馆儿吃饭呢，三个俄国人追来要货——都是老客户了。老板说你们先在外边儿等会儿，我们这就吃完了。给他们买了三瓶啤酒，他们就蹲在外边儿喝。就为这三瓶啤酒，我动了到俄罗斯的念头。” “怎么回事儿？”汪虹问。 “我在里边儿瞅着呢，啤酒早喝完了，可他们不知道该把啤酒瓶扔哪儿。四下看看，也没有垃圾箱。要是咱中国人，逮哪儿扔哪儿，他们不，就在手里攥着。我就想了，他们那国家不定多好呢，穷富先不说，人民的素质多高呀。” “你于是就跟他们走了？” “哪儿那么简单呀。我店里经常有一个叫玛拉的俄罗斯姑娘来买货，她家在哈巴罗夫斯克，离哈尔滨不太远。这姑娘可真漂亮，尤其是那双眼睛，蓝蓝的，像大海一样，看不见底儿。她会说几句汉语，我会说几句俄语。她比我大三岁，叫我弟弟，我叫她玛什卡姐姐。玛什卡是她的爱称。她从不和我讨价还价，当然我也绝不多赚她一分钱。有时她带着女伴进来，把大包小包往我这儿一放就玩儿去了，疯够了再带着女伴回来取东西。我听得懂女伴们拿我调侃她，说我是她的小情人。她说就是，怎么样？然后就一起大笑。她发现我脸红了，才知道我大概听懂了她们的话，笑声嗄然止住，脸也渐渐红了起来。” “爱情就这样开始了。”汪虹微笑着说。 “对。有一天晚上，她约我去她住的饭店房间里喝啤酒。我准时前往，她衣着单薄，曲线横溢，浑身散发的香水味儿让我五迷三道。哈尔滨人是很能喝啤酒的，但是她比哈尔滨人还能喝。我已经天旋地转，她仍然神色如常。 “那天晚上我没走。” “你艳福不浅呀。”汪虹调侃他，“后来呢？接着讲啊。” “天亮了，我对她说我要去俄国。她又惊又喜，说那太好了，那样我天天都能跟你在一起了。我们对未来的生活进行了展望：我在那边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商店，批零兼营。她负责联系客户，赚了钱大家分。我对分钱这件事表示反感，说我们是一家人，用不着分钱的。她说不对，一家人也要分清楚。我说那就随你。她笑了，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问怎么庆祝？她说这样庆祝——她脱掉了睡衣。” “你够生猛的呀！”汪虹笑他。 他又要了一杯啤酒，大大的喝了一口。“她当天返回，很快就带着邀请书来了。就这样，我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那你不好好在那儿呆着，跑布拉格干嘛来了？”汪虹觉着奇怪。 “是啊！”他叹口气。“那儿挺好，玛什卡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我们的小店生意兴隆，各地的零售商都来进货。我们两个月去一趟哈尔滨，用集装箱把货运过来。她给我在离商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有时她来过夜，有时我也去她家过夜。她家是在一幢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就她一个人。我说不用租房子了，我就在这儿住不挺好？还节省费用。她说不好，非给我租了个房子。有一天夜里，也不知怎么了，睡不着，想和玛什卡做爱——她已经一个星期没在我这儿过夜了，白天又忙得要命。脑子一热，我就穿上衣服去她家了。 “出了电梯，摁了门铃，不大一会儿，玛什卡穿着睡衣来开门了。一见是我，她吃了一惊，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想你了，说着就要进屋。她慌了，挡着门不让我进。低声说你回去吧，今天我累了，明天好吗？ “我感到不对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屋？再看她那散乱的金发，迷离的蓝眼睛，脖子上的红晕——跟我做爱时就是这副德行。我说你屋里肯定还有一个男人，我甚至在你身上闻到他的汗臭了！我以为她会不承认，然后说是她妈妈或者爸爸或者其他什么亲人来了。这样我会好受得多。但是她不肯骗我，她说是，我屋里有一个男人。我明天再给你解释，好吗？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小房子，喝光了一瓶从国内带来的二锅头。” “她怎么解释？”汪虹同情地问。 “早晨她来了，解释说那是她的情人，已经相好两年了。我质问她：‘那我呢？’她说你也是我的情人呀。我说不对，或者是我，或者是他，你选择。她说不，两个都要。我说不行，情人只能有一个。她歪着头，一脸困惑，‘为什么？’我说就应该是这样。她还歪着头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喊：‘不许问为什么！’她仍然歪着头，‘为什么不许问为什么？’” 汪虹乐了。 “我决定离开哈巴罗夫斯克，离开俄罗斯。我不能回国，丢人。我选择了布拉格，因为布拉格有艺术氛围。我把店给了她，货也都给了她，只带了五千美金。她陪我去了莫斯科，帮我去签证。临行的那天夜里，她缠着我要做爱——这期间我一直拒绝跟她办这事儿，赌气。本来想赌气到底的，可能是由于时间太长了，禁不住诱惑，做了。也怪，做完心就软了，有点不想走的意思。她也一脸忧伤，眼泪汪汪的。我就想，如果她改变了主意我就跟她回哈巴罗夫斯克。那儿日子多顺呀，什么都不用操心。她不吱声儿，只是忧伤地看着我。我就往起挑话头，‘我明天就走了，你也不跟我说说话？’她一下就哭了，说你不能不走吗？你要知道你走了对我来说是多大的损失吗？我一听有戏，就问是多大的损失？她又不说了。我偏问，你今儿非得说出来不可。诚实的玛什卡在我的逼问下终于说出了损失程度：‘我的情人突然就减少了50%。’我头都大了，大声问她：‘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气死？’她又害怕又心疼，把我搂在怀里，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还委曲地说：‘我都不想说了，你偏问。’他妈的，倒成了我的错。”小郎摇摇头，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啤酒。 汪虹笑得弯下了腰。 汪虹很快和小郎成了好朋友。他们一块儿考了驾驶证，虽然眼下还没钱买车，心里还是很得意的。他们经常一块儿出去游玩，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都留下了他们结伴而行的足迹。他们在酒吧里谈天说地，汪虹爱说的是诗词曲赋，而小郎善讲的是西洋歌剧，什么卡门，什么高音C，什么蝴蝶夫人，无所不知。他说如果有了钱，他一定要去学歌剧。汪虹在大学时也参加过一些歌剧片段的校园演出，因此也不陌生。有一天晚上，小郎急如星火地赶来，说是布拉格歌剧院正在上演《茶花女》，今天是最后一场。待他们倒地铁换巴士地赶到时，不但戏已开演，而且票已售罄。望着金碧辉煌的歌剧院，小郎失落极了。汪虹安慰他说没关系，布拉格是个音乐名城，很容易看到世界级的歌剧演出，以后我让大姑天天看报，一有演出就通知你。小郎叹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去河边走走吧。 歌剧院就在美丽的伏尔塔瓦河边，正值温暖的夏夜，桥上游人如织，水面上游艇穿梭，灯火通明。小郎望着黑黝黝的水面，突然放声高唱《茶花女》中那激动人心的《饮酒歌》： “啊，让我们高举起欢乐的酒杯， 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 那声音在静夜里竟如穿云裂石一般。行人驻足，河边相拥的情侣们也纷纷回过头来。汪虹先是吃了一惊，还有些嗔怪他的唐突，但立刻就被热烈的歌声所感染。当小郎唱罢阿芒的段落，该玛格丽特了，他对汪虹大喊一声： “唱！” 汪虹竟然听从指挥，张口就唱了起来。开始声音还有些羞怯，但很快就热情奔放。虽然不及小郎那样嘹亮悦耳，但也收放自如： “这样欢乐的时刻虽然美好 但忠实的爱情更可贵。” 小郎赞许地点点头： “当前的幸福莫错过， 大家为爱情干杯。” 汪虹也完全陶醉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青春好像一只小鸟， 飞去不再飞回。” 该是阿芒和玛格丽特的合唱了，小郎一把拥汪虹入怀，两人相互望着含情高歌： “请看那香槟酒在杯中翻腾……” 一曲歌毕，突然掌声四起。原来很多游人循声走来，静静地围在他们身边。汪虹脸红了，拉着小郎钻出人群就跑。 身后是一片笑声。 汪虹在布拉格的恋爱正式开始。 她至今说不清楚自己对这段爱情的感觉，或者说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得到它时没有喜极而泣，失去它时也没有痛断肝肠。离别时没有缠绵无尽的思恋，重逢时也没有相拥相吻的浪漫。但汪虹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在一起就快乐，就开心，就喜悦，甚至两个人在一起忧伤也是美好的。小郎毫无疑问也喜欢和她在一起，和她在一起不仅有异性的温存，有情人的呵护，更有汪虹背后那位神通广大的瓦哈洛娃女士——这可是一笔无形资产呀。 不久，老板娘前往法国定居，这里的生意全部交给曹先生打理。 老板娘走了，欢笑和精美的上海菜也走了。一座大HOUSE鸦雀无声，正在汪虹寂寞惆怅难以排遣的时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说实话，汪虹在这家公司还是赚了一些钱的。瓦哈洛娃手里有的是客户，1992年的中国货在捷克卖的又是天价，怎么会不赚钱？老板娘在的时候，乐得见汪虹多赚钱，道理很简单──汪虹赚得愈多就证明货卖得愈多，货卖得愈多老板娘自己就赚得愈多。 老板娘走了，曹先生就不这样看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打工仔，老板赚多赚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首先希望的是自己能多赚一点。看见汪虹凭借瓦哈洛娃的关系不费力就赚钱，心里很不舒服。老板娘一走，他就跟汪虹念叨说老板娘把价格定低了，这么做公司就没钱赚了。汪虹听不明白，以为他在为老板娘操心呢，还感动了一阵子。 有一天，瓦哈洛娃又介绍来一个客户，是南斯拉夫人。那边儿正在遭受国际制裁，啥都缺，一下就要了半个集装箱的货。 客户走了，曹先生把一叠钱放在汪虹桌上，说这是你的。 汪虹说谢了，拿起来一点，不对呀，差一半呢。就问曹先生：“这钱不对呀，怎么回事？” 曹先生慢条斯理地说：“价格变了，不能再按以前的价格了，公司提价了。” 汪虹说：“你是看我挣钱眼红吧？” 曹先生说：“没有的事，乱讲，乱讲。” 汪虹不理他，径自收拾东西，收拾好了便给瓦哈洛娃打电话，说我不在这儿干了，又把原委诉说了一遍。 瓦哈洛娃沉默了片刻，说：“不干就不干吧，我手里正好有个房子，最近你姐夫也要来了，你们就在一块儿住吧。工作的事儿不急，咱们慢慢再商量做什么。” 瓦哈洛娃后来对我诉说过同胞们的恶劣行径对她的刺激。她三十多年没见过黄皮肤了，冷不丁一下来了这么多，她心里高兴得没法说。走到大街上只要碰见中国人就问要不要帮助？所有的帮助都是无偿的。我亲眼见过她给一个北京女士到警察局办理绿卡延期，所有的文件包括住房合同都是她无偿提供的，她早早来警察局排队，而那位女士却还在家酣睡。等那女士来了以后，她让那女士排队而她匆匆跑到外面买了一大盒巧克力作为送给办事警察的礼物——是她自己的钱，那女士是布拉格最穷困的中国人之一。可同胞们却认为她是一个傻瓜，没完没了地骗她。她对我说，他们不像她那会儿的中国人。我说当然，这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新一代。她的心渐渐凉了，她开始赚同胞的钱，不再为曹先生的公司办任何事，客户也都被她带到其他公司。 最终成了一个富婆。 汪虹搬进了自己的小房子，开始了自己买菜做饭，自己交房租和电话费的日子。出国至今，独立生活是头一回。 小郎可高兴了，汪虹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爱了吗？汪虹却心事挺重，她推开小郎，说这样闲着可不行呀，得挣钱。小郎安慰她，没关系，休息几天咱们一块儿干。 一块儿干，干什么呢？小郎幻想着赚了钱去学歌剧，可两手空空，拿什么去赚钱呢？ 汪虹甚至有点后悔，后悔不该从曹先生那里赌气出来。 她忽然想起了林小兰，一个电话打过去，正好是林小兰在接。她高兴极了，问你现在怎么样呀？那头儿也很高兴，说这半年你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来看看就知道了，现在就来，我都要闷死了！ 汪虹穿戴整齐地进了地铁。 林小兰是她刚到布拉格不久通过大姑认识的。她是北京人，岁数已经挺大了，四十出头吧。但她特显年轻，而且漂亮。她离婚了，有一个儿子跟着前夫在北京。她当时正跟一个捷克出租司机同居，那司机已经很老了，他不相信这个漂亮的中国女人会爱上他这样一个老头子，认为她一定别有目的，因此他多次拒绝林小兰的结婚要求，只愿意同居。林小兰毫无办法，只好按他的意愿，在他的这幢虽然老旧但仍十分舒适的大HOUSE里同居了。 汪虹按了门铃，林小兰笑盈盈的从屋里出来开门。第一句话就是“我结婚了！”幸福之情充溢在眉宇之间。 汪虹当时并不能感受嫁一个捷克人有什么特别的幸福，她在沙发上坐定，笑着说：“那我祝贺你。” 林小兰给汪虹沏上茶，又把一堆相片拿给她，感慨万端地说：“看吧，经过大半年的反复较量，我的第一次战役获得彻底胜利。毛主席怎么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汪虹年轻，没经过那个所有中国人都把毛选背得滚瓜烂熟的荒诞年代，自然也不明白林小兰在说什么。她只顾低头翻看相片，所有照片的背景都在这所房子或花园里，小兰衣着单薄，妩媚动人，甚至还有一张裸体照片，背景是花园里怒放着的山楂树。 “行啊你，够开放的。”汪虹笑着说。 “往下看。”小兰说。 下面是小兰的婚礼照片，婚礼按西俗在教堂举行，小兰穿着漂亮的婚纱，周围全是丈夫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中国人。 汪虹问她：“你是怎么想起嫁捷克人的？” “这是我的既定目标之一。”小兰微微一笑，“我很清醒，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我不能和共产党的世家子弟比——他们有永远花不完的钱；我不能和浙江农民比——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一天也不能忍受；我也不能和雅宝路出来的倒爷儿比——没有人家的路子和经验。既然要在国外生存，必须建立稳固的后方，简单地说，得有吃有住。首先是住，一个月万把克郎的房租咱们可受不了。怎么解决？结婚。干嘛瞪这么大眼睛？既然结婚是目的，那么跟谁结都无所谓。我交过好几个捷克男朋友，都没成功。这欧洲人也别扭，怕结婚。跟你谈情说爱行，一提结婚，撒腿就跑。” 她笑笑，点上一根烟，又把客厅的窗子打开，说：“我老公不喜欢闻烟味儿。” 汪虹说：“你还挺在意他啊？” “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嘛。”她继续说：“在国内时我就读过一些嫁了老外的女人写的书，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什么《嫁做洋人妇》，说她们是如何如何幸福，全是鬼话。你根本不可能幸福，你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注定了这一点。刚来的时候，我几乎夜夜失眠。我最讨厌港台流行歌曲了，但有一首歌天天在我心里唱——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 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 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 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 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 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 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开始结交男朋友，你大姑给我介绍过两个，我自己认识了一个，都不行。不是人不好，人都挺好，都是绅士——进餐馆要为你挪椅子，出门时要为你穿大衣，下车时要跑过来为你开门，还经常送花给你。没错，中国男人根本做不到。但是，中国男人很容易就做到的，他们永远也做不到。咱们是中国女人，天生就没那么多浪漫情怀。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就行了，给我那么些浪漫有什么用？跟这些欧洲男人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与我们根本不同。他们追求并营造浪漫的生活，总是在恋爱中寻找快乐。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他们就一起去玩儿，如果愿意，就做爱。然后，当双方感到能给彼此带来幸福时，他们就结婚，并期待永久的幸福。当性欲消退的时候，当幸福不再的时候，当生活尽显单调乏味的时候，婚姻就亮起了红灯……和我约会的老外包括我这个老公，他们会常常送我玫瑰花，带我去听音乐会，看歌剧，去参观博物馆，给我讲甜蜜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爱你’。然而，当你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的时候，他们绝不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如果你真的病了，他们会很有礼貌地说，这真遗憾。然后就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忍受煎熬，因为你已经不好玩儿了，而且生病是你个人的痛苦，这是一个不允许把个人的痛苦让别人分担的社会。哪个中国男人能这样做？还有，一般说来，他们夫妻之间经济是完全独立的。你不能指望他们会像中国丈夫那样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太太，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他们也不会占太太的便宜，合理的分担生活费用。” “他也这样吗？”汪虹问。 “当然。”小兰回答。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语言又不通。”汪虹觉得奇怪。 “他有一点点英语，我也有一点点英语，完全不够用。我现在捷语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可以沟通。刚认识的时候才费劲呢，那是在一个捷克朋友举办的舞会上，别看他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年龄又大——他都快60岁了。可你别说，男人还真不怕老，一脸的沧桑，那才叫帅。舞跳得好极了，全场就看他了，连个合适的舞伴也没有——捷克女人跳交际舞绝对不行。朋友跟我说，这人老婆死了，如今是单身。我心就动了，主动上前请他跳舞。他开头还不信我能伴他的舞，走了几步，他信了，紧接着我俩就满场飞，没有一支曲子不跳的。后来大伙都不跳了，腾开场地看我俩跳，成表演了。舞会结束，我正想用什么办法约他出去呢，他倒先说要请我去喝咖啡。全世界都说‘咖啡’，是人就能听懂，我就溜儿溜儿地去了。一边喝一边用仅有的那点英语瞎聊，我问他：‘太太在家里？’他摇摇头，说太太已经去世了。我听不大懂，但我知道他太太死了，否则我跟他喝的哪门子咖啡？连舞也不跟他跳！我就做出一副又吃惊又痛苦的表情给他看。我告诉你怎么做，没准儿以后能用着——先张开嘴，然后慢慢皱眉头。过一会儿，我轻轻拍拍他的手背，叹口气。没想到他比我还急，一下子就把我手给抓住了。然后问我，你的丈夫在哪里？我摇摇头，也不会说‘离婚’这个词儿，就说和你太太一样。他也向我表示哀悼，我心想我老公现在正刷牙洗脸呢，也不知打喷嚏没。接着他就说Welcometomyhome。’ “当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的他，心想，这是我把他拿下了还是他把我拿下了？胜败未卜，天亮再说吧。我一翻身又沉沉睡去。 “早晨起床，洗漱完毕，喝了杯牛奶吃了片面包，他笑眯眯地拿着车钥匙问我去什么地方，他可以送我。我笑着说我哪儿也不去，这里就是‘Myhome。’又比划开车的样子。我明白他让朋友过来，便说OK。 “也就半个小时，门铃响了。他出去开门，领进一位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来。老太太一开口下我一跳——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原来她是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援华的捷克专家夫人，专门学过汉语的。他给老太太端来咖啡，又说了一顿话，老太太边听边笑着看我，然后对我说：‘诺瓦克先生让我问问你为什么爱他？他还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这时才知道他叫诺瓦克。我说我叫林小兰，我爱诺瓦克先生是因为他人很漂亮，舞跳得好极了。你想吧，刚认识一个晚上，我能知道他有什么优点呀。老太太笑着把我的话翻译过去，没想到把个老诺瓦克得意得不行，又说了一顿话。老太太对我说，‘诺瓦克先生说你可以住在这里，他也很喜欢你，但是他不能跟你结婚，因为结婚是个很麻烦的事情，需要填很多表格，在很多文件上签字，而且还有财产问题，总之很麻烦。他问你是不是同意这样？’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从此不用交房租了！马上表示愿意，还发表了一篇结婚只是形式，关键要看有没有爱的见解。老太太翻译过去，诺瓦克不住地点头。 “从此，我成了一个捷克出租司机的情儿。 “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我的捷语会话能力突飞猛进，我们相亲相爱，感情日笃，但他就是不肯跟我结婚。他说你那么漂亮，怎么会愿意跟我这样一个老头子结婚？我说我就是愿意。他说不对，我说那你说是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反正你们东方人脑子很怪。我想不结就不结吧，我也不能逼他呀。不用交房租，不用交饭钱，已经很不错了。我把他伺候得周周到到，舒舒服服。半年过去了，我压根儿不再提结婚的事儿。欧洲人怕结婚，何必强人所难呢？他是个好人，我们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次，他突然得病了，重感冒，高烧，咳嗽。我寸步不离地伺候着，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汤都一勺一勺喂给他喝，见他总不退烧，心里很着急，眼泪汪汪的。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呢。病一好，他就拉着我去登记结婚。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以前缠着他结婚他不结，不缠他了，他倒非要结了。我说你可考虑好，我们东方女人脑子怪。他说不不，是我脑子有问题。登记的当天我便拿到了捷克的永久居留身份，接着就申请加入捷克国籍，估计很快就能批准——这些都是他主动办的，他怕我跑，护照都给藏起来了。” 说了一大顿话，小兰看看表，“哟，该吃饭了。你坐着，我去弄饭，你今天尝尝我的手艺。” 真不得了——片刻工夫弄了满桌菜。汪虹说：“你老公可有福了，天天能吃上这么地道的中餐。” 小兰说：“哪儿呀，他没这口福。我正学习做西餐呢，我老公不爱吃中餐。前些日子有中国朋友从荷兰来，给我带了些虾和螃蟹，捷克根本见不着的。我做了给他吃，他只吃了一口，全吐了，说味道真可怕。” 吃罢饭，小兰又拿出一个精美的小影集给汪虹看，“我儿子。”她骄傲地说。 汪虹打开影集，是她儿子从襁褓到现在的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用娟秀的笔迹写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和祝福。读着这些饱含情感的朴素文字，汪虹不禁湿了眼晴。 “下一步我就要把儿子办出来。”她说。 天晚了，汪虹告辞。小兰送她到门口，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捷克人嫁掉。你大姑不是你母亲，就是你母亲也不能照看你一辈子。要想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只能走这条路。别犹豫，就按我说的做，绝对没错。” 汪虹对此并没有太深的理解，而且当时像她这样的中国女孩子普遍都看不起捷克男人。要嫁也得嫁德国人、法国人，嫁个捷克人，还不被大伙儿笑死？但林小兰的一席话还是给了她很大的触动，她明白，她和小郎的所谓爱情在布拉格根本不能存活。她也明白小郎之所以这样缠着她除了需要女性的慰藉以外，更重要的是瓦哈洛娃在此间的特殊能力。她并不认为由于小郎有这个功利想法就成了卑鄙小人，生存压力是每个漂泊海外的中国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在这难以承受的重负之下，灵魂的扭曲、变形或坍塌崩溃，都十分容易理解。 两年以后的国庆之夜，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布拉格的知名华人。汪虹在人群中又一次见到了林小兰，她穿着漂亮的晚礼服，裸露着半个胸部和全部后背，赤裸的胳膊上戴着长长的黑色丝手套，端着一杯香槟酒，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挽着开出租车的老公，频频和大家点头微笑。 她走到大使面前，含笑与大使碰杯，并向大使介绍她的老公。大使亲切地和诺瓦克先生握手，诺瓦克先生眯着眼睛，满脸笑容，已经幸福得没样儿了。 汪虹问她：“你怎么和他寸步不离呀？” 林小兰笑着说：“我不想让他感到孤独。” 几年以后，诺瓦克先生死于癌症。林小兰继承了那所价值不菲的大HOUSE及其它财产。她又与一位捷克律师成为情侣，两人共同为中国人注册公司办理绿卡，很快便富甲一方。 她早已取得了捷克国籍。 第九章 三姐妹滚大包 有一天下午，瓦哈洛娃来到汪虹的小房子，说你也闲着没事儿，跟我走吧。刚从德国过来一个小伙子，让我给注册公司呢，咱们去一趟。汪虹说好吧，两人便出门上了巴士。 她的三姐妹滚大包生涯就从此发端。 瓦哈洛娃谈完事儿走了，汪虹却留了下来。吸引她的不是这位留学生，是留学生的一位女性合作伙伴、也是刚从德国来的北京人侯玉花。 小伙子叫刘群，是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当时汪虹觉得他这不是犯傻吗？你好端端一个留学生，不在德国老实呆着，跑布拉格起什么哄呀？ 没过一年，汪虹便开始从心底佩服这位留学生的聪明了。 德国和捷克有着相当长的边境，从布拉格出发，只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便可进入德国。捷克政权易手，百废待兴，应该说当数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最先感到春江水暖。他们都很敏感，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他们有语言——捷克完全被德语覆盖；有关系——他们各自都有一些捷克同学；完全可以一步跨过边境，独领风气之先。但他们没有，他们徘徊观望，踌躇不定，不知道是应该去布拉格开辟新天地，还是继续在柏林、汉堡的中餐馆洗碗以等待孤僻傲慢保守的日耳曼人恩赐给他们一个永久居留的身份？而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大批的同胞从一万公里以外的遥远大陆蜂拥而至。不过一两年时间，他们眼见许多同胞摇身一变从穷小子成为大老板，而他们这些本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留学生却仍旧在餐馆里刷碗，同时也没有谁得到了德国居留权。 刘群是例外的一个。 去布拉格做老板还是留在汉堡洗碗？他很容易就做出了判断。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布拉格买了别墅，把太太也从国内接了出来。闲暇时他经常开着BMW去德国看望仍在刷碗的同学，倾听他们对老板也要分一份小费的愤懑。 对于刘群的成功我将在以后的著述中介绍，现在要跟大家见面的是侯玉花女士。 此时的侯女士已经36岁了，个子不高，却胖。老公和孩子都在北京，为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她只身出来闯天下，先到了德国汉堡，又随在汉堡认识的刘群一同来到捷克布拉格。 侯玉花在汉堡是给她姐姐打工。 侯玉花的姐夫在德国做生意已经好些年了，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很有钱。姐夫和姐姐感情不好，据姐姐说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对姐姐很刻薄，每月只给很少一点家用，而他自己则花天酒地。他每年都要回一两次国，说是谈生意，其实就是吃喝嫖赌。 姐姐全知道，只是没办法。 “我姐姐命好。”侯玉花后来非常羡慕地对我说。姐夫的恶命换来了姐姐的好命──姐夫回国谈生意，与朋友们一块儿钓鱼时，把鱼钩甩在了高压线上。 被烧成一截儿黑炭。 姐姐依法继承了全部财产。 姐姐有钱了，便想起远在北京做梦都只梦见捡钱包的妹妹侯玉花，邀请信担保书一股脑寄了回去。她的生意急需自己人来帮助打理——她在给侯玉花的信中这样说。 侯玉花颠儿颠儿地来了。 “哪儿是让我来帮助打理生意呀，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我姐姐有个冷饮店，本来听说有仨清洁工，我一到立马全辞了，就耍我一人儿。那个累呀，不怕你笑话，连死的心都有！挣上钱也算，一个马克也不给，说留着给我办身份用。我看清了，什么姐妹不姐妹的，钱比什么都亲。我说我不干了，您也别给我办身份了，还是给我点钱吧。摔给我五千马克，说你将来可别后悔。就这么着，跟刘群跑捷克来了。”侯玉花向汪虹介绍她的来历。 “你来布拉格打算怎么办呢？”汪虹问。 “打工不行，没劲，也挣不上钱。咱们得自己当老板。汪虹，你要信得过我，咱俩就联手干。我有个好主意，准赚钱，你先赶紧让你姑姑给我把绿卡办好，咱们立马行动。让丫挺的看看，咱也会挣钱。”侯玉花说。 汪虹兴奋了，说：“绿卡没问题，侯姐，我跟你干。” “好！”侯玉花说，“你明儿上午过来，还有个北京姐们儿明天要来接个传真，等她接完传真咱俩再仔细商量。” 第二天一早，汪虹又来到侯玉花这儿，见客厅里已经坐着一位瘦瘦的女士，不漂亮，但利利索索，一看就很精明能干。侯玉花给汪虹介绍说这是吴霞，来等传真的。又对吴霞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汪虹，有英语，我们俩准备联手干了，发了财去澳大利亚看你去。 原来吴霞的丈夫在澳大利亚留学，他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有一个儿子，姥姥给带着呢。这次吴霞是专门来布拉格玩儿的，这儿有她几个朋友。她丈夫学业已经完成，本来就要回来了，可澳大利亚政府突然宣布鉴于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原因，为避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在海外参加了抗议活动而回国受到迫害，给中国留学生以特别庇护：学习期满不愿意回国的一律准予居留，而且允许他们的配偶来澳大利亚团聚。此法令一出，中国留学生兴高采烈，纷纷给妻子丈夫办理了来澳团聚手续，吴霞即其中之一。老公今天的传真将要告诉她来澳大利亚的启程时间和注意事项，汪虹简直要羡慕死她了。 吴霞安慰汪虹，“在哪儿干好都一样，说真的，我还真想和你们一块儿干呢。去澳大利亚也没意思，要不是老公说好几年没见了，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又转脸儿问侯玉花，“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怎么这么神秘兮兮的。反正我也要走了，让我知道知道行吗？” 侯玉花一脸严肃，“这是商业秘密，告诉你可以，但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吴霞说我发誓。 虽然再没第四个人在，侯玉花还是压低了嗓子：“滚大包儿。” “什么叫‘滚大包儿’？”汪虹和吴霞一齐问。 “如今的社会，信息是最重要的。我刚刚得到消息，从国内上货，乘国际列车一路卖到莫斯科，这就叫‘滚大包儿’，一趟一万美子。” “哇！”汪虹和吴霞同时惊呼。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是悉尼邮电局的小姐，一通英文。侯玉花听不懂，忙喊汪虹。汪虹赶紧接过话筒，原来对方在说OpenFax。汪虹给了传真信号，三人都站在传真机前。不一会儿，随着轧轧的声音，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传了过来。 吴霞拿过传真，迅速地看了一遍，嘴角开始抽搐，脸色也青白起来。突然，她掩面大哭，传真飘然落下。 汪虹和侯玉花傻了。 汪虹弯腰拣起传真，看了一遍，把个脸儿惊得煞白，赶紧递给侯玉花。 只有几行字—— 吴霞：你好！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来澳大利亚，我明白告诉你，我已经与一位中国小姐同居了。这样的事在澳大利亚非常普遍，因出国而分离的夫妻，绝大多数都会分手。因为相隔浩瀚的太平洋，再滚烫的感情也会冷却。身处异乡，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太需要异性的慰藉和陪伴了。我们已经不可能有共同的话题和良好的沟通了。 如果你一定要来，我也不反对，但你必须在两周内离开。 忘了我吧，好好生活。 一个很帅的英文签名。 侯玉花毕竟年长几岁，比汪虹和吴霞显得老谋深算一点。她对吴霞说：“别哭了，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还去不去悉尼？” 吴霞含泪摇头，说绝不会去。 侯玉花说：“那好，你马上给他发个传真，说你怎么也要到悉尼看看，当然也保证两个星期内离开，绝不妨碍他的生活，让他把往返机票寄来。” 汪虹和吴霞都不明白为什么。 “退票也是一笔钱呀！”侯玉花说：“从今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 吴霞擦干眼泪，咬咬牙，一跺脚：“我也加入你们的行列！” 汪虹高兴了，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咱们齐心协力干吧，来，咱们一齐唱个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别人的土地， 背负着自己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姐妹安抵莫斯科。 才半年多一点时间，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出来的时候是苏联，回去的时候是俄国。其实不光是苏联，一旦政治版图发生变化，地理版图也有许多跟着变化。南斯拉夫正在变化中，而她们身居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两个国家——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只是对变化带来的麻烦感到讨厌——半年前汪虹从莫斯科乘火车经基辅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顺畅得很。现在不行了，你必须取得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过境签证、取得乌克兰共和国的过境签证才能到达莫斯科。 一出车站，便看见手持鲜花的方磊笑嘻嘻地在那里迎候。走以前汪虹给他打了电话，说要同女伴重返莫斯科。他很高兴，询问了车次和到站时间，说我尽量争取去接你，但不知道能否及时得到签证——他所在的明斯克如今成了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从这里去莫斯科必须要有俄国驻明斯克大使馆的签证。 他顺利得到了签证。 他把花送给汪虹，说声一路辛苦。汪虹又把吴霞和侯玉花介绍一番，吴霞挤眉弄眼地说汪虹： “没听说你在莫斯科还有个人儿啊，不去我们那儿了吧？” 汪虹说：“怎么不去，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转脸儿对方磊说：“把你电话给我，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记下电话号码，说声再见，三姐妹拎着包儿上了出租车。 按原定计划，她们在侯玉花的朋友处落脚。这是一间带卫生间的大房子，住着四个北京哥儿们，都是侯玉花的朋友，专业滚大包儿。侯玉花说住在这里好了解信息，看上什么货好。 他们为仨姐妹接风，已经准备了一桌菜。她们也不客气，坐下就吃。四个人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姓玉，叫玉满堂，是满族人，个儿不高，挺精神。对吴霞特好，一个劲儿地给吴霞夹菜敬酒。吴霞也不怵，说你个小毛孩儿还想灌我？来，干杯！一仰脖儿就是一杯。汪虹简直看傻了，怎么吴霞这么能喝酒？十几杯干过，小玉捂着嘴冲进了卫生间，哇哇地吐起来。吴霞喊：“怎么抱着马桶亲嘴了？” 吃罢饭，侯玉花和朋友出去了，小玉躺在床上哼哼，吴霞心疼，在一边儿陪着，端茶倒水。汪虹打通了方磊的电话，约好了见面的地儿，乘出租车去了。 俩人在阿尔巴特街一个小酒吧喝啤酒，聊着别后情形。汪虹问：“怎么一个好端端的苏联说没就没了？” 方磊苦笑笑，说：“我也这么问自个儿，到现在有时候都不相信是真的——超级大国呀！”他叹口气，为汪虹讲起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你是10月9日离开的莫斯科，两个月后，严格的说不到两个月，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丛林秘密开会，当晚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主要内容是不要苏联、不要戈尔巴乔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协议签署后，叶利钦首先通知的是美国总统布什，而不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我知道大事变又来了，傻瓜才会放弃亲历历史发展重大事件的机会，我匆忙赶往莫斯科。 “12日6日，莫斯科漫天飞雪。各报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一条消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总统叶利钦分别会见到访的号称‘负有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务卿贝克。这条消息让全世界的读者知道了苏联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按道理讲，贝克应该首先会见戈尔巴乔夫，然后再会见叶利钦。但是不，报道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贝克’。叶卡捷琳娜大厅历来都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会见各国政要的地方，类似我国的中南海怀仁堂。而且，陪同叶利钦会见的不是俄联邦有关负责人，而是苏联的两位实权人物——国防部长沙波什尼克夫和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报道说叶利钦和贝克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会谈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与叶利钦的会谈结束后，戈尔巴乔夫才能够在贝克已经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厅里与美国国务卿会谈，贝克的谈话完全像是对一位刚刚逝世的伟大人物所致的带有盖棺论定意味的悼词——‘世界发生的根本变化是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说了一顿废话，完全是礼节性的。 “这位贝克先生是戈尔巴乔夫做为苏联总统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领导人。 “12月21日，除已经宣布独立的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三国和格鲁吉亚外，原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正式发表联合声明：从即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同时成立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当天晚上，11位领导人致电戈尔巴乔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同时取消。戈尔巴乔夫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位没有国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坚持了4天，在12月25日这天晚上19点，他最后一次做为苏联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说：‘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宣布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职务’。我们当即赶往克里姆林宫，19点38分，飘扬了70年的镰刀斧头国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目睹着这个场面，我们几个中国人都哭了。西方政要弹冠相庆，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圣诞节。” “苏联普通老百姓怎么看呢？”汪虹问。 “大部分人不喜欢苏联共产党，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苏联解体。我在明斯克的房东是一位二战老兵，曾经跟随朱可夫一直打到柏林。我问他对于苏联解体的看法，他很激动，老泪纵横。他说苏联是什么？苏联是我的命运，是我的光荣，是我的一生！为了苏联，我的格鲁吉亚战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的亚美尼亚战友献出了生命，我的塔吉克斯坦战友把双腿扔在了莫斯科城下。我死去的老伴儿到死都是苏联公民，就因为我比她多活了一年，我就不是苏联人了？不！我永远是苏联人！” 为了苏联解体，两个中国年青人竟然伤感得几乎落泪。 天色已晚，他们在酒吧门口告别。方磊说我明天就回明斯克了，再过三个月就结束学业回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就给我打电话。 汪虹说，我们马上就要回国，可能半个月后就返回莫斯科，到时见。 汪虹赶回侯玉花的朋友处，几个人正嘻嘻哈哈打扑克呢。小玉也酒醒了，脸上又被贴满了条子。汪虹就笑，说小玉你怎么啥也干不成呢？小玉还没说话呢，吴霞开口了，“去哪儿约会了？瞧得意的，一回来就损人。” 汪虹脸红了，“什么约会，就在酒吧说了会儿话，讲的全是苏联解体的事儿。” “三个A！”侯玉花一边出牌一边说：“累不累呀，真能瞎操心。人家不解体咱们上哪儿滚大包儿去？双王站住！这叫三连弹，抽死你！” 小玉又被捉住了。 夜深了，大家都说睡觉睡觉。汪虹心想这怎么睡呀？只有三张床。侯玉花说，咱们仨女士一人一张床，爷儿们都睡地上去，地毯那么厚，比国内的席梦思还好呢。于是三人上了床，而小伙子们则横躺竖卧地蜷在地上。被子也不够，好在是六月天，不冷。 一宿无话。 早晨起来，大家洗漱完毕，吃了点牛奶面包，小玉说：“我今儿带你们逛大街去。” 汪虹问：“你熟吗？” 小玉说：“怎么说呢？就跟逛前门差不多吧。”那三位爷儿们有事儿，小玉带着她们仨就上街了。 1992年的莫斯科商店真没逛头，货架上空空如也，要啥没啥，偶然有点好东西也要排长队。广告牌倒是比汪虹来的时候多了许多，内容都是非常恳切地请你去赌场、去喝威士忌、去看脱衣舞。小玉说苏联表很好，她们就去买。一人限购两块，她们就反复排队，每人买了十几块，说拿回去送人。还有18K的金首饰、冰鞋、裘皮大衣，都便宜得要命，每人买了许多。小玉又带她们去了化妆品店，法国名牌CD香水也比国内便宜几倍，又买了不少。 小玉问：“要不要买几只狗呀？在国内值钱去了。” 听说能赚钱，大家就说去看。小玉于是又带她们去了狗市，每人买了一条小狗。汪虹买的是公主狗，吴霞买的是沙皮狗，侯玉花则买了条京巴儿。抱着小狗拎着东西回到住地儿，小玉的哥儿们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中国满洲里海关和二连浩特海关现在都严禁带狗入境，打狗队上车检查，发现就没收。 小玉说：“那就别带了，怎么也不能肥了那帮孙子呀。” 吴霞说：“那怎么办？” 小玉说：“那还不容易，宰了吃呗。” 吴霞瞪他一眼，说：“放屁！小心我把你宰了吃。” 小玉嘻嘻笑着说：“跟你开玩笑呢，苏联人看狗比爹都亲，我胆儿再大敢宰人家爹吃吗？我倒有个主意，你们别从二连浩特或者满洲里入境，飞哈巴罗夫斯克，从那儿飞哈尔滨，准没事儿。” 侯玉花问：“飞来飞去得多少钱呀？” 小玉说：“嗨，飞哈巴罗夫斯克是国内航线，便宜死了，也就是两条牛仔裤钱。从哈巴罗夫斯克飞哈尔滨虽说是国际航线，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再贵能有几个钱？再说了，一条狗带回去少说也得卖五百美子，飞趟哈尔滨算啥呀？” 吴霞说：“小玉说得对，你明儿去给咱们看看机票，飞趟哈巴罗夫斯克也不错，全当看景儿了，你们说呢？” 汪虹本来就是没主意的人，又舍不得扔下漂亮的小狗——她压根儿就没想卖这小公主狗，而是想带回天津给妈妈做伴儿的。便说：“我听你们的，怎么走都行，但一定要把狗带上。” 侯玉花想了想，说：“也成，就飞一趟哈巴罗夫斯克，也算趟趟路子，要真通了，咱们以后专走这条路，什么也不带，就带狗。” 达成一致，大家都很高兴，于是便一起动手做饭。汪虹什么也不会干，只能剥葱捣蒜。一会儿工夫，几大盘菜上了桌。吴霞又拿出一瓶伏特加来，招呼小玉，“小毛孩儿，来，再跟姐姐干几杯？” 唬得小玉双手抱拳，说：“小的不敢了，昨天的酒现在还没散完呢，脑瓜儿蹦蹦地疼。” 侯玉花说小玉：“你还是爷儿们吗？是就跟你吴姐姐喝。” 小玉又给侯玉花做揖，说：“我不想当爷儿们了，麻烦侯姐受累把我给阉了吧。” 大伙就笑。 吴霞说：“瞧你那点儿德性样儿，没出息大发了。”便自斟自饮起来，小玉在旁边劝菜满酒，也挺忙。 吃罢饭，大家又聊了一顿，看天色已晚，就说睡觉。汪虹跑了一天，早已困倦不堪，头一个沈入梦乡。半夜让尿憋醒了，要去卫生间，坐起来无意一看，吴霞床上空空的。正觉纳闷儿，又一眼撇见小玉的毯子下面多了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吴霞，与小玉相拥而卧，交颈而眠。汪虹不禁耳热心跳，从卫生间轻手轻脚地出来，不敢再看他们一眼。 天亮了，汪虹打着哈欠起床，却见吴霞在床上睡得正香。 第十章 飞往哈巴洛夫斯克 吃罢早饭，给小玉的任务是去买飞哈巴罗夫斯克的机票然后回来照看小狗，三只小家伙在一个纸箱子里关了一夜，一个个伸头探脑地要出去。仨女士上街照相留影，她们去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还去了狄纳莫体育宫和苏沃洛夫公园。拍了几乎一卷儿胶片，搔首弄姿的也挺累。饿了，看看表已到中午，便琢磨去哪儿吃饭。汪虹说在红场她看见一个麦当劳的广告，咱们去吃麦当劳算了，又快又省事儿。都说好，便又踅回红场，找到那广告牌，原来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国家大剧院旁边，几步路。仨人有说有笑地到了麦当劳门口，妈呀，长队几乎排到了红场！姐仨逛了两天，已经领略了莫斯科人排队的功夫，那真是天下第一。不急不躁，不吵不闹，不瘟不火，人人脸上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在莫斯科流传着一个关于排队的笑话，说是有一个汉子终于排烦了，怒不可遏地说要去克里姆林宫杀了戈尔巴乔夫，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沮丧地回来了。问其故？原来在克里娒林宫门口排队的人比这里还多！可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最长的队在麦当劳！排吧，有什么办法？这一排就排了三个小时。到她们三个排到，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腰了。汪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汉堡包，心里一边就想：这苏联完蛋也是有道理的。 从麦当劳吃饱喝足出来，路过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汪虹看一眼广告，今晚上演《天鹅湖》，便提议看。吴霞没吱声儿，侯玉花吱声儿了： “神经病。” 汪虹蔫儿蔫儿大地跟她们回了住地儿。 小玉已经回来了，票也买好，后天一早的飞机。三只小狗也被小玉抱出去疯够了，如今在纸箱子里四仰八叉地酣睡。小玉给三个姐姐沏上茶，笑眯眯地问：“你们是打算常干这活儿呀还是就玩儿这一回？” 侯玉花问：“怎么讲？” 小玉说：“要是只玩儿这一回呢，那就啥话也甭说。要是打算干下去，就不如办个学生身份——上好了货再去俄国驻北京大使馆签证，能行吗？给签也算，万一他哪天抽起疯不给你签了呢？” 侯玉花倒吸一口冷气，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说：“瞧我这脑子，怎么就把这茬儿给忘了呢？这是大事呀！” 又问小玉：“能办学生身份吗？” 小玉说：“那要看给谁办了，给别人不能办，给三个姐姐还不能办吗？” 吴霞笑了，说：“那嘴就跟抹了蜜似的，怎么那么会哄人呢？” 小玉说：“哎哎，怎么说话呢？这叫哄人吗？我有个哥儿们，跟莫斯科外事警察局一警察是好朋友，三百美子两张照片，把护照号码出生年月生辰八字儿都填好了交给我，准保让你们在上飞机之前变成中国留学生。” 侯玉花一拍桌子，“马上办！” 姐儿仨真的变成了留学生。 看着手里这张贴着自己照片的留学生身份卡，汪虹暗自好笑：还不知有多少我们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呢。 小玉送他这仨姐姐去机场，把北京的地址、电话都留给了吴霞。他也马上要回国上货，大家说好在北京见面。 俄国飞国内航线的尽是老机型，不是伊尔就是图。座位破破烂烂，污渍斑驳。大家很随便地登机，那时恐怖分子还不多，又是国内航线，根本没有安全检查。汪虹坐火车强烈感受到俄罗斯的辽阔广大，乘飞机也同样感受强烈——空中小姐告诉她，从莫斯科飞哈巴罗夫斯克需要七个小时。 在飞行途中，汪虹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空难恐怖——飞机突然大幅度地坠落升起、坠落升起，如是者三。全飞机的乘客都在惊呼，以为大难临头。只有训练有素的空中小姐和她们偷偷带上飞机的三只小狗神色自若。 飞机终于开始平稳飞行，汪虹惊魂未定，问空中小姐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空中小姐笑容可掬，说也许碰上了气流，也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机长在显示技艺。你放心好了，俄罗斯的飞行员是全世界最好的飞行员。 汪虹战战兢兢地点头，表示同意她的看法。 下午三时，飞机在哈巴罗夫斯克平稳着陆。 三人在机场就买好了第二天飞哈尔滨的机票，然后乘机场巴士进城。这是一个有30万人口的城市，商业不发达，建筑都很破旧。与莫斯科不同的是，这里中国人很多，有浙江人，但大多数是东北人。她们随便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吃了点东西便上街闲逛。汪虹想起小郎和他那俄罗斯情人的浪漫故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一路的倒霉从哈巴罗夫斯克机场海关开了头：小狗不准带，毫无通融余地。所有中国人的行李都必须全部打开，接受仔细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所有在莫斯科买的东西全部没收——因为没有发票。吴霞的照相机也接受了仔细的检查：胶卷被从暗盒里抽出来查看。吴霞恨得牙根儿痒痒——浪费了多少表情呀！汪虹比她俩更倒霉，她从捷克买的波希米亚水晶器皿也以同样的理由被没收。她用英语说你们看清楚了，这是捷克共和国的东西，不是你们的，你们根本生产不出这样精美的东西。 没人理她。 很快她便为受到这样的待遇庆幸不已——后来者告诉她，他们在检查时都需要脱光衣服，真正的裸体，光着屁股。 “每个人都脱吗？”她充满希望的问。 “不，只让中国人脱。”朋友告诉她。 她悲伤。不是因为让中国人脱裤子——歧视和不平等到处都有。她悲伤是因为我们的报纸正在大肆宣传中俄两国政府及其人民的友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她悲伤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至今不能忘记卓娅和舒拉、保尔和冬妮亚，甚至望着缓缓落地的苏联国旗，在苏联人都很淡漠的情况下如丧考妣般痛不欲生…… 从沙皇到斯大林到叶利钦，哪一个俄国领袖曾经公正的对待中国？ 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人民知道这一切？ 后来在布拉格的日子里，经常有大批衣衫褴褛的俄罗斯人聚集在市场入口处寻找打工的机会，也经常突然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荷枪实弹头戴黑色面罩，只露着鼻孔、嘴巴和眼的捷克防暴警察把市场围个水泄不通。所有俄罗斯人都必须双手抱头两脚叉开接受检查，作奸犯科或非法居留者则被押上囚车。而对中国人则只礼貌地说一句：请您离开。每逢这时，汪虹心里都感到十分快乐。她那时捷语己经非常好了，便向捷克警察建议：应该脱掉他们的裤子，女的也要脱，俄罗斯人最喜欢在屁股里藏东西了。捷克警察回答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恐怕很难办，因为捷克是一个维护人权的民主国家。 第十一章 会师北京 飞到哈尔滨，三人从机场直奔火车站。没想到一天仅有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根本买不到车票。 还是侯玉花足智多谋，她说咱们坐汽车去沈阳，沈阳是东北铁路枢纽，去北京的车次多。 大家都说好，就又赶到长途汽车站。有票，但没座位。好在都成了轻装，上！八个钟头站到沈阳，已是傍晚。腿都肿了，疲惫不堪。可也顾不上休息，赶紧去火车站买票，说买个卧铺上车休息吧。可好，车次是不少，仍然买不到票。别说卧铺，硬座也没有。又赶回长途汽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班车正要发，拦住一问，还有三个中间的加座。赶紧上，坐到加座上那感觉，嘿，就象躺在了席梦思上。侯玉花缓过劲儿来，开始骂小玉： “都是让那孙子害的！飞哈巴罗夫斯克差点掉下来摔死，在海关又把东西全折了，到了哈尔滨又没票，八个小时站到沈阳。等我见着他，哼！” 汪虹和吴霞早累得就剩一口气儿了，没精神答理她。 总算到了北京，仨人分手。吴霞和侯玉花各回各家，汪虹坐车去天津。 汪虹进了家倒头便睡，一天一夜才醒来，但还是没精神。妈妈说这是怎么了？出了一趟国人都脱型儿了。汪虹纠正，说是回了一趟国人才脱型儿了。便给老妈讲起如何飞到哈巴罗夫斯克，在途中如何九霄惊魂，在海关如何被抢走所有东西，在哈尔滨如何买不到车票而八个小时站到沈阳，在沈阳如何又买不到车票而坐加座一夜颠到北京……把个老妈唬的是一会儿魂飞魄散，一会儿义愤填膺，一会儿唏嘘不止。汪虹说妈你就别折腾我了，我还得睡。 一翻身又沉沉睡去。 三天头儿上，缓过来了。正和爸爸妈妈介绍大姑一家的生活状况，电话来了，侯玉花叫她马上到北京来，她们等着和她商量上货呢。 赶紧走。 按地址找到吴霞的家，侯玉花正在帮吴霞做饭。一见汪虹来了，都高兴得很。汪虹问：“我帮忙做什么？” 吴霞说：“你就帮忙吃吧，别的忙我看你也帮不上。” 汪虹说：“那好吧，我就帮这个忙吧。” 吃罢饭，吴霞又把茶给沏上。侯玉花说：“自打回来我就没消停，天天转雅宝路和动物园儿服装市场。雅宝路不行，太贵，咱们就从动物园儿上。我看有几种货能上，一种是劣质皮夹克，愈次愈好；一种是劣质羽绒服也就是鸡毛服，别看现在是夏天，照样儿能卖。问题是夏天在这儿上可便宜死了；一种是假真丝衬衣，这东西动物园儿论堆儿卖。主要上这三种，肯定赚钱。” 吴霞说：“按你说的办，我和汪虹都团结在你周围。汪虹你说是吗？” 汪虹说：“是，咱们就以你为核心，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铁板一块。” “好，”侯玉花说，“咱们是头一次，小心没大错。一人先拿一万块本钱，挣了别嫌少，赔了也伤不了元气。” 她掏出一万块钱交给吴霞，对汪虹说：“我主事儿，但不过钱，这是规矩。钱都交吴霞管，咱们三人一齐上货。” 汪虹说好极了，便也点出一万块钱交给吴霞。 吴霞收好，问侯玉花：“咱们什么时候上货去？” 侯玉花说：“愈早愈好，汪虹你这几天就别回去了，想去我那儿住也行，住吴霞这儿也行。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动弹着。” 吴霞说：“就不用往你那儿跑了，就住我这儿，你也天天过来，有事儿咱们就在这儿商量，多好。” 汪虹说：“我就在这儿吧，现在咱们去哪儿？” 侯玉花看看表，说：“先去动物园儿。” 两天下来，吴霞家的客厅里进不去人了——不仅是货堆得多，主要是鸡毛服臭得受不了。汪虹说：“都臭成这样了，能卖吗？” 侯玉花说：“臭怕什么，明天买点廉价花露水，狠狠喷。” 正说着呢，小玉来电话了，说刚到，问三个姐姐干嘛呢？吴霞说：“三个姐姐正准备上吊呢，不会挽绳子扣儿，你快来帮着挽个死扣儿。” 小玉说：“我刚进家门儿，容我明儿去行吗？” 吴霞厉声说：“不行！限时到，过时不到我们三个抄你家去，不信你就试试？” 说罢就把电话撂了。 小玉着急忙慌的赶来，进门就问：“这又是哪一出儿呀？” 吴霞冷笑：“哪一出儿？辕门斩子这一出儿！我问你，我们三个是招你啦还是惹你啦？为什么把我们点得绕着俄罗斯飞？告诉你，狗折哈巴罗夫斯克了，东西也全折那儿了，你说怎么办吧？” 小玉说：“闹了半天就为这呀？这好办，让咱们政府和他们宣战，打丫挺的老毛子！政府要是不给咱作主，”他抽抽鼻子，“咱就拿这鸡毛服往死臭他们，我就不信臭不死丫挺。想跟咱作对？咱是谁？咱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邪招儿海了去了。” 吴霞板着脸说：“没人跟你贫啊。” 小玉一看，这姐仨脸色都不好看，便小心翼翼地问：“钱折了吗？” 谁也不吱声儿。 他转脸儿对汪虹一笑，小声问：“汪姐，钱折了吗？” 汪虹说：“钱倒没折。” 话音儿刚落，小玉便气焰万丈起来，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儿要是不谢我，我跟你们没完！” 侯玉花说：“嘿，你倒臭来劲了？说说看，为什么得谢你？怎么个没完？” 小玉说：“那老毛子的章程一天一个样，谁知道他哪天犯混呢？你们不就折了三条狗，折了点儿东西，钱还在呀。我们几个怎么样？东西折了不说，钱也全他妈折光了，光我就折了一万，美子！” 吴霞问：“是怎么回事儿？” 小玉没好气地说：“我哪儿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呀？听说老毛子政府下了个什么鸡巴文件，不准俄国商品离境，也不准美元离境。真他妈是流氓政府，你让我们买东西，又不让我们带走；你让我们卖货赚钱，可又不让钱离开俄国。是不是有毛病呀？我们事先谁也不知道，我的朋友先接受检查，海关专门配了个会讲汉语的，问有美元吗？他按老规矩说没有。哪儿料到这回上来就搜身，两万美子就在兜里揣着呢，全让拿去了，说你不是说没有吗？那这肯定不是你的。紧跟着就问我，我赶紧说有。有多少？一万。拿出来。我从兜里掏出来。还有吗？没了。我们不信。叫了两个人搜我，再一分也没搜出来。小子笑了，让我拿单子。我问什么单子？他倒挺耐心，给我解释：你到俄国来，入境的时候，我们海关一定会问你带了多少美元。你说一万美元，那么好，拿出来点清楚。果然是一万，就给你一个申报单，上面写着你带进来一万美元。你要离开俄国了，出境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问你有多少美元？你很诚实，你说你有一万美元。我们现在需要你出示入境时的申报单，如果上面写着你确实申报了一万美元，我们就可以让你带走。按道理应该扣掉你在俄国期间的花费──你不可能不花钱的，你的美元应该不足一万才对。但由于你是诚实的，所以我可以不扣掉你应该的花费。但如果你不能出示申报单，那么很遗憾，这一万美元将归俄国政府所有。” “然后呢？”吴霞问。 “然后就归俄国政府所有了呗！”小玉说。 “不对呀？”汪虹疑惑地说，“我过境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问呀？也没让我填什么申报单。” 小玉说：“也没问过我呀。” 汪虹说：“那你为什么不和他讲理呀？” 小玉说：“我怎么说你呢？还南开呢，不知道狼和小羊的故事？狼在上游，小羊在下游，狼偏说小羊弄脏了它要喝的水。” 侯玉花拍拍小玉的肩膀，说：“真得感谢你呀，你是毛委员派来救我们的。我们活着走出了草地，你自己却死在路上。高尚！今儿就别走了，三个姐姐请你吃顿饭。” 小玉得意地一歪脑袋，说：“还是侯姐的话受听。既然你们都这么待见我，我也不能愣不给这个面子呀？说吧陈希同已经定好了饭局，得，推了！大不了说我傲慢。我今儿就陪姐姐们吃顿饭！” 吴霞嗔他，“瞧你那德性，说你胖你就喘。一万美子没了，还神吹呢。等着瞧吧，有你喝米汤尿一炕的时候。” “嗨嗨嗨，怎么说话呢？一万美子没了怎么办？我就哭？我祖宗把江山还丢了呢，照样玩儿鹰架鹞子。咱再不济也是个爷儿们，哪儿跌倒再在哪儿爬起来。不就一万嘛，咱多发鸡毛服骗那孙子们，一趟就回来了。” 汪虹喜欢他的性格，说：“小玉，你讲得真棒！” 小玉说：“谢谢了。”又转头对吴霞说：“你还真得学学人家两位对我的态度，我认为那才是正确的态度。” 侯玉花说：“甭废话，小玉你说吧，咱哪儿搓去？” 西单新阿静二楼，几个人拣了张靠窗的桌子，点了几样清淡的粤菜，又上了几扎生啤，一边儿喝一边儿聊。 侯玉花担心的是以后钱不好带，觉得这是件麻烦事儿。小玉却根本不在乎，说：“藏呗，一个中国人藏的东西，一万个老毛子也找不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连他们也骗不了，还吹什么五千年文明。” 大家就笑。 小玉说：“出去还真得万事小心，我给你们讲一件事儿，是我这回碰见的。我们那包厢就三个人，空了一个铺。车到乌兰巴托，俩蒙古警察搀上来一个小子，中国人。进来就趴我铺上不起来，我说你到上边儿去，这是我的铺。他可怜巴巴地说，‘大哥，帮帮忙吧，我受伤了，上不去呀。’闹了半天是伤员，我说得得，一会儿我上去，你就趴着吧，可你伤哪儿啦？不说。我又问，你这口音怪怪的，你是哪儿的人呀？他说我就是二连浩特人。我说你懂蒙语吗？他说懂。我说你在乌兰巴托干什么呢？他说做买卖。我问能赚钱吗？他迟疑了一下，说能，紧接着就大哭起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老爷儿们，哇哇地哭呀，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个哭法儿，登时就傻了。哥儿几个也都起来劝他，劝不住，往死嚎。一直哭了将近俩小时，才慢慢儿止住。我好奇呀，又问。这回，他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了我。” 他不说了，小口喝着扎啤，又夹了一块盐锔鸡，有滋有味地嚼着。 汪虹急了，说：“怎么没下文儿啦？” 小玉问：“想听？” 汪虹说：“废话。” “想听就给我满上酒。”小玉端起了架子。 “德性！”汪虹给他把酒杯斟满。 “你们俩也想听吗？”他又问吴霞和侯玉花。 “想听。”侯玉花说。 “给我这碟里倒点儿醋。”他吩咐。 “小样儿！”侯玉花狠狠瞪他一眼，给他往碟子里倒上醋。 “你不想听？”他问吴霞。 “不想听。”吴霞淡淡地说。 “那完了，有一个人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告诉你们吧，其实我也不想说，真的。”小玉说。 汪虹性急，说吴霞：“哎呀你就说个想听得了，这臭小子不就要这劲儿嘛。” 吴霞说：“想听。你还能出什么妖蛾子？” “想听就行，把那虾给我剥了皮儿。”小玉说。 吴霞恨恨地把虾皮儿剥掉，冷不防塞进他嘴里，说：“妈妈喂你吃。” 小玉得意地嚼着虾，又喝了口啤酒，说：“下边儿的事儿其实不好听，你们让我讲，我就讲。那哥儿们是二连浩特人，姐夫在当地公安局当着个什么长，他平时走路都横着。二连浩特是个两三万人的小镇，没生意做，几个平素不错的朋友就结伴儿去了乌兰巴托。那儿去乌兰巴托容易，就像咱们去天津似的。语言又通，关系又多，哪儿能不赚钱呢？可是有人赚得多，有人赚得少。他赚得多，别人赚得少，麻烦就来了。可他偏偏没察觉到，还以为都是铁哥儿们呢。按道理说我赚得多是我的本事，你谁也奈何不了我。可那是在异国，有的是治你的办法。蒙古政府也是看中国人赚钱眼红，也突然出台了一个什么鸡巴法律，不准中国人带钱出境。在乌兰巴托的中国人基本都是从内蒙古去的，个个都有语言，人人都有关系。哪儿象咱们，到了海关才知道不让带钱。人家早就知道了——有内线儿呀。这哥儿们正好要带钱回二连浩特，朋友说现在带钱麻烦，他说没事儿，你到时瞧吧，咱有办法。哥儿几个预先就买好了票，一个包厢。上了火车他就用改椎撬开包厢头顶的木板儿，把两万美金放了进去，再把木板儿封好，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哥儿几个都夸他聪明，说下回也用这办法。车到扎门乌德，离二连浩特就几公里了，上来了几个蒙古警察。一进包厢，把四个人的护照一收，让到外面等着，要检查。两分钟不到，警察出来了。那哥儿们进去一看，傻了。蒙古警察哪儿都没碰，直接撬开了头顶那块儿木板！我说他们怎么能知道你藏钱的地方呢？他说这还不明白？都明摆着了，三个朋友中的一个半道儿上向蒙古方面告了密！他要是不去要钱也就没事儿了，警察很快就发还了护照，都盖好了出境章。可他不认头——两万美子，也不算小数了。他仗着在蒙古有点关系，不想吃这哑巴亏。那几个蒙古警察也没想到他敢来要，打算几个人分了拉倒。可他就来了，说对不起，我放在包厢里的两万美金没有了，你们必须还给我，那是我在乌兰巴托合法挣的钱。警察开头儿还想赖，说我们没有见到你的钱，而且私带美元出境是违反蒙古法律的。他说违反法律的事情是一回事，你们偷偷拿走我的钱是另一回事。你们要是不承认拿了钱，我就要向你们的上司直至最高领导人控告。几个警察听了面面相觑，知道这钱是不好私吞了，便说你去外面等一下，我们需要研究。他到外面等了不到五分钟，研究结果出来了——戴上手铐，宣布逮捕，当天就下了水牢。” “水牢？”汪虹吃惊地问。 “真正的水牢，地下室，齐腰深的臭水，水上漂着死老鼠，肚子鼓得跟气球似的。这还不是真正的灾难，真正的灾难在后头——还听吗？” “你就快讲吧，别啰嗦了。”吴霞着急了。 “那几个警察对他倒是不打不骂，就是轮着干他屁股，鸡奸，你们懂吗？就是…” 吴霞打断，“你就别解释了，都比你小毛孩儿知道得多，快说吧。” “几天下来，骨头也泡软了，屁股也弄烂了，那真是生不如死呀。这边儿他姐夫一看怎么小舅子没回来，他打电话说是这趟车呀。就去找那几个问，才知道他那小舅子因挟带美金出境已经被蒙古扎门乌德警方拿下。赶紧交涉，那边儿挺硬，说是有这么个人，触犯了蒙古法律，要依法治罪。姐夫急了，便通过私人关系找蒙古上层，据说一直找到蒙古总理的老婆。上边儿发话了，让把人送到乌兰巴托审查。弄来问了几天，美金没收，人放了。小子屁股弄烂了，不能坐，也不能仰面躺，只能趴着。车到二连浩特，一副担架把他趴着直接抬医院去了。” 大家都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吴霞说小玉：“你也给我小心着点儿，哪天烦了我们也在半道儿上报告。” 小玉说：“要不怎么说女人心，毒似蜂呢。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咱中国人的屁股，弄烂就弄烂了。他要是弄烂美国人的屁股试试？不派飞机把乌兰巴托炸个底儿朝天才怪！” 小玉回来了，她们既有了壮劳力又有了熟练工。货很快就上齐了，小玉拿来一包大号尼龙编织袋，帮她们把货死死地塞进编织袋里，外面又用胶带纸一层一层地缠起来。汪虹试试份量，根本抬不动。就对小玉说：“不行不行，太重了。” 小玉说：“知道为什么叫‘滚大包儿’吗？滚呀！” 汪虹试着一滚，还真行，原来“滚大包儿”是从这儿来的。小玉也自个儿上了一些杂货，都齐了，就去买票。买票难了去了，多亏有小玉，生排了一宿队。小脸儿黄黄的拿着票回来，把吴霞心疼得不得了，说：“快睡会儿吧，把你累坏了。” 小玉却满不在乎，说：“没事儿，我爷爷那会儿连粥都喝不上了还熬鹰呢，十几天不合眼。” 吴霞说：“你就别散你们家那点德性了，上床睡觉！” 第十二章 孤独的中秋节 到了日子，四个人雇了两辆板儿车，先把带不了的大包儿办了托运，剩下的大包儿直接上了站台——小玉早跟这儿混熟了。 这时候已经跟汪虹走那时候大不一样了，站台上到处都是去莫斯科的人和货，热气腾腾。每个包厢里都装满了大包儿，给人留下的睡觉地方只剩下一点点。小玉跟汪虹她们三个是一个包厢，由小玉负责安排大包儿的摆放，稍微还有些空地儿。这趟车不走二连浩特，从满洲里出境直接进入俄罗斯。在满洲里停了三四个小时，查验护照带换列车轱辘。刚进入俄罗斯国境，又停了，俄国边检人员上车检查。说是检查，其实就是敲诈点东西。进入汪虹她们包厢的是一个英俊的中尉，他先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用英语说：“Passport。”四个人都把护照交给了他，他却不走，笑眯眯地站在那儿。 小玉说：“你们谁也别吱声儿，我来打发这孙子。” 他取出一盒泡泡糖，递给中尉。 中尉说声谢谢，赶紧把泡泡糖装进军装口袋，依然不走，还笑眯眯地站着。 小玉没招儿，又拿出一盒过期八百年的蜂王浆和一小盒清凉油送给中尉。 中尉迟疑地问：“这是什么？” 小玉取出一瓶蜂王浆，一仰脖儿做个喝的动作，问中尉：“OK？” 中尉说：“OK。” 小玉又把一根指头在下腹部缓缓竖起，又问：“OK？” 中尉微笑，说：“OK。” 小玉说：“捷乌什卡，”他用手在腹部划了一个弧度，意思是喝了蜂王浆以后的结果就是使小姐怀孕。 这回没等小玉问，中尉连声OK。 小玉做哭泣状，学着女孩儿的腔调说：“妈咪，涅。” 小玉从中尉手里拿过清凉油，打开，用指头做蘸的样子，然后在腹部一抹，用手向下一摆，意思是小孩儿没有了。 中尉眉开眼笑下车去了，两三分钟就跑回来，发还盖好入境章的护照，对小玉说了几句俄语，匆匆走了。 小玉说：“这孙子说要赶紧找小姐去。” 吴霞就骂小玉：“你小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坏呢？” 大家就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第一个俄罗斯小镇叫贝加，据说只有万把人口。当列车缓缓驶进站台准备停下时，汪虹发现站台上挤满了俄罗斯人，向列车招手致意，小孩子们则欢乐地追着列车跑，像过节一样。汪虹吃惊地喊：“小玉，你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玉正仰在上铺打盹儿呢，懒洋洋地看了一眼，说：“都是来买货的。” 侯玉花问：“那咱们卖吗？” 小玉说：“不卖，这儿卖不出价儿，停的时间也短，没劲。下一站卖，下一站是赤塔。你们几个别吵我，让我再迷糊一会儿。” 几个人就从车窗探头出去看，好家伙，俄罗斯人把下到站台的中国倒爷儿团团围住，口里嘈嘈地也不知嚷些啥，逮什么买什么，就跟疯了一样。站台铃声一响，倒爷儿们杀出重围跳上列车。望着缓缓开动的列车，俄罗斯人个个都是一副意犹未尽的遗憾表情。 “真火呀！”汪虹赞叹道。 “怎么样，我的信息准确吧？”侯玉花颇有些得意。 “嘘，别吵醒小玉。”吴霞压低声音说。 谁也不吱声儿了。 也就过了一个多小时，小玉醒来了，问：“到哪儿了？” 汪虹嘴快，说：“除了你谁也不知道。” 小玉便说：“让我瞧瞧，这是哪儿呀？哎哟喂，到啦！” 他翻身跳下来，把大包儿全部打开，拿出三件皮夹克和两件鸡毛服，对汪虹说：“汪姐，你把这五件儿都穿上。” “什么？”汪虹吃了一惊，“这五黄六月的让我穿五件这个？” “你就穿吧，号我都给你选好了，先穿皮夹克，从XL开始，最后穿三个XXXL的。外面再套上两件鸡毛服，按号穿，先小后大，要不穿不上，懂吗？别像受多大委曲似的，我一会儿穿得比你还多呢！” 又对侯玉花和吴霞说：“我和汪姐下车，你们两个就守着这窗口，我让你们拿多大码的什么货，你俩就麻溜儿着赶紧拿。” 汪虹和小玉刚把皮夹克和鸡毛服都套上，列车就开进赤塔站了。赤塔是一个中等城市，站台上欢迎的队伍自然要比小镇贝加庞大几十倍。 列车刚一停稳，小玉就带着汪虹下了车。他俩在手举卢布的俄罗斯人的簇拥下来到自己包厢的车窗前，许多双手在翻看汪虹的衣服，吓得她惊呼：“小玉，他们干什么呢？” 小玉其时也在被人乱翻，说：“老毛子挑货呢，不是非礼你，没事儿。” 只听得小玉大声用俄语报价，紧接着一把卢布便握在手里了。小玉喊汪虹： “把手举起来。” 汪虹双手一举，立马被付了钱的买主剥下了第一件鸡毛服。再看小玉，也正双手举起被人剥衣服。两个人轮番举手做投降状，衣服一件一件被剥去，小玉的袋子里也装了不少卢布。这时汪虹发现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抓住她最里边的皮夹克领子不放，赶紧对小玉说：“小玉你看他拽住我领子不撒手。” 小玉看了一眼说：“他要里边儿这件，占下了。” 汪虹心想有这么干的吗？好在外边几件一会儿就卖光了，赶紧举手，让他把最后那件皮夹克剥走。只剩自己贴身穿的镂花真丝衬衣了，还有几双手要往下扯。汪虹急喊小玉，小玉也剩下个光膀子，分开众人，用俄语说：“涅涅涅，”又对汪虹说： “赶紧再穿去。” 一个俄罗斯女人拽住小玉的胳膊，不知说了些什么。小玉点点头，对吴霞和侯玉花喊：“五件皮夹克，两件XXL，三件三个XXXL。” 上边儿赶紧找，小玉已经在下边儿点钱了。 汪虹又套着一大堆衣服下来了，这次她也有了些经验，也能听懂他们是要多大码儿的，身上没有就让吴霞和侯玉花往下递。小玉高兴地表扬她：“呵，你行呀！” 汪虹笑着说：“你以为呢？” 乱哄哄的卖了一阵，铃声响了。小玉护着汪虹上了车，吴霞早把两瓶矿泉水打开递到他们手里。汪虹笑着说：“这哪儿是卖货呀，简直就是打仗。” 吴霞也说：“我们就像是打开窗子往外扔一样。” 侯玉花问小玉：“咱们怎么不卖假真丝呢？” 小玉说：“赤塔这地方穷，他们主要喜欢鸡毛服和皮夹克，沉甸甸的觉着实惠。假真丝咱们过几天再卖，起码得过了秋明。在这边儿卖一百，到那边儿至少卖一千！”说着把一大堆卢布都掏给吴霞，“你们点点吧，放好了。再有三个小时就到乌兰乌德了，还得卖。” 吴霞和侯玉花一个记账一个数钱，汪虹说小玉你教我卖货用的俄语吧，我好帮你呀。小玉便教她皮夹克怎么说，鸡毛服怎么说，从一到一千怎么数……学别的不行，学语言汪虹快着呢。待到了乌兰乌德的时候，汪虹已经能结结巴巴的说几句了。 两天两夜过去，列车经过了伊尔库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和秋明等大站，货卖得一路顺畅，汪虹的语言能力也大幅度提高。而且愈接近莫斯科，懂点英语的人也愈来愈多，汪虹用蹦单词儿的办法与他们交流，也能差强人意。偶然碰到一个英语好的顾客，货就卖得更痛快了。 鸡毛服和皮夹克在秋明就全部卖光，从叶卡捷琳堡开始卖假真丝衬衣和小玉的杂货。假真丝衬衣真在这里卖出了天价，喜得三个人没办法。待火车在莫斯科车站停下，她们身边已经没有一件儿了。 下了车，取出托运的几包货，在小玉的带领下坐出租车直奔一个中国人聚居的宾馆而去。 车刚在宾馆门口停下，还没下车呢，已经被守在门口的俄罗斯人团团围住。 小玉叫大家赶紧下车，又叫司机不要卸货，便对围着的俄罗斯人说车里是什么货，有几包，一包多少件，一件多少钱等等。俄罗斯人一片OK之声，便把卢布往小玉手里塞。小玉把钱粗粗点一遍，便吩咐司机卸货。全部是整包扛走，没有一个人打开看看是什么货或清点一下件数——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他们连宾馆也没进，还坐那辆出租车去换汇。一路上小玉直催司机快开，车简直像飞一样了。 小玉说没办法，卢布贬值得太厉害，一会儿一个价儿。 换汇点儿在红场边儿上，是小玉的老熟人，很多中国人都在这儿换。换完汇还不能消停，得赶紧去买回北京的火车票——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一点儿不假。 票可真不好买，几乎全控制在中国票贩子手里。多亏小玉有熟人，加的钱还不算多。票拿到手里，人才觉得又累又饿。小玉说咱们别在街上吃了，俄国人的饭没法儿吃。咱干的已经是牛马活儿了，总不能吃的还是猪狗食儿吧？回我那儿咱自己做。 大家说好，便去商店买了一大堆菜，又打车去了小玉的住地儿。 进门第一件事是洗澡——鸡毛服上滚了七天，人早臭了。洗完澡换上衣服，吴霞掌勺做饭。俗话说饥饭甜如蜜，吃了七天方便面，这顿饭可真香呵！ 吃饱了喝足了，侯玉花说算账。嘿，真赚了不少！一人一份儿都收好了，天也晚了人也乏了，就说睡觉。四个人三张床，小玉刚要往地毯上铺被子，吴霞说话了：“小毛孩儿，地下有蟑螂。念你一路辛苦，来，跟姐姐挤着睡吧。” 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苦闷寂寞，彼此相同。天涯漂泊，谁不渴望异性的抚慰？ 从此他们就睡在了一张床上。 1994年冬天，我去捷克紧挨着波兰的边境城市俄斯特洛瓦批发市场批货，正好同吴霞小玉住在同一家酒店里，他们早已停止了‘滚大包儿’，在布拉格做起了贸易。下午，小玉在房间里睡觉，吴霞要我出去陪她买首饰。她选了好几件金饰，都是又粗又重的，价格自然不菲。她看出我的疑问，便说：“我春节要回国了，‘他’也从澳大利亚回来，说要好好谈谈。我不能在他面前露了怯呀！” “然后呢？”我问。 “要是谈得好，我就不回布拉格了，跟他去澳大利亚——毕竟有孩子了。不过你别告诉小玉，我就是担心他。这几年他让我惯得要懒死了，我走了他可怎么办呀？” 回到洒店，小玉乐呵呵地欣赏吴霞买回来的首饰。 我心里想：这可真是个傻孩子。 春节过了，我又看见吴霞在布拉格的街上开着车跑，旁边坐着兴高采烈的小玉。我俩在路口会车，互相按了一下喇叭。 大家开始为回国做准备。鉴于小玉的惨痛经验，第一个任务是藏钱。她们想了很多办法，又随即被一个一个推翻。后来，侯玉花买了一个带轱辘可以拖着走的小行李箱，她把美元塞到铁管儿的最深处，说回去后找把小钢锯锯开就行。汪虹则买了个长毛绒玩具狗，给狗做了个手术——把狗肚子打开，取出部分充填物，把美元塞进去，堵上充填物，再把狗肚子细心地缝上。 吴霞的钱交给小玉藏，问他藏哪儿他不说，大家就笑他是害怕屁股开花。 走之前吴霞还腌了一大瓶泡菜，酱了一大堆猪肉，买了好些软包装牛奶外带一袋子面包。没人愿意在餐车上吃饭——中方的餐车饭菜又贵质量又差，而俄方的餐车干脆没有能吃的东西，除了红菜汤就是黑面包。 到日子了，汪虹抱着狗，侯玉花拉着行李箱，小玉和吴霞拎着食物，四个人又登上了归国的列车。 这趟车是途经蒙古回国的，有不少中国人都带了狗，汪虹就说小玉你看。小玉笑了，说等到了二连浩特汪虹你看。 真应了小玉的话——一个中国人藏的东西，一万个老毛子和蒙古利亚也找不到。又穷又坏又贪的俄国和蒙古海关边检人员轮番上车，像猎犬一样到处乱嗅，然而在汪虹一行面前只能是无功而返。 汪虹旁边的包厢情况就大为不妙了。这个包厢的四位乘客是东北某省去莫斯科访问的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这条线，又自恃是政府官员，手持在东欧及前苏联地区一律免签的绿皮儿公务护照，买了不少莫斯科的便宜货，在进入蒙古前被俄国海关悉数没收，毫无通融余地。在进入中国之前的蒙古扎门乌德海关，蒙古人又上来打秋风。见已被俄国人先下了手，便在送还护照的时候趁机把团长挂在包厢里的一件呢子大衣给偷走了。刚下车就被发现，大伙儿就喊。那蒙古边检人员一听车里中国人在喊，撒腿便跑。60多岁的胖团长悲愤交集，站在车窗前对着站台上的蒙古海关人员用东北方言发表即兴演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官员，是应邀到莫斯科访问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向你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如果你们不赶快把我的呢子大衣还给我，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你们负责…… 蒙古海关人员望着他嘻嘻地笑。 当然，大衣绝对不会被送回。 列车一进入中国的边陲小镇二连浩特，小玉的话再一次被验证——打狗队蜂拥而上，手里拿着大麻袋，见狗就往麻袋里装。也真可怜那些乖巧可爱的公主狗哈巴狗小鹿狗，莫斯科人再穷，它们也从未受到过哪怕丁点儿的委曲。这回可好，一个个倒栽葱被扔进黑咕隆咚的大麻袋里，惊恐万状，哭喊连天。 小玉得意地对汪虹说：“我说得不错吧？” 汪虹被打狗队的粗野行径气得十指冰凉，说：“这帮家伙坏透了，一个好东西也没有！” 北京到了，三姐妹的阵营也发生了变化：吴霞决定和小玉一起干，三姐妹变成了两姐妹。汪虹很伤感，说咱们怎么也像苏联似的，说没就没了？侯玉花安慰她，说没事儿，苏联不在了，但俄罗斯还在，俄罗斯是前苏联中最强大的。咱们就是俄罗斯，吴霞充其量也就是乌克兰，走了也不碍事儿，咱们俩好好干就是了。 汪虹点点头。 根据市场需要，侯玉花决定在皮夹克、砂洗衬衣、鸡毛服以外再增加旅游鞋——当然也是劣质的。货很快备齐，两姐妹再度出发。 在秋明车站出了事故：汪虹下车卖货，在收回的卢布中有一张5000面值的是假的——俄国人在500后面自己又画了一个0。侯玉花严肃地对汪虹说：“这完全是你自己不小心的结果。中国人让俄国人给骗了，本身就是一件耻辱的事——咱们干什么来了？就是骗他们来了！可你倒好，让他们给骗了。你说怎么办吧。” 汪虹嗫嚅道：“经济损失我自己承担，下次一定注意。” 侯玉花诚恳地说：“就剩咱俩了，万事都要小心呀！” 没有了快人快语为人爽朗的吴霞，没有了油嘴滑舌乐于助人的小玉，汪虹顿感孤寂了许多。如今她终日与板着一张脸，精明于生意却毫无情趣的侯玉花相伴，心情暗淡极了。更要命的是侯玉花在漫漫旅途中结识了一位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俄语的小伙子刘辰，她正在努力劝说他抛弃学业利用自己的俄语专长跟她共同发财。看得出，那小伙子已经被侯玉花为他描绘的灿烂远景打动，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汪虹知道，这里是俄罗斯，不是捷克，瓦哈洛娃的名字没有任何作用，而她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比不上刘辰结结巴巴的俄语有价值——俄罗斯不比捷克，懂英语的人很少。一旦侯玉花与刘辰结伴远行，她会毫不犹豫地扔下汪虹。想到自己可能一个人孤伶伶地往返莫斯科——北京，她就不寒而栗。 早晨，汪虹在莫斯科的旅馆里醒来，发现侯玉花已经不见了。赶紧起床，见案头有她留下的一张纸条，说她和刘辰去考察外地市场了。 再没一句其他的话。 汪虹明白，她害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随便吃了点东西，就一个人上街闲逛。望着波涛起伏的莫斯科河，心中突然泛起那种漂泊的感觉，特无助，特孤独，特凄凉。到晚上回来，才想起今天是中秋节。窗外是一轮明月，汪虹觉得远不如家乡的圆。 第十三章 遇到郝雨 侯玉花从外地回来，也不说市场好不好，只是告诉汪虹她要和刘辰一起干了。汪虹苦笑笑，说那好吧，我再跑一次就回布拉格吧。 很快就买到了回国的车票，包厢里还有两位北京男士，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叫郝雨，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特爱说话，一说话就笑，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眯缝儿着，一路上就听他讲故事了。年龄小一点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岁。郝雨不光爱说爱笑，还挺会照顾人。汪虹几趟大包儿滚下来，落儿了个一上火车就胃疼的毛病。平时跟着侯玉花跑，除了强忍着也没别的办法。这回遇上个怜香惜玉的爷儿们，自己也就金贵起来。郝雨一阵儿端茶一阵儿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这家伙和俄国列车女乘务员混得特好，居然允许他在包厢里用煤油炉子做饭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里好了许多。他又给大伙儿讲笑话，拿罗马尼亚人的名字开涮，说罗马尼亚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裤”。 把汪虹笑得肚疼。 北京到了，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郝雨说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尤其象上货这种事儿，他门儿清。 没几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帮助上点好货。汪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卖完货就回布拉格。郝雨说回布拉格干嘛去，不如跟我到罗马尼亚呢。你这样小打小闹挣不了钱，要做就正正规规往大了做。他这次又发了一个集装箱鸡毛服，“眼瞅着天就凉了，准能卖个好价钱。”郝雨说。 汪虹心里一动。 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货。郝雨带着她去找客户，因为郝雨是走集装箱的大货主，客户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价格给了汪虹很不错的皮夹克和羽绒服。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个包厢。看着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义时的三姐妹。什么铁板一块，一遇爷儿们就散了！ 郝雨问她笑什么？她不语。 列车上，郝雨帮她卖货收款，殷勤备至。他告诉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发现了，自觉无颜再在北京混，跟老婆离了婚，只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闯天下。一个人在异国谋生，艰难不怕，男子汉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种孤独和寂寞，是最难忍受的。 汪虹对此感受非浅，点头称是。 郝雨便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发货柜，你有英语，可以帮我很多忙。利润我们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亏待你。我本来应该发完货坐飞机去罗马尼亚，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说着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汪虹任他抓着，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挣出，说：“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几乎无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无法定夺。 到了莫斯科，郝雨带她住在他一个河南朋友的公寓里。两室一厅，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专职倒票——那时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难买，都集中在这些票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时候，他刚刚和俄国警察打了一场官司得胜归来，高兴得很。摆好酒菜，一边吃一边讲起这档轰动莫斯科华人社会的事来。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铁纵线去中国人聚居的“吉庆”旅馆送票，出来后又准备原路返回。刚下了电梯，一高一矮两个俄国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轻，矮的老，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把他叫进旁边的警察办公室，让他面壁站着，两手高举放在墙上，双腿叉开，警察便开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国警察经常对中国人来这一手，真他妈的讨厌，可是又没办法，警察是在执行公务。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来，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为是倒票，票款必须记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张纸上，谁的多少钱谁的多少钱。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这张纸拿着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国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数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号——他大概意识到这是一张账单，便撕碎了随手丢在纸篓里，然后对他说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他摸了一下钱，感觉厚度还差不多，地铁里又不是数钱的地方，便乘车走了。路上他想钱肯定会少，俄国警察尽是下三滥。但估计他们也不敢多拿，抽一张了不得了。如果那样他也认了——谁让自已在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数，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孙子们也忒黑了点，他怒不可遏，立马打的赶了回去。 他一进门，仨孙子还在呢。他冲过去抓住那俩警察就用俄语喊：“你们是玛菲亚！还我的美元！还我的美元！” 仨孙子压根儿没想到他敢找来，他们这样坑害中国人多了，从没见过有找后账的，一时慌了，纷纷发誓说绝对没有偷他的钱。这时有个俄国老太婆走过来说：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乱，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穿便衣那小子也挥着拳头吓唬他，说你如果还不走，马上就让你坐牢。 河南朋友见跟他们讲不出理，立刻用地铁里的公用电话报了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少校。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命令那两个警察出示证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这两个下贱的家伙干了坏事。可两个家伙死活不承认，少校便问河南朋友有没有证据？他到纸篓那儿一看，撕碎的帐单还在里面，马上取出来拼好，交给了少校，告诉少校他们共抢了640美元。少校立时就火了，大声训斥那两个家伙。那俩家伙万没想到会在这张撕碎的纸上出问题，登时都傻了眼。少校骂了他们一顿，然后让河南朋友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地铁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会儿，市警察局来了两个人，让河南朋友把事情又叙述了一遍，全部记录在案。正在这时，有一个警察跑进来说有人来电话找中国人。他过去一接，闹错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个中国人。打电话的是国内公派的一个翻译，原来在河南朋友被抢钱之前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个姓陶的中国人被这三个家伙用同样的手段抢走了440美元。这位译自称认识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当然，是要收费用的。这位翻译以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挣私了费来了。翻译说这种事多了，没见哪个中国人把俄国警察告赢了，劝河南朋友私了得了。这朋友真是条汉子，断然拒绝。回到办公室就对警察们说，这三个家伙今天还抢了一个姓陶的中国人的钱。少校一听，立即让他帮助找到这位陶先生。说今天已经很晚了，让河南朋友明天再来。 第二天是俄罗斯警察节。河南朋友一进门，分局长就说：“在我的节日里你不是来祝贺我快乐，而是来给我添麻烦。” 朋友一听这话便知道对方态度不友好，立刻说：“你错了，给你添麻烦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部下。” 那分局长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河南朋友早做好了准备，从容掏出从匈牙利到俄国入关时的申报单，上面写着14000美元。 “拿你钱的警察是用哪只手拿的钱？”分局长又问。 这纯属找茬儿了，河南朋友反驳说：“哪只手偷钱重要吗？况且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只手偷我的钱？” “那么你从你住的地方乘出租车返回地铁付了多少车钱？” “付给出租车司机多少钱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认为你的问话方式有问题。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做案人却是警察。强盗抢钱不是新闻，而警察抢钱就是新闻。我要把这件新闻告诉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让他们来主持公道——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 他们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惹，态度收敛了一些。问话结束时那位分局长向他表示歉意，并强调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当天晚上，他在“吉庆”旅馆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抢的陶先生。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陶先生来到地铁警察分局。值班警察录了陶先生的证词，让他们回去等待。在走廊里，他们看见那两个警察已经被脱掉了警服，呆坐在长椅上等候审讯。 过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检查院。一位检查官告诉他案子要结了，两个警察要被判刑15年。而那个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个建筑工人，是他把那两个警察拉下水的。他们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伐木。”检查官比划着说。检查官退给他620美元，说还差20美元，过几天让警察的家属用卢布比照汇率还给他。并说那位陶先生也只能退300美元，其余的也是退卢布。 “检查官说过几天就要宣判，还要我出庭呢。”河南朋友高兴地说。 汪虹钦佩地说：“你真行，总算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 他笑笑，“主要是老毛子欺人太甚，多少中国人被他们欺侮呀？现在已经发展到入室抢劫中国人了，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黑头发，现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见黑头发的老毛子就跑。” 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半夜时分，郝雨爬到汪虹床上。汪虹轻叹一口气，接受了他。她清楚，和小郎不仅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郝雨可就不一样了，起码他在发集装箱，大小也是个老板。 她没有抵抗，顺从地由他折腾。 事毕之后，汪虹对他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愿意跟你去布加勒斯特。我一回到布拉格就去签证，让我大姑想办法，估计能签下来。但有一条，我不愿意跟你这样同居，你既然已经离婚，那就娶我。”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亮。 郝雨疲倦地说：“我正求之不得呢。” 汪虹躺在郝雨的怀里喃喃地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的心已经干涸欲裂，你真是我的好雨吗？” 郝雨早已沉沉睡去。 第十四章 铩羽布加勒斯特 汪虹回到布拉格的第一件事就是求大姑去给她到罗马尼亚驻捷克大使馆办签证。 这时李昌盛已经来了，力劝她不要去罗马尼亚，瓦哈洛娃也不同意，更不用说小郎了。汪虹本是个没主意的人，见大家都反对，也就犹豫了。可郝雨的电话不断打来，说他的集装箱要到了，催她赶快过来。她一横心，硬缠着瓦哈洛娃去了罗马尼亚大使馆。 得到了签证，瓦哈洛娃告诫她：“你的捷克往返签证半年有效，无论如何不要丢了捷克身份，半年头儿上一定要回来，哪怕再去呢。” 汪虹说：“我明白。” 与一脸哀怨满眼泪花的小郎在站台上吻别，汪虹独自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 经过一夜一天的奔驰，列车在深夜抵达布加勒斯特。汪虹随着人流走出破旧不堪的火车站，却不见郝雨来接。车站附近到处是一群一群的酒鬼，衣衫褴褛，东摇西晃。汪虹到处找不到郝雨，急得要哭。正没辙儿呢，听到身后有中国人在焦急地喊：“汪虹！汪虹！”她回头一看，正是郝雨，领着一个中国人在人堆儿里乱跑。汪虹赶紧喊：“郝雨，我在这儿呢！”郝雨听见了，顺着声音一找便看到了汪虹，急忙跑过来，拉着汪虹的手说：“可把我急死了！路上顺利吗？”不等回答，又向汪虹介绍他身边的中国人，“这是老张，我的好朋友。” 老张早把手伸了出来，一边握手一边说：“总听郝雨念叨你，说你好家伙一人儿滚大包儿，可能呢！” 一口浓重的东北方言。 郝雨住在一套公寓里，离老张的家很近。房间里放了好多鸡毛服，臭气冲天。郝雨说他和老张还有焦和平是好朋友，三个人联合发货。小焦不来了，买了个出租车在北京跑呢。老张是一个公派公司的翻译，公司撤了，老张没走。凭着一口流利的罗马尼亚语，当翻译、倒汇、批货啥都干，如鱼得水。 第二天早晨就随郝雨去市场卖鸡毛服，生意还真不错。给汪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罗马尼亚父女，父亲来给女儿买鸡毛服，女儿很漂亮，十二三岁的样子。选了又选，试了好几件，最后选中一件天蓝色的，非常珍惜地包好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汪虹感到很难过——伪劣到极点的东西，他们却当做宝贝一样。 汪虹说：“做齐奥塞斯库的子民确实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城市破旧，农村凋敝，人民穷困不堪。就拿首都布加勒斯特来说吧，跟布拉格比就象乡村小镇似的。许多盖了一半儿的楼房扔在那儿，成了野狗的家园。” 不去市场的时候，汪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堆了满屋子的鸡毛服。因为是伪劣产品，除了臭不说，无数鸡翎子都穿透布料露在外面，必须把它一根一根地拔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仅要把钻出来的硬鸡毛拔掉，拔完之后还得使劲拍打，把附在衣服上的鸡毛抖落。你想吧，在臭气冲天的屋子里，鸡毛飞舞，汪虹宛若白毛女一般在挥汗如雨地工作。 罗马尼亚贫困、破败，但罗马尼亚人使汪虹感到亲切、温馨。在她的感觉里，法国人虽然待人热情，但却盲目的妄自尊大，你用英语询问，他却用法语回答。更可气的是没有英文路标，让不懂法语的人一头雾水。我领教过法国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那是1994年，我和汪虹从巴黎搭便车去布鲁塞尔，走了很长时间，路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汪虹以为已经进入比利时了，便用英语问那开车的先生。他摇头说不，这里仍然是法兰西。汪虹说天哪，怎么离不开法国了？虽知那先生却板起了脸，颇有些不高兴地说：“法兰西就这么让您急着离开吗？”俄罗斯人友好但是粗鲁，一到傍晚，满街都是醉鬼。甚至连“8。19”政变这样的大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都是在大醉中进行的。捷克人彬彬有礼，但透着冷漠和蔑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很像中国大城市的善良人对待乡下来的民工那样——宽容、无奈和怜悯。罗马尼亚人则不一样，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是由于两国政府几十年的友好关系，也许是因为罗马尼亚的贫穷落后，他们给了中国人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得到的尊敬和关怀。罗马尼亚人似乎对中国很熟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中国日用品，从茶杯到牙具，从自行车到书包。郝雨在这里有几个罗马尼亚朋友，他不懂罗马尼亚语也不懂英语，就靠比划便把友谊稳固地发展起来，这真让汪虹吃惊。就拿曼内斯库来说吧，郝雨和他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就这样结成好友。除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之外，不能不说郝雨的比划是十分到位的。曼内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玻璃店工作，郝雨从国内专门给他带来几把玻璃刀，非常好用，他喜欢极了，视为珍宝一般。曼内斯库的太太在一家食品店当售货员，高高大大，既漂亮又端庄。丈夫老实，妻子贤惠，生活虽不富裕，但安静，快乐。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胖嘟嘟的，才九岁，名字叫安德丽亚。他们经常邀请郝雨和汪虹去作客，做一些罗马尼亚家常菜请他们品尝。小安德丽亚的学校里有英语课，汪虹便用英语和她交谈，她非常高兴，还把她们交谈的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后来汪虹就用英语和曼内斯库夫妇谈话，安德丽亚做翻译，竟然没有什么障碍，大家都开心死了。汪虹还认识了一位名叫安达的罗马尼亚女人，她离婚了，独自带着七岁的女儿鲁克桑德拉生活。鲁克桑德拉漂亮极了，特别活泼。安达懂英语，在一家公司做秘书。她性格开朗随和，朋友很多，经常在家里开Party。几乎每次都邀请汪虹参加，汪虹在这里不光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还学会了一些常用的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人与中国人交往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有着本质的不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的直接目的是占便宜；而罗马尼亚人则完全是出于友谊，几乎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老张也经常邀请汪虹和郝雨去吃地道的东北菜，但汪虹只去过一次就再也不肯去了，郝雨便一个人去大快朵颐。汪虹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老张的家有些恐怖——一座古老的HOUSE，老张住在光线昏暗的底层，所有的家具都是年代久远的古董。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怪诞的油画：一条巨大的毒蛇缠绕着一个濒死的男人。 汪虹害怕这里的一切。 郝雨的鸡毛服卖得并不好，原因是货到晚了。加上罗马尼亚货币“累”跟卢布一样疯狂贬值，算来算去也赚不到钱，郝雨一天到晚阴沉着脸。有时汪虹跟他说话，说几声儿他都没动静，稍微大声儿一喊，又把他吓了一跳。汪虹看他痴痴呆呆的样子，心里也着急，就说你怎么不去找老张商量商量？他有语言，关系多，说不定找个客户一下子全卖出去了。你自己瞎琢磨个啥呀？ 他不吱声儿，光抽烟，也不开客厅的灯，就在黑地儿里坐着发呆。烟头明明灭灭，真有点瘆人。 过了几天，郝雨对汪虹说：“这批鸡毛服是砸了，都三月份了，谁还买？可生意还得做，我准备和两个朋友马上飞回去，再发一集装箱凉鞋来，正好赶上春夏之交，准好卖。你哪儿也别去，在这儿等着我。” 汪虹问：“那两个朋友是谁呀？” 郝雨说：“你不认识。” 汪虹又问：“那你有钱吗？货都压着。” 郝雨说：“就是钱不好办，管他呢，回去再说。” 汪虹说：“我还有一千美元，你拿去用吧。” 郝雨笑了，说：“还是老婆疼我，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汪虹说：“谁知道是不是你老婆，你凭良心吧。” 第二天，郝雨去订了机票。是中国航班，直飞北京。 三月五日下午起飞，这一天，布加勒斯特下起了暴雪，五米以外都看不见人。整整下了一天，还没有要停的样子。郝雨上午就冒着雪出去了，说有事要办，嘱咐汪虹为他收拾行装。行李早收拾好了，天也过了中午，还不见他的人影儿。汪虹心里这个急呀，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他回来了。 汪虹说：“你看几点了？急死人了！” 郝雨说：“没办法，事儿办不完。”拎起箱子就走，对汪虹说：“你就别去机场了，雪这么大。好好在家等着我，一到北京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汪虹点点头，问：“老张也不来送你？” 郝雨说：“谁也不用送。” 走了。 汪虹一个人孤伶伶地呆在房子里，望着窗外的暴风雪，心绪不宁。看看天色已晚，胡乱弄了口吃的，早早睡了。 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汪虹把门反锁了，开不开。她怕得要死，裹着被子蜷缩在床头，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人见开不了，便敲门，小声儿喊： “汪虹！汪虹！” 汪虹细细分辨，像是郝雨。可郝雨现在在天上呢呀！她战战兢兢跑到门前，问： “你是谁？” 气得外面就骂：“你脑子进水了！我是郝雨！” 汪虹还不信，说：“别骗人，郝雨已经回国了！” “回个屁国！雪太大，飞机不飞了！” 这回汪虹信了，赶紧开门，郝雨拎着箱子进了屋，说：“你发神经病呀？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汪虹就笑，“谁知道飞机就不飞了？” 郝雨说：“真他妈麻烦，我有急事儿呢。” 汪虹说：“飞机不飞谁也没办法，哪天飞？” “这个航班取消了，三天以后下一个航班走，误我大事儿了！”郝雨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中午，一天一夜的暴雪终于停了。正吃饭呢，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张被人杀了。汪虹惊得把汤勺掉地上摔成了三截儿，听郝雨问对方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方说就是昨天。郝雨撂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前不吃也不喝。 汪虹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太可怕了！” 郝雨说：“在国外玩儿倒汇，迟早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成天腰里掖着几万美子，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累’，不出事才怪！” 汪虹点点头，老张确实是这样，仗着有语言，人头儿熟，什么事儿都不吝。罗马尼亚‘累’不值钱，他常常左右两手一手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都是‘累’，下了巴士进地铁，满世界疯跑。 饭是吃不下去了，郝雨说：“走，咱们到老张家门口转转。” 汪虹说：“我不去，闹不好那凶手还在那儿藏着呢，来一个杀一个。” 郝雨说：“别发神经，赶紧麻溜儿着走。” 到了老张门口，看不出一点这里曾经发生凶杀的迹象，依然如平时一样静谧。汪虹挽着郝雨的胳膊转过房角，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汪虹以为必是凶手无疑，几乎瘫倒在郝雨身上。郝雨半拖半抱着汪虹来到巴士站，那位先生还在关切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发病的女同胞。 郝雨如期飞走了，汪虹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深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汪虹拿起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一听便知道是国内长途。对方先问这里是不是郝雨先生的家？ 汪虹说：“是。” 对方说：“我是老张的儿子，我爸爸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汪虹心咚咚地跳，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老张的儿子说：“我爸爸说和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汪虹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张的儿子说：“你们肯定知道，我马上去罗马尼亚找你们！” 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老张的弟弟，非让汪虹把他哥哥的死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要来罗马尼亚算账。 刚把这个电话放下，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老张的国内单位，询问他们的张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心惊肉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汪虹正发愣呢，忽然有人敲门。汪虹吓得不敢吱声儿，连大气儿也不出，想让敲门那人以为家里没人。可那敲门人顽强得很，也不急，也不火，只是敲，没完没了。敲了一会儿，见屋里总没动静，那人就说话了，一口洋味儿的中国话： “我们是罗马尼亚警察，请您开门。” 汪虹仍然不开。 他们又到邻居家往这里打电话，汪虹也不接。外面的人没辙儿了，又说： “我们知道你在屋里，我们已经监视你三天了，你如果还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要砸门了。” 听说要砸门，汪虹只好应声儿了，她战战兢兢地问：“怎么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外面的人说：“你低下头，从钥匙孔往外看。” 汪虹低头从钥匙孔往外一看，果然看见一份警察的证件。她开了门，两个警察和一个罗马尼亚翻译走了进来，搜查一番后，要她跟他们去警察局协助调查。这时她心里一紧：难道郝雨与这件杀人案有关？可怎么会呢，他们是好朋友呀！ 在国内汪虹连派出所都没去过，在国外却因为与杀人案有关而进了警察局，一想起这些，上楼梯都腿软。 警察详细询问了她与老张是怎么认识的，跟老张的交往过程，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什么时候以及郝雨的情况——他为什么急着回国，他走时老张为什么没有来送行，他和老张之间的经济往来等等。 汪虹一五一十说了个仔细。 警察笑了，说：“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你最近不能离开布加勒斯特，因为我们还可能会找你核实情况。” 接着从打字机上取下打印好的口供，让翻译给她念了一遍，问她有没有错的地方？ 她说没有。 “那好，请签字并摁上手印。” 踩着厚厚的积雪，汪虹一脚深一脚浅地回到家里，六神无主，理不清个头绪，心里只是害怕。 过了两天，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外交部专门为此事派来了人，要汪虹来大使馆谈话。 在大使馆里，汪虹见到了温文儒雅的王毅先生。王先生仔细询问了老张和郝雨的交往情况，汪虹又把在警察局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王先生突然叉开话题，问汪虹： “你为什么要和郝雨在一起？” 汪虹嗫嚅道：“我想结婚。” 王先生问：“他答应和你结婚吗？” 汪虹点头：“嗯。” “他在骗你。”王先生说，“我来之前专门去了郝雨的家，亲眼看见他和他妻子住在一块儿，根本没有离婚！” 汪虹愣了。 “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他，”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你堂堂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英语又很棒，为什么要和郝雨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呢？如果你愿意去德国，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办——我太太正在为德国的医院引进中国护士，你可以去。” 汪虹说她会仔细考虑的。 在大使馆门口，她和王先生握别。王先生说：“我敢肯定你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真不该掉进这个漩涡里来。” 汪虹问：“那郝雨和这个案子真的有关吗？他和老张是最好的朋友呀！” 王毅先生意味深长地一笑，没有说话。 噩梦从此缠住了汪虹。 郝雨走时带走了所有的钱，只给汪虹留下一点点生活费。三月的布加勒斯特非常寒冷，积雪很厚。汪虹的鞋磨坏了，不能穿了，她只好从不多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去商店买了一双最便宜的印有星条旗图案的单层布鞋。可这鞋也实在太单薄了，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湿透了，一会儿就能把脚冻僵。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鞋脱下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抱着冰凉的脚使劲儿揉搓。 汪虹已经有些日子没吃过肉了。顿顿都是黑面包就洋葱炒鸡蛋——这是罗马尼亚最便宜的食物。她很想吃一次肉，但是吃不起，对于她来说，肉太贵了。 这一天，她从外边回来，路过一家肉店。看着橱窗里摆着的各种肉类，她实在无法走过去。她进了肉店，反复比较了价格，下决心奢侈一把，腐化一回，买了像巴掌那样厚，有半个巴掌大的一块猪肉。她兴冲冲地回到家，像欧洲人那样用木锤把肉砸了一遍，又沾上面包渣儿，然后放进平底儿锅里用油煎。不一会儿就做好了，她把小小的猪排放进一只最大的盘子里，在猪排旁边堆满了自己用洋葱和西红柿做的沙拉。找出从来不用的刀叉，把胡椒粉匀匀地撒在猪排上，很正式地吃了一顿饭。 多年以后，她仍能回忆起这块猪排。 汪虹永远不能忘记，在这段既恐怖又暗淡的日子里是善良的罗马尼亚人给了她巨大的帮助和关怀。她回忆说：“如果没有曼内斯库夫妇和安达母女的关爱，我的精神早就崩溃了，能否活到今天也是个问号。” 这绝非危言耸听。 我在国外呆了近十年，我深刻理解汪虹的这番话。一个孤苦无依却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身处异国，纠缠在一桩莫名其妙的凶杀案里，没有钱，在恐怖中过着拮据到极点的生活，看不到前途何在…… 轻生会是她的首选——假如没有这些善良的罗马尼亚人的话。 第一个知道汪虹境遇的是安达——她打电话来问最近还好吗？汪虹竟在电话那端哭了起来。安达情知不妙，放下电话就驱车赶来。 汪虹向她诉说了一切。 安达二话不说，去卫生间收拾好汪虹的洗漱用品，说：“走吧，到我家里住。一个人在这儿住太可怕了，而且鲁克桑德拉也非常想你。” 汪虹感激莫名。 在安达家里，汪虹天天紧绷着的神经才算慢慢松弛下来，笑容也逐渐回到了脸上。安达每天去上班，鲁克桑德拉每天去上学，汪虹则担负起做晚餐的任务。她并不会做饭，但安达和鲁克桑德拉非常爱吃，赞不绝口。到了星期天，就由安达主厨，做罗马尼亚饭给汪虹吃。鲁克桑德拉爱唱歌，缠着要汪虹教她唱中国歌。汪虹就教她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安达听了说真好，汪虹便把歌词大意讲给她听。 “我还会唱罗马尼亚歌呢。”汪虹说。 安达不相信，说：“那你唱给我听。” 汪虹想了想，便唱起了“乔治参军去”： “春风吹动橡树叶儿沙沙响， 我们的青年乔治参军上战场。” 安达又惊又喜，随即跟着大声用罗马尼亚语唱了起来： “穿上军装，背起步枪， 骑着马儿，离开家乡， 他的爱人玛丽奥拉送他上战场……” 一曲歌罢，安达热情地把汪虹拥入怀中。 鲁克桑德拉不明白了，问安达：“妈妈这是罗马尼亚歌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呢？” 安达笑着说：“这是妈妈小时候的歌，你当然没有听过了。” 汪虹说：“鲁克桑德拉，我再唱一支，这支歌你也许听过。” 安达吃惊了：“你还会唱？” 汪虹一笑，唱起了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 我在家里闷得发慌。” 鲁克桑德拉不仅听过，而且会唱。 安达就更不用说了。 三人一齐合唱起来： “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仔细照照我的模样， 让我来把我的房门轻轻关上。 镜子里面有个姑娘， 那双眼睛又明又亮， 镜子里面不是我吗？ 脸儿长得多么漂亮， 头上戴着一朵鲜花美丽芬芳……” 欢乐的笑声要把房子抬起来了。 在安达家住了些日子，汪虹又被曼内斯库夫妇接到了他们家。曼内斯库太太善良极了，每天变着花样给汪虹做罗马尼亚饭菜。小安德丽亚更是像过节一样高兴，一放学就扑在汪虹怀里，晚上也跟汪虹在一个屋子睡觉。 转眼就到了复活节，这在欧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按罗马尼亚习俗，在这一天要买只活羊杀了吃。布加勒斯特的市场里有许多大卡车都装着活羊，人们纷纷选购。曼内斯库也买了一只回来，就在院子里把羊杀了煮着吃。他们的做法跟中国一点也不一样，放了许多叫不上名儿的香料。由于是现宰现吃，味道还是很鲜美。小安德丽亚对汪虹说：“我最爱吃羊眼睛了。”汪虹不信，她竟当真从煮熟的羊头上抠出眼睛放进嘴里大嚼起来。 汪虹目瞪口呆。 看着汪虹惊愕的样子，安德丽亚拍手大笑。 复活节的晚上要去教堂，汪虹也跟他们去了。信徒很多，每人都手持一只点燃的蜡烛，汪虹也不例外。开头儿是主教讲圣经，然后全体起立祈祷。气氛庄严肃穆，还有稍许的神秘。汪虹她们几个女的不到半夜就回去睡觉了，早晨醒来曼内斯库才刚刚进门，真是个虔诚的信徒。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许多吉普赛女人开始在市场里卖郁金香。美极了，鲜艳欲滴，而且很便宜。汪虹很想买两束花送给安达和曼内斯库，可是她没钱。如果郝雨再不回来，她就要陷入绝境了。 郝雨就在这时回来了。 他发来了两个集装箱，一个是毛毯，一个是塑料凉鞋。毛毯显然已经不能卖了，要压到秋后，而凉鞋应该是正当其时。为了节省开支，郝雨不租仓库，先把自己的房子堆得满满的。放不下，把毛毯堆在了安达家里，把塑料凉鞋堆在了曼内斯库家里。全部是无偿的。毛毯还好，没有什么异味。塑料凉鞋就不行了，那股塑料味儿熏得人头疼。 郝雨回来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去录口供。 他不慌不忙，侃侃而谈，时间、地点、证人一个不落，都能证明他案发时不在现场。警察要他提供证人的名字、地址、电话，他十分遗憾地说，这位证人已经飞往美国；那位证人据说去了巴西。 警察无可奈何。 私下里汪虹问他：“你给我说老实话，老张是不是你杀的？” 他嘻嘻一笑，反问汪虹：“你看我像吗？” 汪虹仔细看了半天，说：“不像呀！” “相信你的直觉吧。”郝雨说。 半夜醒来，汪虹又想起这档子事儿，就翻身再次审视梦乡中的郝雨。月光透过窗子打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儿一半明朗一半灰暗，注视的时间长了，竟被汪虹看出几分狰狞。 她哆嗦了一下，决定尽快回布拉格去。 凉鞋卖得非常不好。罗马尼亚人虽然穷，但还是见过些世面的。塑料凉鞋在四十年前还可以，但如今已无人问津了。汪虹告诉郝雨，她的捷克往返签证快到期了，她不能丧失捷克身份，必须在到期前进入捷克，因此她需要买一张飞机票的钱。郝雨告诉汪虹，所有的钱都压在货上了，包括她的那一千美元。要想买飞机票，只有把货想法卖掉。除此以外，再无别的办法。 汪虹认了。她背着凉鞋到处跑，见商店就进，但一无所获。 她不甘心，乘火车前往罗马尼亚海滨城市康斯坦察，也没卖了几双。 她求郝雨想想办法，一千美元她也不要了，只要能在往返签证到期前进入捷克她什么都愿意干——“你还有仇人吗？告诉我是谁，我去替你把他砍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汪虹说。 郝雨说你别急，你又不是兔子，借我也得把钱借到，坑谁也不能坑了你呀！——他也有点怕了。 第三天头儿上，郝雨借回来五百美元。 马上去订票，拿着机票算日子——好家伙，距捷克往返签证到期只剩一天了！ 收拾好行装，郝雨陪她上街逛商店。来布加勒斯特快半年了，这还是头一回。汪虹买了一双凉鞋，郝雨又给她买了两条裙子。汪虹高兴地说：“这简直是疯狂购物了！” 到了起飞的日子，郝雨送她去机场。谁想到在海关又遇到了麻烦——汪虹的罗马尼亚临时居留超了一天，也就是说她今天即属于非法居留者。海关官员拒绝她出境，要她去布加勒斯特警察局补办居留手续，明天再走。汪虹急死了，她并不是怕去警察局办手续，而是她今天必须进入捷克。如果耽搁一天，她的捷克身份就作废了！她恳求那位官员放她一马，各种好话都说尽了，那官员坚决依法办事。情急之中，汪虹从口袋里摸出买机票剩下的一张百元美钞，啪的一声拍在那官员案头。那官员急忙用警帽把美元盖住，同样啪的一声给汪虹的护照盖上了出境章。 汪虹急忙拖着箱子进入出境乘客候机区，她想和郝雨挥手致意，却见他已经大步流星地走了，连头也未回一下。 汪虹不由得又有些伤感。 飞机准时升空。望着白云下面的布加勒斯特，她百感交集，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 第十五章 去荷兰谈恋爱 回到自己的小屋，李昌盛正在做晚饭。见汪虹突然推门进来，十分高兴。说：“回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到机场接你呀？快洗把脸，饭马上就得。你真是有命，我从来不买鱼，就今天买了，你偏偏就回来了。” 汪虹平素和李昌盛关系并不怎么近乎，可她现在觉着他就是亲人。看着他腰扎围裙忙忙碌碌大做饭，也不知怎么就哭起来了。 李昌盛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好模好样的哭嘛哭？” 听着他那一口天津方言，汪虹又笑了。 李昌盛叹口气，说：“犯病了不是？该去吴家窑儿了。” 吴家窑儿是天津市精神病院所在地，当地人都以谁谁谁该去吴家窑儿了来形容其脑子不正常。 吃罢饭，又给大姑打了个电话，诉说了小半年在罗马尼亚的遭遇，让瓦哈洛娃狠狠地骂了一顿。当初她坚决反对汪虹去布加勒斯特，汪虹就是不听。如今丢盔卸甲地跑回来了，还不该挨骂吗？ 挨完了骂，汪虹问李昌盛现在布拉格生意好不好做？李昌盛说：“现在可不像你走那会儿了，中国人的集装箱多了去了，尽是大货主。曹先生那种水平的，过去就算顶天儿了，现在嘛都不是。布拉格北面那个体育场，现在改大市场了，周六周日两天，尽中国人。你别说，一天挣个一百两百美金，跟玩儿似的。” 汪虹说：“那我去断点货，后天不就星期六吗？咱俩去试试？” “成。可利润咱怎么分？”李昌盛问。 “对半儿分。”汪虹说。 第二天上午，汪虹先去市中心一家银行取出一万克郎——她滚大包儿挣的那点辛苦钱都在这家银行存着。其实也就几千美金，她本钱小，当然就挣得少了。然后又去了曹先生的公司，现金买断了一批砂洗衬衣。又去了几家中国公司，买了些领带、打火机、旅游鞋之类的杂货，用出租车拉了回来。 一大早，天还不亮呢，李昌盛已经做好了早点，喊汪虹赶紧起床。汪虹睡眼朦胧地爬起来，说才几点呀，还让不让人活了？李昌盛说姑奶奶，大市场七点就不放人了，快起快起！咱又没车，得倒完地铁倒巴士，大包小包的，不早点动弹行吗？ 到了大市场一看，呵，尽是同胞。刚摆好摊儿，就开始上人了，顾客愈来愈多，挤得水泄不通。汪虹和李昌盛货带少了，没到中午就卖光了。回去拿货也来不及了，李昌盛说要回去睡觉，走了，汪虹一个人在市场闲逛。 忽然，她看见不远处支个摊儿卖旅游鞋的一男一女俩中国人挺面熟，定睛细看时，那位女士也发现了她，大喊一声：“汪虹！”汪虹急忙走上前去，“吴霞！小玉！” 吴霞乐呵呵地问：“你怎么在这儿？我一来布拉格就打听你，说你跟一爷儿们去罗马尼亚了。” 汪虹嗔她：“瞧你那张嘴！你们不是在莫斯科滚大包儿吗？怎么也跑布拉格来了？” 小玉插嘴说：“滚不成了，满车都是中国土匪，再滚非把命搁那列车上不行。” 吴霞说：“真是这样，中国黑社会闹得太凶了，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大包儿滚不成了，我和小玉就琢磨去哪儿呢？我不来过布拉格吗，就一块儿过来了。” “那侯姐呢？”汪虹问。 “那不是？正卖包儿呢。”小玉远远一指，汪虹便看见了正在给顾客拿皮包儿的侯玉花。 汪虹苦笑笑，说：“咱们姐儿仨在这儿又会师了。得，你们先忙着，我去看看侯姐。” 吴霞说：“一会儿赶紧过来啊！告诉侯姐也别走，我今儿请客！” 当晚，三姐妹连同小玉，坐在了一家中餐馆儿里。就着啤酒、果汁、白斩鸡，姐儿仨各自把别后情况说了一遍。看来数吴霞日子好过，她已经买了一辆二手斯柯达小车，带着小玉奔波在各个市场，每日都颇有斩获。侯玉花目前是一个人苦干，那刘辰早回国去了。三人当下约好，明天由吴霞负责占位，姐儿仨的摊位一字儿排开，既能照应又能聊天儿。 这回不用李昌盛催，汪虹给闹钟上了铃儿，凌晨四点就响。带的货比昨天多了一倍，肩扛手提，下了地铁又上巴士，没少挨捷克人的白眼。 生意不错，而且不累。李昌盛基本没事儿干了，四处溜达。姐儿仨谁想转转谁想上个厕所都方便，不怕没人照应。晚上回去一算账，刨去进货成本及摊位费和午餐费，两天净赚170美元。按事先约定，各揣85美元。 好日子从来就是转瞬即逝的。 首先是吴霞通知汪虹和侯玉花，下个星期不去大市场了，她要带着小玉去外地城市，而且从此就住在那边了。那儿的生意好极了，原因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问是哪个城市，吴霞不肯说。“反正你们也去不了——每个星期都要来布拉格进货，你们没车，做不了这个生意。要你们能做，我肯定告诉你们。可你们不能做，万一从你们嘴上无意中漏出去，我们还挣什么钱？”其次汪虹也算了个账，凭一个星期去大市场练两天摊儿，养活不了自个儿。而要想天天去各个市场练，必须得有车。她倒有车本儿，可钱不够。买了车就没有断货的钱，没有断货的钱买车又有什么用？再次是李昌盛已经告诉她，他准备去德国发展。一个人几乎没有练摊儿的可能，她又茫然无措了。这时，她忽然想起了林小兰语重心长的话： 你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捷克人把自己嫁掉。 她同意这句话的一半儿：当务之急是把自己嫁掉；不同意另一半儿：找个捷克人。 她告诉瓦哈洛娃她想嫁人了，瓦哈洛娃说你把要求讲一下。她想了想，说：“必须是男人，不能是Gay。年龄无所谓，范围在西欧。” 瓦哈洛娃说你早该这样了，我从现在就给你留意。 一天下午，汪虹办事路过查理桥，被一个中国小伙子拦住了。他彬彬有礼地说，我想以皇宫为背景在桥上照张相，请你帮一下忙好吗？ 一口北京话。 汪虹说当然可以。便接过照相机，为他拍了几张照片。 小伙子谢了之后问：“小姐你是北京人吗？” 汪虹说：“不，我是天津人。” 小伙子说：“我还以为你是北京人呢，你一点天津口音也没有。” 汪虹笑着说：“从小在学校大院里长大，不会说天津话。你是北京人吧？” 小伙子点点头，说：“我刚从马耳它过来，想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他看看不远处的露天酒吧，“我们去那儿坐一下吧，聊聊天儿。” 小伙子叫吴力，老爸是中国驻马耳它大使。在马耳它中国人只能留学，不能办长期居留——置业可以，但中国人没钱——听说捷克相对好一些，便飞到布拉格来。刚到了一个星期，正是五迷三道的时候。 这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小伙子，英语也蛮好。汪虹很开心：总算碰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同胞。吴力也很高兴，他正需要有一个能讲明白事儿的人为他指点布拉格景物。这一个星期他也碰见了不少中国人，可除了北京混儿混儿就是青田农民。北京混儿混儿一嘴的脏话像是从裤裆里掉出来的，而青田农民的话你根本就听不懂。如今遇到这么一位南开毕业生，起码可以说说话儿了。 吴力告诉她，他最近要去一趟荷比卢德法，一个月才能回来，要汪虹的电话号码，说一回来就跟她联系。 汪虹说了号码，他正要往本子上记，又停住了，看着汪虹笑，“我们可以一起去嘛，不用花钱的。” 汪虹问是怎么去。 “我在马尔它认识了一个朋友，女的，叫何晓洁，是比利时籍华人。跟你差不多大，你今年有多大？” 汪虹说了。 “同岁。我眼力不差吧？这何晓洁特能干，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中国协会工作，自己还开了一家旅行社。她是温州人，文革中间跟父母来的比利时，在布鲁塞尔长大，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比利时念的。她想到中国发展，可父母不放心，父母在布鲁塞尔经营中餐馆，生意火得没法儿说。父母怕她一个女孩儿回中国出什么意外，不让她去。可巧她来马耳它旅游就认识了我，就让我跟她去比利时玩儿。我去了，她对父母说要让我陪着回中国，把我的情况介绍了一遍，无非是我在马耳它留学，老爸是中国驻马耳它大使一类。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她要我陪她回国这件事，她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我也只好应承下来。她父母见我是个正经人，就同意了。我问她你回国做什么生意呀？她说特简单：以比中协会的名义邀请各级官员考察荷比卢德法，——公款旅游。我也正想回趟国呢，有人出费用干嘛不去？我俩从布鲁塞尔直飞北京。回去没几天，真让她拿下一个，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我这边有事，先飞回来了。她在国内继续攻关，前天来电话说又有一个什么大型国企的老总被她拿下，还有一帮农民企业家。按她和那些人的协议是由她出导游和翻译，她哪儿有啊，她又回不来——准备把那帮企业家直接带到比利时呢。又把我抓住了，要我先期赶往阿姆斯特丹，接机。我想，你要是没事儿，咱俩一块儿去，你是翻译，我是导游，怎么样？” “你去过荷兰吗？”汪虹问。 “没有。”吴力回答。 “那你怎么给人家导游？” “买张游览图，事先再找个中国人好好问问，不就行了？再说了，国内官员一般只对红灯区和卡西诺感兴趣，这些地方都用不着导游。” “那我就跟你玩儿一趟，你有把握签证吗？”汪虹问。 “小事一桩。咱有比中协会的邀请，硬得很。明天早晨九点，比利时大使馆门口见？”吴力伸出手来。 “不见不散。”汪虹也伸出手来。 回到家，汪虹把要去荷比卢德法的事儿给李昌盛讲了一遍。李昌盛大惊失色，说：“有这样的吗？在路上随便认识个人，就敢跟着满世界疯跑？你不怕让人给卖了？” 汪虹笑说：“我这么傻，卖给谁呀？谁买砸谁手里。” 正说着呢，瓦哈洛娃来了。她笑嘻嘻地对汪虹说：“怎么谢我？” “说什么呢？”汪虹不明白。 “我给你找到一个如意郎君！还不谢我？” “真的？”汪虹问。 “当然是真的。你姑夫过去有一个学生，他是专门来查理大学找你姑夫学汉语的——你姑夫这个汉学家全欧洲都知道。我那天回去把你这事儿和你姑夫一说，他还挺上心。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他这个学生的夫人离婚了，他想找一个中国太太。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本来是给这个学生打电话，要他帮忙留意。没想到这个学生正好是单身，而且是汉学家，你们不会有任何沟通困难。这学生说这么好的小姐为什么不给我呢？你姑夫说你要就给你。今天早晨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遍，没问题。年龄稍大，也就四十出头儿吧。” “哪个国家？”汪虹问。 “荷兰。”瓦哈洛娃说。 “荷兰？”汪虹又惊又喜，“太好了，我正要去荷兰呢！” “大姑你快劝劝她吧，她发神经了。”李昌盛把汪虹要跟人去荷比卢德法的事儿讲了一遍。 “那不正好吗？”瓦哈洛娃高兴的说，“本来我要约他来布拉格见面的，这下正好，你就说是专程去跟他见面的。” 李昌盛急了，“大姑你同意她去呀？跑丢了怎么办？” 瓦哈洛娃烦了，说：“一边儿扒拉小算盘去，没你的事儿。” 她把那位先生的电话号码交给汪虹，说：“去了就打电话约地方见面，他叫鲁道夫，因为特别爱吃豆腐，起了个谐音的中国名字叫‘卤豆腐’。这个人是很浪漫的，你要打扮一下再去见他。” 早晨九点，汪虹准时赶到比利时驻捷克大使馆门口，吴力已经到了，正在阳光下灿烂地笑。 很痛快，当时便给了签证。 那会儿还没有申根协议，只有荷比卢三国可以用一个签证，其余的欧洲国家都要一个一个的签。在德国使馆和法国使馆他们碰了壁——因为是中国人：拒签。 汪虹一脸懊丧，可吴力却像没事儿一样，仍然兴高采烈。汪虹问：“拒签了你还这么高兴？”他说没事儿，只要有比利时签证就行，去了比利时就有办法，何晓洁本事大了。 汪虹和吴力提前一天飞到阿姆斯特丹，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汪虹便给卤豆腐先生打电话。汪虹自报家门，尽量把声音弄得温柔娇嗲，那卤豆腐先生一口略嫌生硬的汉语，听得出已经喜出望外。他当下约好晚上见面，“你到梵·高纪念馆来——梵·高你知道吗？太好了，你是大学生嘛，当然知道梵·高了。梵·高纪念馆右手有一条小巷，往里面走大约两百米，你就到了一家很地道的中餐馆儿。我在那里请你吃晚饭——那家餐馆儿的卤豆腐做得好极了。吃过晚饭我带你去看阿姆斯特丹美丽的夜景，阿姆斯特丹的夜景特别迷人，我陪你乘船在运河里航行，我们并肩站在船头，让夜风吹拂着你黑色的长发——你是长发吗？好极了，只有长发飘散的东方女孩儿才配得上阿姆斯特丹的浪漫夜晚。好了，晚上六点，不不不，我求求你，你绝对不要告诉我你长的什么样，个子有多高以及穿什么样的衣服。让我去感觉你，那才是真正的浪漫，你同意吗？‘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我不问你这是谁的词，你当然知道。” 汪虹想：好家伙，还不知能不能受得了他的浪漫呢！ 吴力邀她出去转转，她谢绝了，说想睡觉。要应付一夜的浪漫，不养好精神哪儿行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一看是下午四点半，赶紧捯饬吧。淡淡地涂了唇膏，细细地描了眉毛，稍稍地擦了粉，脱下背带牛仔裤，换上一袭紧绷绷的红色天鹅绒旗袍——这是瓦哈洛娃提供的道具，据说当年她就是穿着这件旗袍在吴和面前袅袅的那么一走，傻小子立马分不清东南西北。脱下那双四季不离脚的旅游鞋，换上几乎从来没穿过的意大利高跟儿皮凉鞋。试着走了几步，别扭得没法说。更要命的还是这件旗袍，才穿了十几分钟，汪虹就觉着缺氧，呼吸困难。 没法子，忍吧。 五点多了，汪虹下楼，在大厅里迎面撞上从外面回来的吴力。吴力大吃一惊，说：“我还奇怪你为什么不出去玩儿呢，原来有约会呀！” 汪虹歪头一笑，不置可否。 吴力说你等等，他倒退几步，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想起陈毅来了。”他说。 “哪儿对哪儿呀？”汪虹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吴力走到她面前，“陈毅乃盖世英雄，身经何止百战？当年在新四军营地第一次看见张茜，竟不能自持，回到帐中便草就一首七绝——‘红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卅载豪情今何在？输与红芳不自知。’” 汪虹瞪他一眼，说：“你就别发神经了！” 吴力说：“不知你有没有雅量？我想给你提点小小的意见。” “说吧。” “既然穿这样一身儿行头，看人就不能像你刚才那样直眉瞪眼的。要慢慢地、好像不经意的其实却火辣辣的一瞥──懂得‘含情脉脉’这个词儿吗？” 汪虹笑盈盈地注视着他，眼睫毛还一眨一眨。 吴力的左臂突然抽搐起来，愈来愈厉害。 汪虹赶紧问：“怎么了吴力？” “中电了！中电了！”吴力一边抽搐一边说。 汪虹笑了，说：“怎么那么讨厌呢！” 她疾步走出旋转的大门，早有一辆TAXI停到身边。门口的侍者替她拉开车门，她钻进后排坐好，用英语对司机说： “梵·高纪念馆，谢谢。” 梵·高纪念馆很快就到了，可是汪虹却拿不准是哪条小巷——光说右手这条小巷，可这左右是怎么算的？是按进纪念馆呢还是按出纪念馆？汪虹感到这个酸酸的荷兰汉学家十分可恶：他完全可以说出街道名称嘛，什么左手右手的，显他懂几句中文！ 汪虹按她的认知——面对纪念馆的右手——走进了小巷，不到二百米，果然有一个门脸儿不大的中餐馆，装修得恶俗不堪，门楣上三个大字：汉宫春。 怎么名字起得像个妓院？汪虹推门走进，看看表，差半小时六点。 早有殷勤的跑堂迎上来，她左右看看，偌大的餐厅里没有一个客人，便拣了中间的一张桌子坐下，跑堂送上菜单，又奉上茶水，问：“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汪虹确实饿了，她也知道跟外国人在一起吃饭是个什么情况——基本上吃不饱。首先他们饭菜点得都很少，另外你还得显示出一种优雅的风度，不能把狼吞虎咽的吃相露出来，尤其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她决定先吃点什么，垫垫底儿，仓廪足而知荣辱，肚子里有食儿才能吃得斯文。她迅速浏览了一遍菜单——只看价格不看菜名儿。 “蛋炒饭一份儿，请快点。”她说。 差五分六点她吃完了蛋炒饭，又要了一杯咖啡，气定神闲地等着浪漫。 跑堂的走过来问：“小姐你在等朋友啊？” 她点点头，问：“怎么这么萧条？” 跑堂的叹口气说：“没法子，竞争太厉害，我们以前都在青田乡下，不懂煮饭的，老板都要愁死了。” 眼瞅着到了七点，还没见汉学家的影儿。正纳闷儿呢，呼啦啦进来一伙中国人，个个板着脸，坐到汪虹的左手。呼啦啦又进来一伙中国人，也个个板着脸，坐到汪虹的右手。彼此虎视耽耽，而汪虹怎么看都像是在瞪自己。 接着一声喊，汪虹听不懂喊什么，只见跑堂的一溜儿小跑出来上茶。 接着便开始说话，用一种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汪虹估计不是闽南话就是青田话。对话渐趋激烈，声音愈来愈高，而且双方都站起来向汪虹逼近。汪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着急呢，跑堂的跑过来，在她耳边轻轻说：“是黑社会在讲道，讲不拢，马上就要开打了，你小心溅上血。” 汪虹大惊，向两边笑笑，起身便跑。高跟鞋不习惯，在门口还差点摔倒。正好有一辆TAXI驶来，她扬手拦住，也顾不上那位汉学家了。 回到旅馆，她仍然心有余悸，又为卤豆腐担心：刀剑无情，会不会一进门儿正好让人家给跺了？便给他家里打电话，无人接听。 她更加惴惴不安起来。 她隔一会儿拨一次电话，隔一会儿拨一次电话，一直拨到凌晨一点，终于听到了卤豆腐的声音。 汪虹问：“你没事吧？” 卤豆腐说：“我没事，我很好。” 汪虹问：“你为什么没去？我一直等你到七点多！” 卤豆腐说：“不，我六点整准时到的，是你没有去。” 汪虹急问他关于左手和右手的方向问题。果然，这个笨蛋是以背朝梵·高纪念馆定左右的。 汪虹叹口气，向他表示了歉意。他说：“没关系，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很喜欢。” 汪虹想：这真是一个好脾气。她说：“那我们明天，噢，现在已经是‘明天’了。我们今天再找个地方见面，好吗？” 卤豆腐说：“我们不用见面了，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个美丽的错误，这真是太浪漫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 汪虹摸不着头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你还不知道，”卤豆腐说，“我六点整准时进门，看见你已经坐在那儿了。我很高兴，就走到你面前，说‘你好’，就坐下了……” “什么什么什么？”汪虹打断他的话，“我？” “我以为是你，因为只有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女孩儿。”卤豆腐继续说，“我走到你面前坐下，说我请你吃饭。你笑了，笑得很好看，问我：‘你是个慷慨的人吗？’我说当然。你点了油焖大虾、糖醋松鼠鱼和菠萝鸡片……”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只点了一份儿蛋炒饭！”汪虹愤怒地再次打断他的话。 “但我以为是你。”他继续不屈不挠地叙述，“我只点了我——卤豆腐。我喝了两杯五粮液，很好喝。但你不喝，你只喝juice。” “我喝！我不光喝五粮液，我还喝敌敌畏呢！”汪虹大叫。 “敌敌畏是什么？”卤豆腐问。 “名酒，比五粮液还好，最适合你这样的人喝。你继续说吧，后来呢？” “后来？我们不是已经在电话上约好了吗？在运河里乘船欣赏阿姆斯特丹美丽的夜色。我和你并肩站在船头，夜风有点凉，你偎在我怀里，我紧紧搂着你……”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你，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不是你。接过吻后我对你说，‘感谢瓦哈洛娃把你送到我身边。’你问：‘瓦哈洛娃是谁？’我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但是不像。我说你不是汪虹？你，不，她说不是，她是柳娜。我知道全错了，可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无可挽救地爱上了她。当然，她也同样爱上了我。” “她现在在哪儿？”汪虹问。 “我们刚刚进家，她正在洗澡。你要和她讲话吗？” “讲你个大头鬼，Fuckyou！”汪虹摔下电话，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喘粗气。 一段拟议中的跨国浪漫还没有开始便已经结束。 第十六章 宫院长 早晨，汪虹去按吴力房间的门铃，吴力打开门，看看她的背带牛仔裤和旅游鞋，“怎么，来见我就是这副样子？” “这副样子已经不错了，快走吧，吃过早饭就该去机场了。” 欧洲的所有旅馆都包早餐，而且非常丰富。吴力和汪虹饱餐一顿，看看表，“该走了，”汪虹说，顺手拿了一个苹果，两人走出了旅馆。 飞机准时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汪虹和吴力也因此准时接到了前来荷比卢德法考察的宫院长。宫院长西装革履，没有任何随员。吴力和汪虹依次同他握手，并赞扬他轻车简从，简直就是一位独行侠。宫院长人高马大，一望便知是豪爽之士。他哈哈大笑，说： “一个人好，一个人好。” 到了旅馆稍事休息，院长便要求出去游览。吴力说好，便去找已经定好的TAXI。顺便给汪虹房间打了个电话，“翻译小姐，院长阁下要出游了，你赶快下来。什么？哎呀你就甭管去哪儿了，我都跟司机说好了。” 在TAXI上吴力便开始介绍荷兰的情况，“荷兰王国位于欧洲西部，濒临北海，面积4，15万平方公里。人口1557万，主要是荷兰族。居民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境内湖泊星罗棋布，运河纵横交错，到处绿草鲜花，整个国家就像座大花园，故称‘西欧花园’。这里经济发达，盛产花卉，尤以郁金香最为著名，所以又有‘花卉之国’的美誉。境内风车随处可见，也因此被称为‘风车之国’。” “你还行啊！”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汪虹用英语称赞他。 “行什么行，一早就起来看从国内带来的世界地图册。”吴力也用英语回答。 汪虹笑了。 吴力继续背诵：“首都阿姆斯特丹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50多条运河，可以乘船自由航行到市区任何地方，可与威尼斯媲美。市内有很多古老建筑和几十个博物馆，如王宫、皇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 正说到这儿，TAXI停下了。吴力指着面前的建筑物对院长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梵·高纪念馆。” 汪虹的脸儿慢慢拉长。 晚饭院长执意要请客，吴力说恭敬不如从命，便让司机把他们领到市中心一家相当豪华的中餐馆。一进门，早有身着旗袍的中国小姐引领到桌前。院长看都不看菜谱一眼，说：“你们俩直管点，什么贵点什么，什么好吃点什么。” 汪虹打开菜谱看了又看，壮着胆子点了个清炖石斑鱼便再也不肯点了。 院长对吴力说：“你来！” 吴力果然不负院长厚望，先点了只深海大龙虾，又点了一盆象拔蚌，又点了半只白切鸡，问跑堂：“几个菜了？” 跑堂说：“四个。”又把菜名报了一遍。 吴力还有些意犹未尽，想了想，说：“先就这样吧。” 跑堂的刚要离开，又被院长吼住了，“跑什么？我还没点呢！”他翻开菜谱说：“我想点个清淡的，家常豆腐怎么样？” 跑堂的说：“我们这儿的豆腐最好吃了。” 汪虹眼睛一瞪，“胡说！荷兰的豆腐都是狗屎！” 跑堂的还想还嘴，见汪虹一脸怒气，把话赶紧咽肚里去了。院长说：“那就不要豆腐，来个蒜茸西兰花吧。”又点了几个凉盘儿几瓶啤酒三碗儿米饭，才让跑堂的去了。 酒菜都上齐了，院长先和汪虹碰杯，说感谢汪小姐全程陪伴，有汪小姐在侧，纵横欧洲算个啥？说罢一仰脖儿干了。汪虹不善酒，只轻轻碰了碰嘴唇，便赶紧朝那石斑鱼最肥美的腹部下了筷子。院长用餐巾擦擦嘴角，便要和吴力碰杯，说：“吴先生。” 可吴先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对付那只龙虾，竟没有听见院长的呼唤。汪虹从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他还一边嚼着满嘴的龙虾，一边看着汪虹纳闷儿，含混不清地问： “你踢我干什么？” 汪虹说：“我怕噎死你！”又往院长那儿努努嘴，吴力才看见院长正举着杯笑。他慌忙端起酒杯，跟院长丁当一碰，院长说：“咱们可都是爷儿们，一口干！” 一仰脖儿，又进去了。 吴力急了，说：“院长，我可不敢跟您比，三杯就晕菜！我慢儿慢儿喝。”抿了一小口就要往下放杯。 院长说：“干什么干什么？这头一杯酒一定得干。” 吴力看看院长，又看看龙虾，一咬牙咕咚咕咚灌进肚里，放下杯就奔龙虾去了。 看着吴力那穷凶极恶的样子，院长笑了，问：“味道怎么样？” 吴力连连点头，说：“好吃，好吃。” 院长伸过筷子夹了一点放进嘴里慢慢品尝，说：“过了。”再不吃一口。又夹了一只象拔蚌，尝了尝说：“还行。”可也只吃了一只，再不动筷子。倒是对汪虹点的石斑称赞不已，还对吴力说：“你尝尝这个，不错。” 吴力一听连院长都说好，赶紧夹了一大块塞嘴里，嚼了嚼说：“这有什么好？一点味儿都没有！” 院长笑了，说：“这你就不懂了，做石斑，只讲一个鲜，其余一概不讲。所以说，没味儿是最高境界。” 汪虹看得清楚，这院长除了吃几口石斑鱼以外，全吃西兰花了。那盆白切鸡他连筷子都没动一下。汪虹想：都说一个贵族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不知像院长这样不肯吃东西的雅士要几代才能弄成。再看吴力，竟吃得一脑门子汗珠，被大宫灯映得亮晶晶的。她叹口气，这人完蛋了。人和人就是不能比，平时看他还不错，温文儒雅的。也一块儿吃过回麦当劳，不这么狼呀？跟院长一比，完了。 吴力终于歇下了，院长看看他又看看满桌子剩菜，笑着说：“可惜了，可惜了。” 吴力说剩不下，我歇会儿还吃呢，只是酒再不能喝一口——太占地方。 院长摇头说：“我是说你吴先生可惜了，汪小姐也可惜了。大使的公子，教授的女儿，就凭你们俩的学历和英语，在北京找个合适的活儿干太容易了，顿顿都是这席面儿！” 汪虹好奇，心里还琢磨几代培养这么一个雅士的事，便问院长：“您祖上一定是书香门第诗礼传家了。” “骂我？”院长喝口啤酒，笑呵呵地说，“祖上没一个认字儿的，一水的放牛娃。咱是当兵出身，1973年应征入伍，就是奔部队的大白馒头去的。在新兵连那几个月才叫苦哇——不是干活儿苦，再苦也苦不过在农村修渠；是眼瞅着热气腾腾的白馒头不叫吃，叫你列队没完没了地唱歌。跑调儿就重唱，跑调儿就重唱。你们想想看，眼盯着大白馒头唱歌，能不跑调儿吗？后来咱当了卫生员，部队又送咱上了医学院，馒头是不馋了，可也没吃过什么正经东西。要说见世面，还是当院长这几年。开头儿也没少出洋相，头一回吃基围虾，是一个医药代表请客，咱硬不懂桌上那盆儿泡着菊花漂着柠檬的水是洗手的，端起来就喝，还让服务员再来一碗，说挺好喝。凡事儿都有一个过程，慢慢儿来。” “您这考察费用单位都实报实销？”汪虹担心这顿饭让院长自己掏腰包儿。 “单位一分钱都不出。我是院长，我不能这样做。影响不好，群众会有意见。我所有的费用都是制药厂出，他们抢着出。何晓洁的收费标准是三万元人民币，有十个药厂要出，我也不能收了这家不收那家，这样容易造成不团结，我就都收了——你们就放心花吧！” 汪虹和吴力面面相觑。 当晚，院长和吴力把汪虹送到旅馆门口。院长说：“汪小姐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和吴先生再出去瞎转转。” 汪虹狐疑地看看吴力。 吴力对她眨眨眼。 深夜12点，吴力回来了，见汪虹窗口还亮着灯，便来摁门铃。汪虹正看comN国际新闻呢，打开门让他进来，问：“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火车站后面的红灯区呗。”吴力笑着说。 “光看了？” “我是光看了，院长哪儿能光看呢？到底是当兵出身，生猛，真他妈生猛！”吴力赞道。过了一会儿，又感慨地说：“这院长也太滋润了，唉，还是祖国好啊！” 第二天，汪虹和吴力陪院长游览了海牙和鹿特丹，当晚就住在了鹿特丹市。 第三天，从鹿特丹市乘旅游巴士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率领着一群中国企业家的何晓洁会合。 吴力介绍汪虹给何晓洁，何晓洁很礼貌地和汪虹握手，说感谢你的帮助。院长也在一旁夸，说汪虹翻译得如何如何好，闹得汪虹都不好意思了。何晓洁个子不高，挺漂亮，“关键是干练。”汪虹后来回忆这一段时对我说，“看见国内主持‘开心辞典’那个王小丫了吗？就那样，干练得厉害——要不怎么能左一拨儿右一拨儿地往出带团儿呢？” 院长不愿意和企业家们住在一起，嫌他们俗。何晓洁便把他和汪虹吴力一起安排在她家的一所空着的公寓里，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有一个从安特卫普来的比利时人租了其中一间，还剩下三间正好汪虹他们三个人住。吃饭则安排在何晓洁家自己开的中餐馆里，味道也还不错。 何晓洁果然神通广大，汪虹和吴力陪院长在布鲁塞尔玩儿了两天，她已经办好了去德国的签证，然后要汪虹和吴力陪院长去巴黎。汪虹说没有法国签证呀？她说你就不用管了，一早坐汽车走。 原来是租何家房子的那位比利时人开自己的车带他们去。倒不算远，一个小时便到了边境。汪虹正担心三个东方面孔被法国海关截住呢，汽车已经驶入了法兰西。 两个小时以后，汽车进入巴黎市区。 没有三个月时间不够看巴黎，而院长一行仅有一白天的时间。好在有车，这位比利时人也路熟。马不停蹄地看过了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圣心教堂、巴黎圣母院，又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兜了几个来回，就到了回布鲁塞尔的时间。 第二天，汪虹和吴力陪同院长乘火车去了卢森堡。游览了这个40万人口的奇妙袖珍国后，于当天晚上乘上了开往汉堡的火车。30分钟便进入了德国，天亮时到了汉堡。 在德国，院长于声色犬马中花光了钱，依依不舍地在法兰克福机场与汪虹和吴力惜别，登上了直飞北京的汉莎航班。 第十七章 浪漫是奢侈的 汪虹回到了布拉格小屋，等待着她的是李昌盛的账单——他已经去了德国——和瓦哈洛娃的奚落。过了几天，小房子也没有了，她仓皇地来到我们这里，谁料到竟从此生死相依。 1994年的新年之夜，瓦哈洛娃邀请我和汪虹去她家吃年夜饭——据说她从不请大陆中国人去她家里。不是歧视，是胆儿小：此时大陆黑社会已经在布拉格闹得鸡犬不宁，杀人、绑票、勒索事件层出不穷，而瓦哈洛娃刚刚从中国人身上赚了些钱，当然心存忐忑了。 我准时前往。瓦哈洛娃已经包好了饺子，做好了凉盘，斟好了红酒。这是我第一次见瓦哈洛娃的丈夫吴和以及他们美丽的女儿丽丽。吴和很亲切，一身的书卷气。他一年多以前作为捷克政府代表团的翻译去过北京和上海，他拿出在中国得到的名片，问我其中哪些人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我说依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位——我抽出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名片，补充说：“这位先生已经是中国的副总理，不久前还兼任了中国的央行行长。这是一个有着铁腕的经济学家，他就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一出，大陆的美元黑市价格应声而落。” 吴和笑着说：“我愿意相信你的话，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他又和我谈起在大陆的见闻，说有的大商店服务态度还是不好，“店大欺客——我知道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现在的捷克驻中国大使是我的同学，他说我的汉语江泽民能听懂，李鹏能听懂，可友谊商店的售货员听不懂。” 我们都笑了。 吃过饭，他请我到他的书房坐下，告诉我他正在翻译《诗经》。他打开余冠英先生注的《诗经》，指着两行诗给我看： 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 他说：“我不明白这样的诗有什么好？怎么能流传两千年？” 我想了想，说：“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确实未见得有多好，但因写了黄昏，便别有意境。黄昏思远人，悲之至也。这是写黄昏心境的第一首诗，从此以后，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描写黄昏的诗词佳句不胜枚举，但都以此为滥觞。像白居易的《闺妇》，‘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暖绿鬓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日昏黄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像韩偓的《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赵德麟的《清平乐》说得更好——‘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真让人感慨不已。” 他愣了半晌，缓缓地说：“我也没几个黄昏了。” 我说：“怎么会，你健康得很，而且也不算老。” 他笑了，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做学问，而偏偏要当商人呢？” “没干过的就想试试，”我说，“做商人会有许多不同体味的，你们的米兰·昆德拉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 我们的集装箱陆续到了。 所有中国人的集装箱都陆续到了。 1993年底——1994年底，几十万个集装箱从中国的上海、天津、宁波、厦门、广州各个港口启运，里面装满了拖鞋、凉鞋、旅游鞋、球鞋、连裤袜、丝袜、线袜、牛仔裤、健美裤、沙滩裤、内裤、丝绸衬衣、法兰绒衬衣、镂花水洗丝女衬衣、水洗布男衬衣、彩色文化衫、印有图案的文化衫、120克重以下薄如轻纱的白色文化衫、廉价的童装、手帕、胸罩、领带、款式很好但一用就坏的旅行箱、手提包、长毛绒玩具、掏耳勺、打火机、清凉油、过期的方便面、据说可以壮阳的蜂王浆……经汉堡、不来梅、鹿特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小小的欧洲内陆国捷克。 捷克人经营的纺织品商店纷纷关门，捷克最大的纺织厂也宣布倒闭。在廉价的中国鞋进入捷克之前，捷克是欧洲重要的鞋类出口国。如今，鞋厂接二连三地破产。 “攻陷捷克。”一位愚蠢的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官员曾经喜不自禁地对我说。 意大利皮件工人曾经上街游行，抗议不知疲倦的中国浙江农民日以继夜大地工作使他们的工厂倒闭；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上的俄国小贩们曾因16名中国倒爷儿在当地兜售便宜的纺织品而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示威，高呼“中国佬滚回去！” 以冷静、理性、善良著称的波希米亚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微笑着接受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礼物——短暂的欢迎之后便是长久的冷淡。 道理非常简单：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老百姓对伪劣商品深恶痛绝。 我的一个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庭一般说来买两套茶具就够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套。这已经是极限了，不管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按一个家庭消费一万套茶具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高潮中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抽身早呀！” 然而，十年了，中国货还在天天发。 一百年也卖不完了。 我们的货卖不动了。 汪虹的捷克客户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抽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抽不出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花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她俩干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缝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花还是一个人，干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口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挺高兴，尤其是侯玉花，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子，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子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花园。我和余阳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阳下楼，这姐儿仨已经在厨房做起了饭。 吃罢饭告辞，汪虹送她们出去，还听见吴霞一边发动车子一边嘱咐：“别忘了啊！” 汪虹回答：“忘不了，你们放心吧。” 我问汪虹：“干嘛呢找你？” 汪虹说：“没啥事儿，侯玉花让我帮她找个男人。”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毫不惊奇，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难单独生存。不要说开大车跑外地这样的大活儿，就是练个小摊儿一个人也很困难——不说需要勤去批发市场找货，厕所总要上的吧？一个人就没办法。当然，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块儿干也行，但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难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异性的抚慰就更显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国人都是成双成对，但几乎没有一对是真正的夫妻。这种因为生存需要而临时结成的伴侣，华人社会称之为“傍肩儿”。这个名字起绝了，它极其形像地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路上肩并肩行走。“傍”当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国内盛行的那种“傍大款”的“傍”，这种“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鸟倚人的傍肩儿，很漂亮的，在国内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姓潘。小潘已经结婚了，遇上出国大潮，不免心动。先是想让老公出来试试，但老公不肯，说按道理你先出来才对，你有英语呀。她想也对，便来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难万难，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儿。小潘后来跟我很要好，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每天夜里就怕被电话铃惊醒——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电话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来。遇到这种情况，她和史先生谁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俩人经常在黑暗中相拥着，任那铃声不屈不挠地响。 后来，史先生的太太来了，她们依然住在一起。当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经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由于习惯的原因，有时她仍然为史先生的饮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悦表现出来。有一次史先生开车从外地回来，一进家便钻进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经来了，又去替他找干净的内衣裤，拿着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拦住她说：“潘老师，他和你过去的事我都知道，说真的，我要谢谢你对他的照顾。但以后，”她从小潘手中拿过史先生的内衣裤，“这样的事由我来做。” 以后小潘的丈夫也来了，四个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块儿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开了。两对夫妇和和睦睦，过得也不错。 我还认识一对儿北京傍肩儿，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说这俩人以前可有钱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买。 一个晚上，俩人正吃饭呢，有人摁门铃。一问，是熟人，便开了门。 王明被绑票。 绑匪开出五万美金的价码，并限定了日期——过期即撕票。 这可不是唬人，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席倩倩急得要死，他们不是没钱，有五万美金在银行存着，可那是以王明的名义存的，席倩倩取不出来。绑匪又不敢押着王明去银行，怕王明一喊让警察逮住。没辙儿了，席倩倩飞回中国，磕头祷告地找亲戚朋友借钱，一百一千地凑起来，再换成美金。硬凑了五万美金，在绑匪规定的时限内飞回布拉格，赎回了失魂落魄的王明。 布拉格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席倩倩此番壮举的。不就是一个傍肩儿吗？能有情有义至此，真算得上可歌可泣了！ 俩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练摊儿生涯。 后来，席倩倩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赌博，有钱就往卡西诺跑，不输光了不回来。不去练摊儿，也不做饭。王明都认了，一个人去练摊儿，回来还要做饭。他只是不再给席倩倩钱——你要去租录像带吗？好，我陪你一块儿去。不用我陪？也好，那给你租十盘儿带的钱，两百克郎。 席倩倩还有办法，她去借高利贷。到日子还不了，抱着王明哭。王明替她还完债，一声不吭又去练摊儿了。有练摊儿的朋友劝他，快扔了席倩倩吧。他笑了，说：“哪儿能呢！”一边儿支摊儿一边儿唱京戏： “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 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成为布拉格华人社会的一段佳话。 汪虹跟我商量，“我看王英武不错，给侯玉花介绍介绍？” 我笑了，“瞧你们侯玉花那样儿，不是糟践我们王英武吗？” 王英武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己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懂英语，长得高大英俊。太太在布鲁塞尔留学，他也去比利时呆了一段时间，因为在那边儿办不了身份，便只身来到布拉格。 他在一个市场里练摊儿，我们看他是个老实书生，经常以极低的价格供给他货。可他实在是笨头笨脑，生意总不好，月月赤字。 他有一手绝活儿——中医按摩。练摊儿挣不来钱，他就多次向我提议在我们住的HOUSE里开一个地下诊所——在捷克领取行医执照极为困难——专门按摩。还许诺说凡是年轻漂亮的姑娘都由我来按摩，我一笑置之。没想到他后来真的干了这一行，而且还和一位年轻漂亮的捷克姑娘同居了，生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儿。 汪虹说：“当然得给侯玉花介绍好的了，是我们大姐呢！” 第二天，汪虹向侯玉花介绍了王英武的情况。侯玉花表示满意，但说要悄悄看一看，光听介绍不行。 汪虹说：“我告诉你地方，看一眼就喜欢死你。可是有一条，别真爱上他——我怕你老公知道杀了我。” 晚上，侯玉花来了，说：“不行不行，王英武笨极了，根本不会做生意。” PASS了。 过了几天，她领着一个又小又瘦、其貌极其不扬的男人来了。汪虹悄悄对她说：“侯姐，这人恶心死了！” 侯玉花笑着说：“可是货卖得好。咱不是挑男人来了，咱是赚钱来了——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宗旨忘了！” 此人姓刘，上海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童男子。两片黑黑的嘴唇从早到晚喋喋不休，人们都叫他“神经刘”。 从此，侯玉花和“神经刘”住在了一起，费用分担，利润共享。也买了一辆加长斯柯达二手车，两人不分寒暑，日夜奔波。 第十八章 阿莲 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跑来找我，对我说：“田力你知道吗？咱们中国人在布拉格开了一家妓院！” 我笑了，说：“是吗？正常正常，生意不好做，只能捞偏门了。” 布拉格已经有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生意好得不得了。也该开一家正式妓院了，让老外知道咱么啥都能干，而且比他们干得还好。 “听说有位头牌，漂亮极了，岁数已经不小了，可硬是红透了半边天！咱们不去见识见识？” “是中国人？”我问。 “当然，谁稀罕去看大洋马？”朋友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你们要是去逛捷克妓院，那我赞成。历史上哪个国家的人没欺负过咱们的姐妹？八国联军那时候……” “八国联军没捷克吧？”一个朋友打断我的爱国主义教育，向我提出疑问。 “怎么没有？奥匈帝国，捷克就在里面。再说了，没准儿那些当年在德国打工的捷克人就当了兵呢。”我批驳他，继续说：“所以，出于替姐妹们报仇这样一个目的去逛捷克妓院，我从理论上是赞成的。可你们现在要去逛中国妓院，我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年林彪副统帅在被老婆孩子拥上叛逃飞机时扔下一句话——我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句话代表了我此刻的感受。” “你就好好跩吧。”大伙说。 “什么人开的？”我问。 前几年北京黑社会开了一家妓院，那时没有中国妓女，他们便从曼谷弄来几个泰国妓女。谁愿意和黑社会打交道呀？生意萧条得很，没几天就关门了。 “一个温州小伙子。”朋友说。 “温州出能人呀，卡西诺也是他们温州人开的。”另一个朋友说。 “在什么地方？”我问。 “喏，自己看。”朋友塞给我一张广告。 一个裸体女人的全身像，旁边是英、捷、中三国文字：美丽的中国小姐，优雅的东方美人以神奇的按摩术让您领略意想不到的享受。然后是地址，电话。怕人找不到，还绘了一张草图，地铁站，巴士站都标得清清楚楚。 “从哪儿弄来的广告？语言都不通。”我说。 “布拉格每一个电话亭里都有。”朋友说。 “这是一家按摩院，单纯的Massage嘛。”我说。 “你也信？” 我笑了，想起一个捷克朋友的故事来。这位朋友懂一点中文，曾经和我谈起东方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性观念。他去过一次中国，晚上寂寞，想去找一个妓女——他听说中国有。但他找不到，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回来之后他气愤地对我说，还是欧洲好，用你们的话说叫实事求是。是妓院就写明了是妓院，为什么要说是洗脚呢？我开始还很奇怪，满街都是洗脚屋，中国真是讲卫生。可我不懂为什么要到街上去洗脚呢？后来才知道那里可能就是妓院。但我又不明白了，难道中国人把性交看成和洗脚一样吗？我笑着批评他，我说你不懂中国文化，因此也不懂中国的性文化。中国人不像你们欧洲人那样厚颜无耻，像你们的天体浴场，男男女女都脱得一丝不挂，中国人绝对不会这样。中国人认为性是需要遮掩的。换句话说，经过遮掩的性才美。你不是很喜欢我们的旗袍吗？旗袍的美首先就是要把全身都遮住，但却要专门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显示臀部和胸部的丰满，更重要的是，纵然遮蔽全身，可开衩处却永远有大腿在时隐时现。嗨，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简单说吧，我们中国男人没你们欧洲男人的脸皮厚，推开妓院的门就进。我们不，我们只是去美容美发最多去洗脚。 小子愣了半天，说懂了，你们中国男人都是伪君子。 “爱是什么是什么，就这样。”我说。 “这是在欧洲，算合法经营，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妓院的牌子？”我问。 “还是嫌难听吧，再说了，中国Massage，也够打老外的眼了。欧洲人活一辈子，有钱也罢，没钱也罢，哪有过这种享受呀！”朋友说。 这话倒也是，欧洲人只懂得旅游，登山，游泳，只知道欣赏大自然的美，其它的享受实在不多。在欧洲各国的理发店理发，都是理好了就走人，哪儿有头部按摩一说。在捷克和德国交界的边境小城利波雷茨，我曾去过一个越南女子开的理发店，她只是在给顾客洗头的时候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好家伙，德国人竟趋之若鹜，价格也顶了天：25马克。按说这里也不缺按摩，走在大街上有时也能看到写着“Massage”的牌子。但除了身穿白大褂胸毛毕露的汉子把你按得哭爹喊娘的所谓医疗按摩，就是妓院里不着寸缕的妓女直奔你命根子的色情按摩。像中国按摩这样捏捏摁摁，敲敲打打，既让你通体舒泰，又把你撩拨得欲火腾腾的奇技神功，欧洲绝对没有。 我们一行走进了这家按摩院，一个染着头黄毛的温州小伙子上前迎接。朋友说这就是老板。他一边热情地请我们坐下，一边谦虚地说你们才是老板，我哪里是老板，混饭吃罢了。我看了看这套房子的格局，一进门便是个不大不小的厅，摆着沙发。往里是一条走廊，两边都有门，必是炮房无疑。与捷克同行相比，这里要简陋一些。 黄毛满脸堆笑问：“各位老板来按摩？” 朋友说：“先叫小姐来看看。” 黄毛说：“好的好的。”他一拍手，立刻进来两个中国小姐，都穿着几乎遮不住屁股的短裙子，瘦骨嶙峋，尤其是那两条腿，细得像竹杆，真是枣熟能打枣，杏熟能打杏。涂着唇膏描着眉，还画着黑眼圈儿。朋友急了，说吓唬我们是不是？赶紧让走赶紧让走！黄毛摆摆手，两个小姐都退下去了。 朋友问黄毛：“莎莎呢？我们田老板今儿就是要来瞧莎莎。” 黄毛笑着说：“实在对不起，莎莎现在正有客人。”他看看表，说：“不过也快了，还有一刻钟。” 朋友说：“那我们就等。”又吩咐黄毛拿些啤酒来，大家一边儿喝一边跟黄毛瞎聊。 朋友问：“你弄那么丑的小姐来，有客人吗？” 黄毛笑笑，说：“到哪儿找那么多漂亮的呢？再说了，各花入各眼，你看丑死了，欧洲人看了觉得真好。你没听说吗？把周润发的照片和葛优的照片摆一块儿，欧洲人都夸葛优是美男子，说周润发难看死了。” 朋友说：“欧洲人都是他妈傻逼。” 大伙儿就笑。 确实，我在捷德边境公路上也见过这样的景象。路边站满了妓女，漂亮的白人姑娘有的是，可那些开着奔驰SEL600的德国人偏挑那些又黑又瘦，衣衫褴缕，浑身脏兮兮的吉普赛妓女。 我问黄毛为什么想起干这个营生？黄毛叹口气，说做正规生意活不下去，中国纺织品都卖滥了。开餐馆也难，一个是资金要大，一个是竞争也太厉害。没法子，就干了这个。又问他按摩的价格，他说单纯按摩是五百克郎一个钟，若要打炮儿则再加一千克郎。 “不贵的，”他说，“捷克的妓院我去过，大洋马把腿一叉，十分八分就完事，也要这么多钱的。可咱们这里先按摩，然后再做，也是这个价钱。而且你不做也可以的，只收按摩费。老板一会儿试试莎莎？是我这里的头牌。漂亮，还有肉。年龄稍大一些，大一点才会做嘛，床技一流，客人都说她活儿好。” “你试过吗？”朋友笑着问。 “没有没有。”黄毛慌忙摆手，“都是听客人说的。” 正说到这儿，一个高大的洋人从里面走出来，黄毛殷勤地笑着打招呼，问：“Good？”那洋人挤挤眼睛，说：“Veryverygood。SuperComfort！” 走了。 黄毛站起身说：“我去叫莎莎。” 我倒真想看看这个让洋人赞不绝口的中国妓女。 片刻工夫，黄毛领着个女人进来了，说：“莎莎，见见各位老板。” 莎莎娇声说：“谢谢老板们赏光。” 我们坐在沙发上，而她就站在面前，因此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根儿足有三寸高的意大利皮凉鞋，十个脚趾甲都染得红红的。然后是一双雪白修长的腿，匀称光滑的腿肚子，白嫩的大腿，露在牛仔短裤外面的半个屁股。再往上，是细细的腰肢和圆圆的秀美的肚脐，然后是一件短短的南韩丝白衬衣，透过薄如蝉翼的面料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只被红色绣花文胸掩蔽着的丰满乳房。再往上，是戴着一条细细金链的长长的颈，然后是一对酒窝和性感的嘴唇，是挺直的鼻梁，是一双如湖泊般晶莹和美丽的眼睛。 我注视着这双眼睛，忽然惊呆了，浑身一震，犹如五雷轰顶，脱口而出： “阿莲？” “你还记得我？”她凄婉地说。 朋友们和黄毛都面面相觑。 第十九章 司徒平在布达佩斯 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酒吧里，我和阿莲相对而坐。她穿了一件风衣，遮住里面性感的衣着。我们要了两杯红酒和一盒日本七星，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和阿莲的丈夫司徒平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和汪虹去布尔诺参观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博览会。布尔诺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二大城，有三十万人口，距布拉格两百公里。以前布加迪斯拉发是第二大城，后来斯洛伐克独立了，布加迪斯拉发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布尔诺就升任第二大城。这个博览会大约和广交会的性质差不多，但不像广交会只有自己国家厂商参展——世界各国的厂家和商人都在这里租了展台推销自己的商品，而且时间也不像广交会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要三个月呢！ 我们停好车，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看过去，还在T形台前看了一会意大利女模特的内衣秀。在参观一个小商品展厅时，我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展台的主人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而且正在嘻嘻地向我们笑。 “司徒平？”汪虹惊喜地叫道。 “是我。怎么样？两年多不见了，你还好吗？”他微笑着问汪虹，并看了我一眼。 “还好，还好。对了，这是我们老板，田力。这是司徒平，我们几乎是前后脚到布拉格的。我是从中国来，他是从匈牙利来。”汪虹介绍说。 于是握手，寒暄，递名片。 我看了看他的展品，全部是瓷器，有茶具、碗碟、装饰品等。 “行吗这个？”我问。 “还可以，我们接了几个订单。”他说。 “再见。”我和他告别，“我们再随便看看。” 他和我再次握手，“多联系。”他说。 在回布拉格的高速公路上，汪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这位司徒平的故事。 司徒平是福建人，但他不像大多数福建人那样瘦瘦小小、尖嘴猴腮，而是周眉正眼，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之气。但汪虹不这么看，她说他长得太累了，永远是一张疲惫的脸和两条焦躁的眉毛。 “跟他呆上半小时先就把你累够呛。”汪虹说。 我说：“怎么会。” 她说：“不信你等着，他一定会找你，你自己体会吧。” 按理说，司徒平应该像他的福建同乡一样，把小眼睛像椎子一样钉住美利坚合众国，在那儿黑着洗碗、送外卖、缝皮包，同时不停地给他们添乱。八年或者十年以后，他们害怕了也烦了，乖乖地请你入了籍。于是你作为美籍华人挺着小胸脯回到家乡，请风水先生选一块宝地买下，为自己及全家老小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坟墓。 但他没有。 不是没有那种愿望，而是没有实现那种愿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者是美国有亲戚朋友，或者是有搭乘“金色冒险号”的高额船资，或者是有几十个人挤在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被吊车从这艘船吊到那艘船的体魄和勇气。而且，他与他那些争先恐后一往无前对美国发动抢滩战役的同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全部是农民，而他，却是一个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不同决定了目的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不同。 这种不同最终害了他。 在欧洲漂泊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的奋斗和失败，心里竟常常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你不按照命运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的路子走，你就会头破血流，穷途潦倒，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就像汪虹，教授的女儿，大学毕业，曾经有着让人羡慕的职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众多的亲戚都在国外，仅仅是想嫁一个西方男人而竟屡屡不可得。后来我总想：她不是不可以嫁人，但她的命运已经安排好了她只能嫁捷克人。在荷兰的阴差阳错绝非偶然，是命运在向你示警。可惜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她更是当局者迷，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就像司徒平，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自己是一个国家干部，与那些农民同乡相比，想法自然多一些，眼界自然高一些。他不甘于刷盘洗碗送外卖的命运，想在海外过一种有别于他那些农民同乡的生活，想换一种活法，做个正儿巴经的企业家。 命运便给他开了个大玩笑。 1991年的春天，他怀抱着美好梦想加入了由小商贩、冒险家、有前科的公民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中国军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布达佩斯。 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感情上就有几分亲切和认同，虽然有过几十年的人为阻隔，甚至也曾兵戎相见，但一旦铁幕卷起，中国人仍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9年——1992年，去东欧国家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去西方各国的总和！ 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聚集在匈牙利。 匈牙利人做梦也想不到一下子会涌来这么多中国人，目瞪口呆之余还有几分欣喜，以为这些中国人都是富有的旅游者，被有着“多瑙河玫瑰”之美称的布达佩斯风光所吸引，来这里大把花钱的。 日子长了，匈牙利人渐渐明白：这些中国人不打算走了，要在这美丽的布达佩斯扎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也渐渐现了形儿，各种罪案不断被当地媒体曝光：有欠房租逃之夭夭的；有打完几万美元的国际长途便溜之乎也，让房东彻底破产的；有在市场兜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匈牙利人的；有中国人自己绑票勒索杀人越货的……匈牙利人烦了，便开始陆续出台专门限制中国人的各种措施，以为这样可以减少来匈牙利的中国人数。 但他们想错了，中国人仍然蜂拥而来。 国内媒体有关中国人在东欧活动的报道完全集中在这些国际倒儿爷如何发财致富，国内的廉价商品怎样在东欧获得暴利，甚至连一年一度十几亿人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都在豪迈地大唱“北京的倒儿爷震东欧！”好像是一项伟大成就。 当时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整顿时期，加之因六·四事件引起的几乎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出口锐减，内需很差，库存增大，经济疲软。正像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媒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片面报道东欧华人状况，对发财致富夸大其辞，而对东欧各国政府相继出台针对中国人的限制、歧视、驱赶政策却一字不报。 神州大地立即掀起一股东欧淘金热潮。 诚实又渴望发财的老百姓能不前仆后继？ 东欧热的焦点在匈牙利。就是到现在为止，经过大规模地排华、驱赶，坚持下来的中国人仍然要比其他东欧国家的中国人多几倍。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来到匈牙利？说起来好像原因很多，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匈牙利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自1989年1月开始，双方旅游者互免签证。也就是说，匈牙利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公民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的国家。 匈牙利政府这样做是出自对本身利益的考虑：共产党垮台以后，几十年积累的各种弊端一朝爆发，使匈牙利经济困难重重。当时，仅有一千万出头儿人口的匈牙利，外债已达两百多亿美元，人均外债水平居东欧各国之首。政权易手，百废待兴，处处都需要钱，而最能为匈牙利带来外汇收入的就是这个喀尔巴阡盆地的美丽风光。所以，匈牙利对几十个国家实行了旅游者免签证制度。 中国即其一。 但是，其他国家的游客游完就走了，而几万名中国游客好像永远游不够似的，不走。非但不走，后继者还愈来愈多，大有反客为主之意。 匈牙利人着急了，他们终于认识到：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根本不是旅游者，而是打算落地生根的移民！ 其实，中国人在匈牙利的移民问题并不算大。 与在匈牙利的其它国家的移民如越南人、土耳其人相比，人数也不是很多。但是中国人太扎眼，我们的传统——优良的和不优良的——使我们在欧洲各国受到万人瞩目的待遇：由于过惯了嘈杂的生活而习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由于祖国地域辽阔而习惯在大街上随地吐痰；由于艰苦朴素而习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由于无商不奸而习惯在生意场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由于勤劳致富而习惯四处奔波劳碌，扛着大包小包商品出了地铁上巴士……至于做奸犯科，那更是别开生面，足令洋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1991年夏天，匈牙利大报《人民自由报》报道说不久前有17000余名外国人因违犯匈牙利法律而被驱逐出境，并公布了他们的国籍，分别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基斯坦人、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这篇报道还公布了来自海关的消息：1991年1月1日——1991年6月30日，半年中进入匈牙利的中国人为12674名，无人被驱逐。 然而，几天以后，中国人立即成为被驱逐与掠夺的对象。 1991年7月7日，灾难突然降临了，在匈牙利的中国人称之为“七·七”事变：匈牙利政府颁布了专门针对旅匈中国人的一项法令——所有按原先的有关法令可以获得居留权的中国人得到了通知，他们必须立刻回国，到北京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领取工作签证。许多中国人都信以为真，来匈牙利日子也不短了，还没见过骗人的事儿呢！匈牙利政府的话，能信！大家扔下手中半半拉拉的杂事儿，纷纷回国。互相招呼——赶紧着走，领了工作签证好回来做生意！ 司徒平没走。 他倒也不是觉察到什么，只是不想赶这头一拨儿。凡事儿别急，看看再说。他依旧每日从发货的中国人那里批点领带袜子清凉油，背着去市场卖。赚不多，一天三四十美金总是有的。他觉着日子不错，打算先稳定住，听听回国办工作签证那帮人的信儿，然后像毛主席说胡风的那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信儿来了——匈牙利政府真的在骗中国人！北京的匈牙利大使馆根本不办工作签证。 匈牙利政府挺高兴：虽然骗术露了，但骗回一帮是一帮。现在该对没骗回去的中国人下手了。 所有在匈牙利的中国人被告知：无论你们是来匈牙利求学还是经商，只要是持因私护照，均被视为旅游者，只允许在匈牙利逗留一个月，到期必须离境。 开公司做生意的人都傻了眼。 许多人的集装箱还在路上呢！ 从9月份开始，大批持有匈牙利合法居留身份的中国人被挡在了匈牙利境外。 在匈牙利的中国人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他们举行过各种形式的抗议和示威，向匈牙利政府递交请愿书，但毫无用处。一切手续都合乎匈牙利政府的有关规定，就是不给你居留权。可匈牙利警察局继续接受居留申请，因为可以收到一系列手续费，而且每一个申请居留的中国人还要花千儿八百美金买一个匈牙利经济担保人。 不少中国人又白花了大把的钱。 直到12月底，警察局才全部拒绝中国人的居留申请。 匈牙利政府规定，外国人如果要在匈牙利工作必须到劳动部门申办半年一换的工作许可证。华人申请工作许可并不难，但这个许可证不能作为申请居留或延期的理由。要想在护照上盖一个延期章，必须花钱疏通警察局的关系。而且每延期一天，要按官方价格在匈牙利银行兑换十美元——延期时警察要看水单的。到了11月1日，所有的延期都停办了，在匈牙利的中国人一下子成了非法居留者。 大逃亡开始了。 正在营业中的餐馆旅馆，扔！刚发来的纺织品，扔！华人公司一下子倒闭了95%以上，同胞们忍着心痛带着细软逃离匈牙利，没想到在海关又遇到了劫难——所有现金全部被没收，血本无归的中国人成千上万。 只有那些胆大又无奈的仍在匈牙利黑着，忍受着警察的敲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只是上街购物，每遇到一个警察就被敲诈一次。不给钱，就在你的护照上盖黑章，限期离境。 更有甚者，警察盯住每一个中国人的住所，把警车开到你家门口等着－－他们守规矩，轻易不会进门。可你总得出门呀，一出门就上警车，直接就去了警察局。 生存环境即便如此险恶，司徒平仍然想坚持下去。别人都不敢去练摊儿了，他还去，只不过是乔装打扮，把自己收拾得齐整一些。东西也不敢带多，一个小编织袋而已。市场里一日数惊，警察经常来搔扰，但他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只崴过两次脚。 夜里，他睡不着，看着天花板心里嘀咕：这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早晨，他先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四下看看，确认没有警察埋伏，便西装革履地背着编织袋出了门。他走走停停，避开大路，穿小街过短巷，安全地进入了地铁站。在市场前一站他下了车，他回回都是这样：宁可背着编织袋步行一站路，也绝不冒险——万一踏进敌人的包围圈呢？ 然而，敌人是狡猾的。 司徒平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在这里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他背着编织袋走出车厢，刚要跨上电梯，两个匈牙利胖警察笑眯眯地挡住了去路。 “Passport！” 司徒平双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赶紧放下编织袋，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护照，小心翼翼地递过去。 一个警察接过护照看了一眼，还给他，用英语说：“你已经超过了匈牙利政府规定的居留期限，必须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司徒平慌了，他太知道去警察局的结果是什么了——先关进集中营，等凑齐了人数遣返回国。那集中营是由一个体育场改建的，既吃不饱又受虐待。他怕得要死，急忙用闽南话加上一点国语再加上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嘈嘈地向两个警察分辩。警察见他不肯走，早烦了，一边儿一个把他架了起来，司徒平便双脚离地上了台阶。 编织袋也让警察给拎了上来。 刚说把他放下来喘口气擦擦汗，这司徒平双脚一沾地儿，撒丫子就往地铁站里蹿。俩警察一看他跑了，也赶紧在后边追。可他们怎么能追得上司徒平呢？先不说他们肥胖笨拙，司徒平瘦小灵活。他们仅仅是在执行公务，而司徒平却是在逃命！眼看着追不上了，一个警察便使出了邪招儿：拔出警棍向司徒平掷去—— 这小子准练过标枪，一棍命中司徒平后心。司徒平感到一阵巨痛，知道中招了，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警察狗熊般的脚步声愈来愈近，甚至已经听到了他们哈哈的笑声！正在这时，一列地铁停下了，他强忍着痛，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就在车厢门关闭的一刹那间冲了进去。 两个警察被挡在了门外。 一编织袋小百货全丢了，光本钱就三百多美金呢。司徒平想：这种环境，怎么生存？如何发展？看来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了。他找出欧洲地图，趴在床上看——不能躺，后背疼。 他选中了风光旖旎的捷克共和国。 1991年冬天，他扔下布达佩斯的一切，只身来到美丽的布拉格。 第二十章 梦破 波希米亚人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政府温和，人民理性。虽然也不喜欢大批中国人涌入，报纸上、电视上也屡有微辞，但还是能严格依法办事：只要你符合法律规定，就允许你注册公司；只要允许你注册公司，就允许你获得居留权。司徒平庆幸自己来对了，他兴奋地写信告诉父母和妻子，说这里社会安定，人民友善，经济繁荣，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他用自己在布达佩斯的练摊儿的积蓄注册了公司，与捷克客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还频繁走访捷克有关政府部门，求得他们对中国人大批到来的理解和同情。捷克国家电视台专门制作了对他的访谈节目，他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顺顺溜溜，温文儒雅，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与那些在市场里练摊儿的同胞有天壤之别。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怯懦。他说自己曾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干部，在国内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可以很容易的爬到更高的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这一切。 记者问：“为什么？” 他回答：“为了自由。” 博得满堂彩！ 俨然是个人物了，他便把妻子也接了出来──这份在国内都没有得到的荣誉他要和妻子共享，结婚时，他就许诺要给妻子一种全新的生活。另外，经常出入外国人的社交场合，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在侧，也有几分可炫耀之处。 妻子是个美女。 妻子名叫阿莲。 在我的印象中──也许是偏见──福建人和广东人一样，男人瘦瘦小小，女人干干瘪瘪。 可阿莲却不。阿莲高高的个子，身材一级棒。胸部鼓鼓的，腰细细的，臀圆圆的，腿长长的。眉眼清秀，皮肤白嫩，妩媚得很。司徒平很聪明：要想在捷克长期发展，没有语言哪儿成？阿莲一到，他马上送她去查理大学学捷语。没过多久，他的弟弟司徒阳也来了。太太读书，他带着弟弟跑买卖，挣钱不挣钱不知道，反正一天忙到晚。 那时司徒平专门批发瓷器。不是由于瓷器好卖──中国瓷器好卖的时代是宋朝。是由于司徒平和家乡一个瓷器厂的领导熟，能发出货来。 这里的华人经营什么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你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纺织品能赚钱，但他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手钱一手货他受不了，拿不出钱来。 凭着国内的关系，付了50%的款，先发来一个20尺的小货柜。卖得好不好先别说，按时补足了余款，取得了厂家的信任。紧接着，他订了10个40尺集装箱，合同上写着货到付款。 直到司徒平破产，款一分未付。 我同司徒阳尤其熟，这小子用北方话讲有点“半吊子”。但人是好人，豪爽，讲义气。除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外，也找不出别的毛病。 这时的司徒平是野心勃勃的，他不满足于经商赚钱，他渴望成为华人领袖。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最初据司徒阳说是福州市团委书记，不久他又告诉我说他哥哥是福建省团委书记，到我们在卡西诺并肩作战的时候，司徒阳向我宣布他哥哥是团中央委员。 职务升得愈快，生意垮得愈快。 瓷器根本走不动，司徒平又动员父亲以房产做抵押，贷出款来上货。发了一集装箱福建特产香菇，但欧洲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以至于老父亲多次来信提醒他要经常晾晒，以免发霉或生虫。 漂亮的太太也不能继续上学了，因为没有钱再交学费。好在她已经有了一口足以让同胞们羡慕的捷语，先在一家中餐馆打了半年工，嫌累，不干了，便呆在家里，有时也给中国人当当翻译啥的。因为语言不是很好，所以生意也不多。我倒是有许多烂事需要办理，而且都是在外地城市，便经常请她陪我前往。当然，我每次付给她的钱都令她十分满意。 在每一次的旅途中，我们的话题都十分广泛。而她每次都要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你说司徒平的命为什么总不好？” 我每次都报以苦笑。 每次跟我去外地，她的心情都很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有说有笑。有一次她竟然说真希望和我就这样开车一路走下去，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回布拉格。 我说：“你傻了吧？” 她看着我说：“傻一点不好吗？” 我自知不敌，赶紧躲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有一次从布尔诺回布拉格，走着走着她突然“呀”的叫了一声。我忙问：“怎么啦？”她脸红了一下，说没事儿。 又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片森林，她说：“田力你停一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子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子便不见了。 我无意中瞥一眼她的座位，发现座套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花。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入车流之中。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口，说：“你采的这些花儿真漂亮，知道名字吗？”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子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根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子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纳了半天闷儿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司徒阳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出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阳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缝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出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进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捏了一把汗。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阳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子，便告诉了他。他说这算什么？他光在卡西诺就输了我五万美金呀！ 我知道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分。 春节快到了，司徒阳兴冲冲地来看我，说他要回家结婚去了，然后把新娘子也带出来。我祝贺他爱情成功，还送了点钱给他当贺礼。 年还没过完，他蔫儿蔫儿地回来了。一问，嗨！──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他从此沉迷于赌场。 那时，阿莲一家搬到了一座大HOUSE里。三层，听着不错，可实在太破烂了，简直就是一座废墟。司徒平得意地领着我参观，我惊异他为什么要租这样一所破房子住，而且因为是HOUSE，房间多，租金也不便宜。他笑了，说可以分租给朋友。原来，他是打着做二房东的主意。他领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说要把这里装修成一间办公室。还兴致勃勃地给我比划：这里放大班台，这里放书柜，这里是一套沙发，这里放一个小几儿，搁传真机。 我说：“你也不需要办公室吧，花钱弄这干什么？” 他说：“怎么不需要？太需要了。做生意就要正规，不正规哪儿行？”又领我去看了地下室，真不小，堆着很多纸箱。我问是什么？他告诉我全是瓷器。又对我说你的货柜到了也可以放到这儿来，保证安全，而且便宜。 我一笑。 过了几天，他真招来了几位房客，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都是在布拉格穷得底儿掉的同胞。 我说：“你这儿可以改贫协了。” 他笑笑说：“你可别小看他们，以前都是老板，全在卡西诺瓢了底。” 当二房东的收入远不够维持他和阿莲的生活，本来租金就低，又遇上全是穷人，到月底交不上房租是常事，你能拿他怎么办？司徒平苦思冥想，决定开一个汽车修理厂。 看到他散发的广告纸我真吃了一惊，因为他根本不会修车，连开车也是在布拉格现学的呢。他刚到布拉格时买了一辆二手老款斯柯达卧车，歪歪扭扭地开着到处跑。这辆破车也怪了，水温高，而且永远是从40度直接蹦到100度，中间没有过渡。因此，从司徒平的后车窗里永远可以看到有十几个可口可乐瓶子摆在那儿，灌满了水，随时准备加。有一天在大街上跑，排气管坏了，劈劈啪啪震耳欲聋。警察示意他停车，他怕罚钱，装没看见，猛跑。警察火了，驾车就在后边追。跑着跑着水箱就开了，老款斯柯达的机器在后边，警察只能看见一团白雾在飞跑，却看不到汽车。 当然，最终还是落入了警察手中，被狠狠罚了一笔钱。 还有一次，他开车走在快到布拉格市中心的路上。前面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他为了省油，早早就灭了火，让车缓缓往前滑行。可他不懂斯柯达车只要灭了火制动就没有用了，前面正好停着一辆警车，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慢慢地撞上了警车，把警车的尾灯变成了一地碎玻璃。 可是他竟开起了修车厂。 按说开修车厂还真是个好活儿，布拉格有几千个中国人，基本上人人都有一辆车。但多数是破车，成天修。欧洲人死性得厉害，干什么都讲预约，连剃头都是这样，修车当然更不例外了。光预约倒也罢了，还慢。中国人都是急茬儿，等着拉货做生意呢，在修车厂一放七八天谁受得了？再加上语言又不通，费劲。大家伙儿都盼着中国人自己开个修车厂，不管什么时候，来了就能修，一说就明白，加班加点干，只要不误做生意，哪怕贵点儿呢。其实修车这活儿也不难，就是换件儿呗。可中国人里还真没几个懂行的──尽是青田农民，修驴车还差不多。要说离得近，还数司徒平了──人家当过长途汽车站的团支部书记呀！见过的车不比谁多？ 我大概是第一个顾客。 大概也是唯一的一个顾客。 我的车煞车片坏了，一转弯就响。看见司徒平的修车广告，就开着车去了。说明来意，司徒平和阿莲都高兴极了，我说司徒平你怎么会修车？他还没张口，阿莲在一旁说话了，“怎么不会？司徒平手可巧呢。” 我就乐，会不会修车跟手巧不巧没关系。我说会就行，把车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说没问题没问题，阿莲你陪田力进屋喝茶，我去买煞车片。 我跟着阿莲来到她和司徒平的卧室，旁边就是办公室，我问阿莲装修好了吗？阿莲说还没有，抱怨捷克人干活儿太慢。我心里一笑：半年了，再慢也能装修好一间房子。准是付不了人家工钱，没人来干。 在卧室里坐下，阿莲给我沏上乌龙茶，陪着我聊天儿。说了会儿话，她又拿出一大本影集来给我看，都是在捷克拍的，也都是和外国人在一起拍的。阿莲穿着漂亮的衣服，仪态万方地站在各式各样的外国人中间。 间或也有司徒平。 她一一向我介绍：这位叫安东尼奥，是意大利一家百年金店的老板，在全世界有几百家连锁店，就像麦当劳一样。他想和我们合作，在中国开一家意大利金店。司徒平和他进行了很多次谈判，这是签字后的留影。这位是捷克人，叫米劳什，是一家生产波希米亚水晶制品的工厂老板。他也想跟我们合作，在中国开一家专门销售波希米亚水晶制品的商店。谈了很长时间，司徒平很会谈判的。最终他让步了，我们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这位是…… 也许都是非常好的生意，但没有相当的资金根本不能做。 我问：“为什么不做呢？” 她忧伤地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谈来谈去就没信儿了。” 看着这些照片，可以想见漂亮的阿莲穿梭在洋人中间的得意劲儿。那时的她也许真的认为司徒平就要成功了，她庆幸自己慧眼识珠，选中了这个白马王子。当年在福州时，她的追求者众多，其中也不乏商界成功人士，但她还是被司徒平的谈吐和仪表所吸引。她坚信他一定会有出头之日。如今，她充满幸福地想：司徒平在新婚之夜许诺一定给她的新生活就要到来了。 她虚荣，还有点傻。 茶已经喝了三杯，我去看看车修得怎么样了。只见司徒平在那儿挥汗如雨地忙活，见我出来就喊：“阿莲，快带田力进屋去，进屋喝茶。” 阿莲便上前拽我，“走吧走吧，修车有什么看头儿？” 喝了一肚子乌龙茶，去了三次卫生间，日头已经偏西，很会谈判的司徒平终于满脸油汗地走了进来。 “你还来呀？我以为今儿得住这儿了。”我说。 他抱歉地笑笑，说：“也怪了，这煞车片怎么也装不进去，太厚，我硬给磨薄了。” “什么什么什么？”我吃惊地问，“你把煞车片给磨薄了？老天爷呀！这煞车片的厚度是型号管着的，怎么能往薄了磨呢？” 两口子都面面相觑。 我烦躁地一摆手，“算账。” 司徒平早把煞车片的发票递了过来，是700克郎。嗫嚅着说：“你给上2000克郎吧。” 我扔下钱，开车就走，直接去了捷克人开的修车厂。 第二十一章 泪在飞 过了几天，阿莲给我打电话，说司徒平有件非常好的生意，想跟我合作，问我能不能来一趟。我说他为什么不自己给我打电话？阿莲说上次他没把车给你修好，不好意思了。我说呵，脸皮儿还挺薄。等着吧，过半小时我过去。 一进屋，阿莲亲切地端茶倒水，说我们司徒平就盼着你来呢，说啦，这么好的生意跟谁也不合作，就跟田力合作。 我说司徒平：“你能有什么好生意？不开修车厂了？” 他笑笑说：“修车厂那是小生意，我现在有桩大买卖，一本万利，就看你田老板愿不愿意合作。” “愿闻其详。”我说。 “世界福建人同乡会下个月要在吉隆坡召开成立大会，我已经收到了邀请。”他翻了一气桌上的杂物，“咦，哪儿去了？阿莲，世界福建人同乡会给我发的邀请哪儿去了？” 阿莲闻声过来也乱翻了一气，“咦，哪儿去了？司徒平，世界福建人同乡会给你发的邀请哪儿去了？” 我烦了，说：“甭找甭找，赶紧说事儿，是不是打算请我去做你们的名誉会长？” “不是不是。”他倒挺认真，“这是一次世界级的大会，世界各地的侨领都要到会，这些人都是商界大鳄，人人都是亿万富翁。” “你打算绑一个回来？” “不是不是，据说中央也要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前往祝贺，起码彭冲、叶飞两位副委员长要到会，──他们是我们福建人。安全问题马来西亚政府自知不行，已经请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全权负责。” “那完了，美国特工都是在少林寺培训过的，个个身怀绝技，像咱这样的根本就近不了身。”我忧虑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打算另辟蹊径。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个谁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他微微一笑。 “什么主意？”我问。 “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我们福建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他笑着问我。 我想了想，说：“喝比药都苦的茶，讲谁也听不懂的话，把女孩儿称为‘幼齿’，北方人过去买牲口才看牙齿呢；把眼泪称为‘目屎’，你的情人说‘我爱你！’然后满脸目屎。生儿子，包二奶，赌六合彩，修坟。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得问你们李登辉去。” “不用问李登辉，你已经把最重要的说出来了──修坟。” “我跟你回福建给他们挖坑儿去？姥姥！” “不是不是，那些粗笨活儿我们怎么能干呢？你听我说，福建人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叶落归根的观念是中国人里最强的。不管在外边如何大富大贵，死了一定要葬在家乡。看儿孙是不是孝顺，先看你给父母的坟墓修得好不好，气派不气派。而且现在很多福建人还没死就自己给自己修坟墓，也不嫌不吉利。一个一个修得富丽堂皇，极具特色。这说明什么呢？”司徒平问。 “说明他们全是傻逼。”我说。 司徒平笑了，说：“不能这样讲。这说明他们极其希望能够得到冥福，为了这个不惜大把花钱，一掷万金！” “你就甭跟我瞎侃了，到底要干什么你痛快说。” “做骨灰盒。” “什么？做骨灰盒？”我大吃一惊。 “对，做骨灰盒，用波希米亚水晶做骨灰盒。”他得意地说。 “你是说，咱俩……做骨灰盒卖？”我战战兢兢地问。 “没错，做水晶骨灰盒卖。我准备去世界福建人同乡会上推销，想当孝子的，给爹妈买；年事已高的，给自己买。我们可以在骨灰盒上刻顾客喜欢的字，刻顾客喜欢的图案。广泛宣传波希米亚水晶骨灰盒的高档、豪华和舒适，冬暖夏凉，永不变质。价格分为三种，普通型、豪华型和超豪华型……” 我打断他的话，“你就说这骨灰盒怎么卖吧，去跟你们那福建大老板说这骨灰盒不错，你们先买俩试试？” “当然不能这样直来直去了，要先做调查，详细了解老板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家庭成员，然后决定怎么说和跟谁去说。咱们把普通型的价格定在1500美金，豪华型的价格定在5000美金，超豪华型的价格定在一万美金以上。成本才有多少呢？平均不到一百美金嘛。一年不要多卖，几十个人总是要死的嘛，都是大亨，有的是钱，保证都买超豪华型的。你算算，我们要赚多少钱？而且全世界就我们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嘿！”他眉飞色舞地说。 “听着不错，你办吧。”我说。 “我一个人办不了，开个模具多少钱？没一万美金下不来！”他说。 我明白了，说：“这样吧，你不是要去开什么世界会议吗？如果有订单，我就出钱资助你注册成立骨灰盒有限公司。” 他面露难色，说：“不带样品去怕不行。” 我一笑，说：“没把握的事我也不投钱。” 过了些日子碰见他，他似乎已经忘了骨灰盒的生意，又在积极向我推荐一种先从捷克打到美国，再从美国转到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业务。 又快过春节了，阿莲打来电话，说有事和我面谈。我问是你有事还是司徒平有事？要是司徒平有事我就不去了，我怕他又让我做骨灰盒。 她迟疑了一下，说是她有事。 一进门，我便觉着气氛不对。司徒平沉着脸坐在沙发上，司徒阳也沉着脸坐在床边，阿莲眼睛红红的，刚哭过的样子。我说出什么事儿了这么庄严肃穆？阿莲笑笑说田力你坐，没什么大事儿。司徒阳见我来了，站起身说田力你先坐，我到我屋去。 走了。 阿莲给我倒了杯茶，轻轻叹了口气，问司徒平：“你说还是我说？” 司徒平不说话。 阿莲坐到我身边，说：“这不要过春节了嘛，我跟司徒平都回不去，没法儿回。就说让司徒阳回去一趟，代我们看看老人。不怕你笑话，机票钱和给家里买礼物的钱都是我腆着脸出去借的。早晨起来我说先陪司徒阳去市中心买点礼物，然后去旅行社订票。不敢让他一个人去，怕他跑到卡西诺。我俩刚转了一个商店，啥也没买，想再看看。可一出商店就找不见司徒阳了，哪儿也没有。钱都在他身上揣着，我一个人只好回来了。一天不见他的影儿，到了晚上，哭丧着脸儿回来了。一问，原来他一出商店门趁我不注意就下了地铁站，直接奔卡西诺去了。赌了一天，一千多美金全部输光。田力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她恳求地望着我。 我明白她的意思，笑了，说：“这小子手气够臭的啊，已经输了，大不了不回国了，用不着生这么大气吧？” 司徒平开口了：“田力，你是不了解我现在的处境，真是走投无路呀！你看看，这是我老爸连续来的两封信。我也不怕丢人了，你看吧。” 他把几页信纸递到我手上。 我略略看了一遍，第一封是讲他老爸为司徒平发货借亲戚朋友的钱早已过了还债的期限，天天有债主登门讨债，还去他老爸工作的学校去讨，左邻右舍单位同事都知道他欠了巨款，已经丢人到了极点，让他们春节务必带钱回来。第二封是讲突然接到法院传票，他用房屋抵押贷款逾期不还，银行已经诉至法院，不日就将开庭宣判。若不赶紧想办法拿钱回来，房子就会被法院拍卖掉了。信中说我已垂暮，岂肯流落街头让人讥笑，旦夕情味，何以安处？果真如此，只有一死了之。要他们春节务必回来商量处理。 我把信还给司徒平，心情也沉重起来。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司徒平。 “还能怎么办？我哪里有钱还债，生意不好做，司徒阳还没命地赌。我想让他回去想想办法，最不济也得劝老爸不要走绝路呀。阿莲好不容易借了点钱，又全让他给输掉了。” “算了算了，我给他出张往返机票钱吧。让他赶紧回去，好好劝劝老爷子，千万不能轻生呀。真有个好歹，司徒平你还能有脸活吗？”我说。 阿莲抓住我的手，说：“太谢谢你了，我就知道你会帮我们的。”她的眼里有泪珠在转。 我看看低着头一声不吭的司徒平，对阿莲说：“你也开导开导他，平常不是主意挺多嘛。我去司徒阳那儿看看，你们歇着吧。我明天带司徒阳去买机票，不能给他现金。” 推开司徒阳的房门，小子正仰面躺在床上发愣呢。见我进去，忙一骨碌爬起来，让我坐床上，他就蹲在我面前──屋里再没有一只椅子。 我说：“你小子潇洒啊，能把机票钱也赌光了。” 司徒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开头儿手气真好，不大工夫就赢了三千多美金。当时走了就对了，可我看手气这么好，还想趁势再赢点儿，赢到五千美金就走。他妈的，一有这念头儿就开始输，愈输愈急，愈急愈输。我也知道我哥的状况，也是想赢了钱给他一个惊喜。唉，什么也不能说了。老爸在家里愁得要上吊，我把机票钱也输光了，你说这事儿！” “你小子就是不走正路，得了，睡觉吧，明天早晨我带你去买机票。”我说。 “真的？”他惊喜地问。 “废话。”我站起身走了。 买好机票已近中午，我带司徒阳来到一个捷克餐馆吃午饭。各要了一份牛排，一扎啤酒。 吃着喝着，司徒阳忧心忡忡地说：“田力，我嫂子要出事儿啦。” 我听不明白，问：“出事儿？阿莲能出什么事儿？”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连这都不懂？”他说。 “不至于吧，我看阿莲对你哥挺好的。” “嘁，表面现象。她在外边有人啦，捷克人。”司徒阳蹙着眉喝啤酒。 “这事儿可不能瞎说。”我警告他。 “我瞎讲？有小叔子瞎讲嫂子的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司徒阳把啤酒杯放下，说：“上个星期日，我嫂子去大市场练摊儿。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去了，见她那捷克朋友正和她一起在摊位里坐着呢。捷克人真他妈骚，当着我的面就动手动脚。我听我嫂子用捷语跟那小子说，别这样，我弟弟回去会说的。她以为我听不懂呢，哼，这点捷语咱也会。” “欧洲人观念开放，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好，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秋天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回来，开车路过伏尔塔瓦河边儿，我忽然看见她正和那捷克人勾肩搭背地散步。你知道怎么个散步法儿吗？就像捷克情侣那样，那小子把手按在我嫂子屁股上，一边走还一边乱动。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他问。 我叹口气，说：“大概有点麻烦了。司徒平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没办法呀！我输光的机票钱就是我嫂子从他那儿借的，你也知道捷克人，从他们那儿借出钱来容易吗？” 我点头表示同意。 “有一回我哥为这事儿打了我嫂子，我嫂子跑了，在那人家住了七天才回来。” “那人很有钱吗？”我问。 “有个屁钱，一个工人。”司徒阳不屑地说。 “唉，这种事儿没办法。”我说。 “都怨我哥，一来了就花那么多钱送她去学捷语，她不会捷语能勾搭上捷克人吗？当初我说让我去学捷语吧，我哥说不行，说我不懂社交，我嫂子懂。这回鸡飞蛋打，全完了。” “没那么严重吧？”出门时我问他。 他拉开车门坐在我旁边，说：“但愿吧。” 司徒阳飞走了。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司徒平家，心里惦记着司徒平老爸的生死，就顺便拐进去看看。 停下车就觉着怪，旁边的人家都灯火通明，只有他们这座HOUSE，除了司徒平的卧室有烛光如豆外，其余的窗子都黑着，像一座坟墓。 我摁门铃，不响。便使劲敲门，并伴以呼喊。稍顷，阿莲打开窗子问：“是谁呀？” 我喊：“阿莲！” “哟，是田力呀？”阿莲急忙关了窗子，举着一根蜡烛下楼来开门。 “小心。”她提醒我注意脚下，为我照路。 进了卧室，冷得厉害，见司徒平穿件羽绒服在黑地儿里坐着，也看不见表情，从声音里感觉到挺沉重的。 “怎么没电？”我问。 “交不起房租，房东给把电断了。”阿莲为我倒茶，然后坐在我身边说。 我这才注意到她也穿着厚厚的棉衣。捷克人的HOUSE大都是自己用电取暖的，一断电，房子立刻就成了冰窖。 “房客呢？” “都走啦，谁愿意在这儿摸黑受冻。”阿莲说。 “这怎么办？得想个辙儿呀。”我说。 “没办法了，没准儿明天房东就叫警察把我们赶出去，那真是连冰窖也没得住了。”阿莲愁苦地说。 “你又不怕，你有地方住就行了。”司徒平冷冷地说。 “你怎么这样说话？”阿莲声音有些颤抖，“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 “这种话就得这时候说。”司徒平说。 “田力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不知好歹呢？”阿莲望着我。 “对，我就是不知好歹！今天田力正好也在，咱们就把你这事儿说说，让田力给评评这个理。是我司徒平对不起你阿莲，还是你阿莲对不起我司徒平。你跟那个捷克人勾搭多长时间了？”司徒平气急败坏地说。 阿莲尖叫一声，扑到床上大哭起来。 我赶紧起身，对司徒平说：“别扯那么远，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些干啥？实在没办法，先到我那儿住几天，好歹把冬天过了呀。” 司徒平说：“谢谢了，我想想看。” 我又拍拍阿莲的腿，说：“别哭了阿莲，我走了。” 阿莲爬起来，哽咽着说：“我送送你。”便拿着蜡烛送我下楼。 在门口，我对阿莲说：“别太着急，不行就到我那儿住。” 她点点头，紧咬着嘴唇，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他们没来。 然后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司徒阳也没有回来。我又去过那座破HOUSE一次，但已经换了主人，是一群乌克兰人。问他们这里原来住的两个中国人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摇摇头说来的时候就是空房子。 直到今天。 聊了很久以后，我问阿莲：“司徒平去哪儿了？” 她苦笑笑：“一年前听说在斯洛伐克，组织什么福建同乡会，尽玩儿虚的。我这样了，他也没脸回布拉格了。” “为什么不能干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说。 “干什么呢？”她伸开纤细的手指，在灯光下欣赏着闪光的钻戒。“去练摊儿？一大早就赶去，搬箱子支架子，夏天晒个死，冬天冻个死，再找个练摊儿的男人傍着，练摊儿回来还得给他煮饭，还得陪他睡觉，我不干。” “可以回国嘛，现在国内也挺好的。” “我不回，丢不起人。”她大口喝着红酒，脸颊已经是一片红晕。“别人回国都是衣锦还乡，我呢？过去在小姐妹中数我要强，现在数我惨。我哪儿还有脸回去？” 我愕然了。 分手的时候，她已经有些醉意。我要送她回去，她说不用，又不远，50米不到。我和她握手，说：“多保重吧。” 她笑着说：“见到你真好，欢迎你带朋友来玩儿，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儿。”我正不知该说什么好呢，她突然伏在我怀中嘤嘤哭泣起来。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是个坏女人，对吗？你看不起我，对吗？司徒平和我结婚的时候发誓要给我全新的生活，他说话是算数的，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新吗？田力，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从卡罗维发利回布拉格，半道儿上车坏了，还记得吗？”她仰起泪眼望着我。 我说记得。 “你让我去找人换油门线，我不去。后来你自己去了，还挺不高兴。回到布拉格已经是半夜了，──你还记得吗？” 我点头。 “我那是想跟你在汽车里过夜呀！” 说罢，她流着泪走了。有些摇晃，但依然风姿绰约。 我呆呆地站在酒吧门口。 后来，朋友告诉我，她和几个中国小姐结伴儿去巴黎做“生意”了。 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 第二十二章 与黄文玉相识 辛佩瑶，是我在布拉格见到的少有的漂亮女人——与烟视媚行风情万种的阿莲不一样，既妩媚又端庄，重情好义，虽历尽风霜，仍有纯纯的微笑。 提到辛佩瑶，必须提到一个叫黄文玉的上海小姐；提到这位上海小姐，又必须提到上海小姐的哥哥黄文渝先生；提到黄文渝先生，又必须提到一位我最不愿意提到的上海女士陈妮娜以及陈妮娜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 没有办法，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少了其中任何一环，故事会立刻支离破碎。 好在也都是些人物。 认识黄文玉是在1995年的年底，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汪虹重伤，我顿时失去了依靠。平时我从未单独去过任何市场，不论是外地城市还是布拉格市内。不管去哪里，总有汪虹在身旁，我只管开车就是，连路标都不用看，指路的工作也由她负责。遇到警察盘查一类的事情，我甚至懒得说一句话，自有她来摆平一切。现在可好，我必须一个人工作了。那天早晨四点钟，我去仓库装了满满一车女式棉风衣，去距布拉格50公里的一个批发市场碰碰运气。 运气不好，因为货不对路——我的女式风衣做工精细，质地很好，款式也漂亮，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全部是亚洲尺码。太小，批发商根本不敢要。呆了两个小时，又冷又饿，知道没戏了，便返回布拉格。进城后我想：不如找个零售市场把这些风衣按批发价甩了。于是就开车去了布拉格五区的中心安琪尔，那儿有一个小小的零售市场，我记的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练摊儿。 停好车，我便去看看有没有空地儿。见有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正在那儿练摊儿。那男的长得周周正正，仪表堂堂，女士就不敢恭维了，个子倒不低，足有1，75米以上，瘦极了，就像一副骨头架子。脸儿又窄又长，眼睛是两条缝儿，一层点缀着许多雀斑的皮儿包在高高的颧骨上，蜡黄，不能多看。 他们俩中间的摊位正好空着，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我问：“有空地儿吗这儿？” “有。” “没有。”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 说有空地儿的是男士，说没空地儿的是女士。 我一笑，转身回车里搬出一箱风衣来，把纸箱拆开铺在雪上，风衣就乱扔在纸壳上，便跟那男士拉起话来。 原来他是杭州人，姓孔。本来在杭州一家制药厂做销售科长，干得好好的，非让太太逼着来东欧闯天下。如今吃尽了苦也没赚到钱，肠子都悔青了。 由于我的货价格极便宜，来选购的人很多。欧洲女人也不个个都是大洋马，小巧玲珑一点的也有。小孔问我：“老板从哪儿拿的货？怎么这么便宜甩？” 我说：“嗨，自己发的货，亚码，批不动，没办法。” 卖了几十分钟，冻得要命。小孔说：“一看你就没练过摊儿，快去车里暖和暖和吧，我帮你卖。” 我高兴极了，说：“那就麻烦你了。”赶紧跑回车里，发动着机器，打开暖气。 我的车就停在市场边儿上，能看见我的摊位。我留了个心眼儿，小孔每卖一件儿我都在心里暗暗记住。 快中午了，我准备回家，便走过去。 “一共卖了25件，”小孔把一叠钱递给我，“你数数。” “不用不用。”我随手把钱装进口袋，心说还比我记的多了一件呢。然后对他说：“我走呀，这货你愿意卖吗？” 小孔一愣，乐了，问：“你什么价给我？” 我说了一个极低的价格。 “代销？” 我点点头。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他一连声儿地说。 我说：“那就先卖这些吧，我也懒得在从车里搬了。明天我再给你送，还有其它货呢。” 小孔喜出望外，一边儿感谢一边儿点数。我说你自己点吧，我走了。他说那哪儿行，一个人点数不算的。我说我算。 一转身，那位丑小姐拦住了去路，笑着说：“大哥，能不能也给我点货卖？” “明天吧，好不好？”我急着去吃饭。 “那我先谢谢了。”她说。 第二天下午，我来给小孔兑现诺言。他已经把货都卖光了，说：“老板，你昨天不点数就走了，我只好自己点，一共是40件，都卖掉了，给你钱。” 我收下钱，说：“又给你带了两箱子，还有点其它货，你到车里拿吧。”他高兴地说好的好的，就要跟我去。一转身，那位小姐也笑着迎上来，嗲嗲地说：“大哥。” 我想起来了，说：“走吧，拿货。” 我给了她一包牛仔马夹，价格当然也很低，她高兴得一脸雀斑都亮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读者一定已经明白，这位小姐就是黄文玉。 黄文玉原先在上海一家陶瓷厂工作，企业倒闭了，便前来布拉格投奔她的哥哥黄文渝。黄文渝是1993年花了八千美元让一个上海蛇头办到这儿的，他能吃苦，长得也俊——布拉格的中国人都说这兄妹俩怎么就长颠倒了呢？——而且还有点傻，来到布拉格不久便被长他七岁的陈妮娜看中收了房。 要说这陈妮娜，那可不是一般人儿。在上海就是她住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女混儿混儿，逢赌设局，见情布套，出老千放白鸽没有她不干的事儿。有一个老公，与她总是吵吵闹闹不痛快，不知怎么竟家里失火给烧死了。弄堂里有的是长舌妇，便嘀嘀咕咕说是陈妮娜放的火。公安局听说了，还真查了一阵子。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上海混烦了，便跑到布拉格来。中国人常说人不可貌相，真是一点也不差。这陈妮娜白白净净，温温柔柔，美丽丰满，见了生人不多言不多语，甚至有些腼腆。 谁能把这样的一个小女子和那些月黑风高的勾当联系起来？ 陈妮娜把黄文渝纳为裙下新宠之前，还与一个姓申的无锡爷儿们有着密切的床第关系。这位申先生一脸倒霉相，四十多快五十了，个儿头不高，烟瘾极大，胆小如鼠。不论什么事儿都要从头儿说，啰嗦得很。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布拉格混。 陈妮娜虽然有了新宠黄文渝，但也不弃旧欢申先生。仨人同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春光无限，其乐融融。这三个人的丑事儿在布拉格华人社会一时传为笑谈，有刻薄的便说这俩爷儿们是按一、三、五和二、四、六值日。星期天怎么办？星期天该吕辉上岗了。 对了，忘了介绍这吕辉了。 吕辉也是上海人，家里也有老婆孩子。要在陈妮娜身上讲先来后到的话，吕辉绝对是头一个。但这吕辉性格剽悍，好勇斗狠，不好驾驭，陈妮娜便松了手，另外收编了老申。但多年的被窝儿凉不了，没准儿什么时候还能用上他呢。所以陈妮娜依然和吕辉保持着性关系，而且是奉献型的——只要吕辉需要，她立即服务。说实话，她也喜欢吕辉身上那股野性。老申倒听吆喝，指东不敢西，却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儿。因此黄文渝一出现，迅即被陈妮娜拿下。陈妮娜很满意——到哪儿去找这么合适的男人呢？除了听话以外，还特别能吃苦耐劳，开着大货车从早跑到晚，风里来雨里去。老申能这么干吗？那小子懒得筋疼。天天回来把所有的钱都交到陈妮娜手里，自己一个克郎都不揣。人也年轻，上了床自然比老申能折腾——毕竟是童男子嘛。 陈妮娜感到这样的日子很惬意。 就在这个时候，黄文玉来了。 黄文玉这人除了促狭、自私、嫉妒、乖戾以外，还有一个怪毛病——自以为漂亮。布拉格凡认识他们兄妹的中国人无不惊呼造物无情：一母所生，哥哥浓眉大眼，妹妹却难看成这个样子。都说兄妹换了才好，男人嘛，丑就丑，怕什么？女人总归要嫁人的，这么难看谁会要？ 但黄文玉浑然不觉。她曾对我叙述她的上海风光时代： “我从小又聪明又漂亮，可受宠呢。” “我骑自行车上班，后面总跟着一大片小伙子，可烦人呢。” 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想起不久前与从德国来的一位北京朋友在街上和她相遇，说了一会儿话走了，我那朋友一脸坏笑地说：“这位小姐是处女。” “你怎么知道？” “这么丑，哪个男人会来碰？”他说。 黄文玉初来时便住在哥哥和陈妮娜的香巢，哥哥和陈妮娜睡在一间最大的屋子里，而她和老申则各自蜷在小偏房。每日哥哥和陈妮娜开车跑外地市场，老申便在家里打扫卫生兼做晚饭。黄文玉不能闲着，陈妮娜在一个小市场租了个摊位，让她去练。不是给自己练，是给陈妮娜练。收入都要交给陈妮娜的，就像她哥哥一样。 黄文玉天天早出晚归，辛苦倍尝，回到家里还要低眉顺眼地看陈妮娜的脸色。寄人篱下，其状颇为不堪。 也合着该她出事。 黄文玉的摊位旁边也是一个中国女人，黄文玉从来不答理她，因为她长得略有几分姿色。每逢她从黄文玉身边走过，黄文玉总把一双小眼珠子吊到脑门儿上不下来。 这天不知怎么回事儿，这位女士与市场管理员发生了争执。鸡同鸭讲，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市场管理员急了，便叫来了警察。 警察要过那女士的护照、绿卡、公司营业执照，一边儿看一边儿问：“DoyouspeakEnglish？” 那女士结结巴巴地说：“Alittle。”说罢，她跑到黄文玉面前，求她代为翻译一下。 黄文玉懂点英语，她也听过黄文玉有时用英语跟顾客交谈。 黄文玉又把眼珠子运到脑门儿上，嘴里轻蔑地吐出两个字：“不会。” 市场管理员与那位女士的争执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女士与黄文玉的争执。 那女士和布拉格华人黑社会老大过从甚密，早就看黄文玉满脑门儿转眼珠子不顺眼了，今儿又受了窝囊气，摊儿也不练了，点着黄文玉的鼻子尖儿说：“你给我等着！”开车去了。 不大一会儿，山呼海啸地来了两辆车。从车上跳下四五条汉子，在那女士的带领下，直奔黄文玉的摊位而来。 也不打也不骂，只是问：“自己练还是给人练？” 黄文玉知道大事不好，早把眼珠子复了位。乖乖地回答：“给人练。” “给谁？” “陈妮娜。” “电话号码？” 黄文玉嗫嚅着说了。 就当着黄文玉的面，一个电话打过去：“陈妮娜吗？我，黑三儿。那谁，……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黄文玉。 “黄文玉，是给你干呢吗？是就好，她欺侮我的人了，拿两万美子来吧。” 山呼海啸地去了。 晚上回到家，陈妮娜顾不上问原委，先劈头盖脸把黄文玉臭骂一顿。说你惹谁不好你非惹黑三儿？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在乌克兰杀了好几个人，他在内蒙古下乡学会的杀羊，杀人也用杀羊的办法，一刀一个，你找死呀？ 说罢开车走了，一夜未归。 黄文渝躺在床上叹气，黄文玉坐在一边儿抹眼泪。 数老申开心，在小偏房里吱吱呀呀唱起了黄梅戏。 第二天中午，陈妮娜一脸倦色地回来了。黄文渝兄妹忙不叠地端茶水拿拖鞋，只觉得她身上是一股烟气酒气臭气。 陈妮娜往沙发上一仰，问：“老申呢？” 黄文玉赶紧去喊老申：“陈姐叫你呢，还不快去。” 老申趿拉着拖鞋进了屋，“妮娜，你叫我？” 陈妮娜拍拍沙发，老申便坐下，问：“事情怎么样？摆平了吗？” 陈妮娜说：“不说这个。老申呀，你得搬家了。道儿上的朋友都笑话我，说我劲儿太大，两个爷儿们一块儿伺候。太难听了，你还是搬走吧。” 老申拉着脸说：“好吧，我这就去找房子。” 黄文渝挺高兴，说：“还是你有办法，我看这布拉格就没有你摆不平的事。” “别他妈给我灌迷魂汤，”陈妮娜火了，“从两万美金砍到八千，小赤佬再不肯降了，还陪了人家一夜！”她愈说愈气，指着黄文玉的鼻子喊：“侬今天就走好了，阿拉不愿意触霉头，小赤佬们说了，侬是一只垃圾！” 黄文玉就这样离开了哥哥。 黄文渝还是心疼妹妹的，给她找了一间小房子。房东是个寡妇，守着丈夫留下的一座HOUSE靠吃租金过活。又把她介绍到平素和陈妮娜有些生意往来的一位华人老板那里去打工。 这位华人老板姓许，出国前是河北省一所中专的英语教师。夫妻二人本来已经移民澳大利亚，见这边生意好做，便又双双飞到布拉格。许老板斯斯文文，待人谦恭有礼。黄文玉工资虽不算高，但日子过得轻松写意。老板还拿钱出来送她去学捷克语，她又美得找不着北了。老板是河北人，有时就有些河北的同乡来玩儿。有一回，黄文玉对我讲起她自以为开心的一件趣事：老板从奥地利来了一个朋友，他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上海。我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邯郸。我从没听说过这地方，就问邯郸是哪儿呀？他笑了，问我是什么学历。我说高中。他又问你们高中学过柳宗元的《黔之驴》吗？我也不记得学过没学过，就说当然学过了。他说邯郸就是黔，这回你记住了吧？我说记住了，你们就是那驴呀！大伙儿都乐了，说黄文玉你要笑死我们了。 我也笑了，想告诉她人家是拿她寻开心，但终于没说。 好景不长，她突然不在那儿做了，自己跑到一个小市场练起了摊儿。我问她为什么？她吱吱唔唔的，那意思好像是老板太太吃她的醋。 怎么会呢？我不信。 老板太太我见过，端庄大方，知书识礼，和她不是一类人。 那时汪虹早已回国养伤，我一个人在布拉格闲逛。有一天，我开车路过她寄居的那座HOUSE，便停了车，想看看她干什么呢。 第二十三章 漂亮的佩瑶 一进门，眼睛不禁一亮——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正和黄文玉聊天儿。黄文玉笑吟吟地为我介绍：“这是辛佩瑶小姐，从奥地利来的，也在这里租了一个房间。”又对辛佩瑶说：“这是田力，我的好朋友。” 听了这话，漂亮的辛佩瑶赶紧伸出手来与黄文玉的好朋友也就是我轻轻一握。 就此相识。 当时，黄文玉正在为出去练摊儿穿什么样的衣服征求辛佩瑶的意见，我来了，她便向我咨询。我见她床上放着一套挺漂亮的运动服，便随口说这件蛮好的，练摊儿嘛，爬高登低也方便。 哪儿想到她说：“穿这件可不行，穿这件就别卖货了，整个市场还不就看我一个人了？” 我已经听惯了这类话，一笑而已。辛佩瑶初来乍到，一脸的错愕。 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辛佩瑶性格爽朗，略有些内向。没人的时候她能和你滔滔不绝地说话，大家在一起聚会，她却一声不吭，只是静静地听，人们甚至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有时你会突然发现，在朋友们谈笑风生之际，她美丽的大眼睛里竟织满了忧伤。 有一天，在布拉格市中心的荷兰吧里，我们相对而坐，喝啤酒聊天儿。她雅好诗词曲赋，我也喜欢得要死，话题自然很多。她说：“古人的诗词中吟咏离愁别恨的名句很多，我考考你？” “好啊！”我说。 “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数？” “元稹。”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个长。” “李白。”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嗖嗖。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吴文英。” “一川烟雨，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 “贺铸。” 她笑了，“不行，还真考不住你。” “那我考你吧？”我说，“只考你一首，也是关于愁的，你说说作者是谁。” 她头一歪，说：“你背吧。” 我略一思索，吟道： “愁来道是天般大，试看长天，一碧无边，哪见愁云一缕烟？欺人妄语愁如海，万顷波翻，万马蹄欢，大好风光总万般！” 她愣了，说：“真不错。我怎么没读过？李贺？” 我笑着摇头。 “姜夔？” 我仍然摇头。 “快告诉我是谁写的！” “胡乔木。”我笑着说。 她也笑了，“这我怎么会知道，不过写得不错，对吧？” “词好不好姑且不论，关键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一种不怕困难的英雄气魄。什么‘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太颓唐了。尤其咱们生活在海外，压力那么大，多不容易呀！天天吟咏那些破句子，还能活吗？” 她沉默了片刻，终于给我讲起了她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愁绪，她那酒浇不去的胸中块垒。 她母亲是哈尔滨人，父亲是天津人。母亲在哈尔滨教小学，父亲在天津教大学。“我长得像我妈妈，性格也像。东北人嘛，肚里存不住事儿。”她说。 因为工作的关系，母亲和父亲一直分居两地。直到退休以后，母亲才到天津和父亲团聚。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里，她和妹妹只有在寒假暑假才能到天津去看望爸爸。对了，她有一个妹妹，叫佩玉，聪明漂亮，现在在美国。后来我认识了佩瑶的母亲，老太太是专门为了拆散她的非法婚姻而来到欧洲的。她对我说，她一点也不担心远在美国的小女儿。“那丫头，灵着呢。十八岁，别人刚考上大学，她已经大学毕业了。你猜怎么着？那会儿我在哈尔滨教小学，上下午都有课。佩玉刚四岁，搁家里不放心，就带着上学校。我带五年级，上课没地儿放她，就把她搁一年级教室里，心想就让她瞎听听呗，反正也没地方搁。嘿，谁也没想到她就这样一路念下来了！你说灵不灵？我不担心她，别看她小，拿得起，放得下。不像我这老大，傻乎乎的，太重感情了。”她叹口气说。 辛佩瑶告诉我，她从小就有个念头儿：出国。她爸爸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姓吴。吴叔叔是教古代汉语的，很有学问，谈吐诙谐幽默。佩瑶也喜欢古汉语，常去他家求教。吴叔叔家和佩瑶家住同一个楼道，她家二楼，吴叔叔家三楼，方便得很。吴叔叔也十分喜欢这个漂亮小丫头，他有两个秃小子，老闹着说要拿一个换佩瑶。吴叔叔的太太姓方，在音乐学院教钢琴，也十分喜欢佩瑶，但她说这孩子心思太乱，将来怕会在感情上遇到坎坷。她说佩玉没问题，小丫头儿主意正着呢。 吴叔叔在奥地利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有一年回国到天津来玩儿，大概吴叔叔给招待好了，一回去就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非要吴叔叔过去。说实话，吴叔叔并不想去——一个教古代汉语的大学老师，满嘴平平仄仄，去奥地利干什么？倒是方老师想去看看，毕竟是音乐之都嘛。她就撺掇吴叔叔去，去了以后站住脚，她也好过去看看养育莫札特的萨尔茨堡。 吴叔叔就去了。 半年以后，他因事回了一趟国，给佩瑶姐妹带了不少小礼物，巧克力啦，水晶球啦什么的。还有一本厚厚的影集，都是他在奥地利拍的。佩瑶一张张翻开看，吴叔叔在旁边讲解。 “这就是萨尔茨堡，莫札特的出生地。” “这是林茨，希特勒在这里中学毕业，──他是奥地利人。” “这是舒伯特的故居。” “这是圣斯蒂芬大教堂。” “这是皇宫，这面两条红一条白的旗子是奥地利国旗。据说奥匈帝国的一位公爵在与敌人血战时，白色的长袍被鲜血染红，只有他腰部佩剑的地方留下一道白痕。奥地利人便以此做为国旗，意即宁可战死，也不投降。” 佩瑶醉了，她放下影集，对吴叔叔说：“你把我也带出去吧吴叔叔，我也要出国。” 吴叔叔笑了，“真的？” “骗你是小狗！” “老辛……”吴叔叔刚想问佩瑶的爸爸，妈妈先抢过了话头儿：“别听这孩子瞎掰，她是想起一出是一出。” “谁瞎掰了？谁想起一出是一出了？我就要出国。一辈子闷在天津，哼，那才叫崴稀泥！”她把刚学会的天津方言也说了出来。 大家都乐了。 吴叔叔问她：“你为什么想出国呢？” 佩瑶说：“生活在别处你懂不懂啊？陌生的地方才有生活。” 妈妈叹口气说：“没她不看的书，生给看傻了。” 禁不住她的死缠，爸爸妈妈都同意了。反正天津也没有多大呆头儿，佩瑶已经22岁了，愿意去就去吧，毕竟有老吴照看着，还有啥不放心的？好就呆着，不好就回来，多大点事儿呢。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 邀请书很快寄到了，她顺利地获得了签证，飞到了音乐之都维也纳。 吴叔叔开着自己的福特卧车把佩瑶从机场接到自己那两室一厅的公寓里，大房子给佩瑶住，小房子自己住。放下行李洗把脸，吴叔叔端上早已准备好的茶点，说先垫垫，然后你休息，倒倒时差。佩瑶把一块蛋糕塞进嘴里，说：“休息多没劲呀，我一点都不累，也没有时差的感觉。咱们上街去吧？” 吴叔叔笑了，说：“随你。” 连着三天，吴叔叔请假——他在亲戚开的中餐馆里帮厨——陪佩瑶逛遍了美丽的维也纳。 景儿看过了，该工作了。吴叔叔打工的餐馆里正好缺一个跑堂，佩瑶便正式上了班。 上午11点来，晚上11点走。餐馆生意火，他们赚得自然也不少。特别是佩瑶，每天都有五六百先令的小费——她长得漂亮端庄，穿身紫红色旗袍往那儿一站，风情万种。英语也不错，服务又周到，客人们都愿意多给她小费。 几个月下来，不仅英语更加娴熟，而且也能用德语——奥地利是德语国家——进行简单的会话了。 日子长了，难免生发浓浓的乡愁，尤其是遇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也难免有些淡淡的惆怅——这块美丽到极致的土地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但她从来没有回去的念头，她不能舍弃在异国这种虽然寂寞但质量极高的生活。 好在她还有吴叔叔。 吴叔叔最能为她排解寂寞了，她后来才知道，她也是吴叔叔排解寂寞的灵丹妙药。每逢假日他们都驾车出游，美丽的奥地利风光尽收眼底。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清澈的多瑙河，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奥地利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国，他们沿着高速公路翻山越岭，上下旋转，火红的夕阳映在脸上，心情真是好极了！每逢这时，他们往往会高吟一阙壮丽或婉约的诗篇：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且试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渐渐的，佩瑶竟然发现有一种异样的感情君临了她的心。 她有些害怕，但更多的是不安，是焦躁，是意乱神迷，是莫名的渴望和跃跃欲试的冲动。 中秋节到了，二人下班回来，吴叔叔拿出朋友送的莲蓉月饼，又洗了些水果，在阳台上坐定。佩瑶打开一瓶法国红葡萄酒，打开满上，“同在异乡为异客，来，干杯。”轻轻一碰。 一瓶红酒就要见底儿了。奥地利的秋夜颇有些凉意，吴叔叔进屋为佩瑶拿一件风衣。刚披上她的双肩，佩瑶便突然握住了吴叔叔尚在肩头的手。 吴叔叔没有抽回。 过了片刻，佩瑶回过头来，双眼迷离地望着吴叔叔，两片鲜艳的红唇微微地张着。 吴叔叔略一迟疑，还是把自己的嘴唇贴了上去。 一发而不可收拾。吴叔叔把佩瑶抱到了床上，轻轻地除掉她的衣服，一个雪白的迷人身体展现在他的眼前——高耸的乳峰，丰满的屁股，纤细的腰肢，浑身晶莹剔透，连一个斑点都没有。 他们犯戒了。 早晨，吴叔叔坐在床沿儿，双手抱头，一声不吭。 佩瑶白嫩光滑的胳膊像藤一样缠绕过来。 “老吴。”她就此改变了称谓。 她真的爱上了老吴，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她没有考虑老吴和她的年龄差异，没有考虑老吴的家庭状况，更没有考虑此事一旦传到国内会给她的父母造成怎样的伤害…… 也许她都考虑过，但她无力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而且，和爱相比，这些鸟事儿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她义无反顾。 她心安，老吴却不能心安。一个50岁的男人，他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都不允许他像佩瑶那样想问题。他所顾及的和考虑的问题多如牛毛，他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压力。 他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对家庭是犯罪，对朋友是犯罪，甚至对如花似玉的佩瑶也是在犯罪。 千夫所指，几近崩溃。 他想中止犯罪，但他办不到——这是多么迷人的犯罪呀！他无法抵抗一个娇嫩异性的进攻，说得恶俗一点，他虽然50岁了，性欲望和性能力都还正常。长期的独身生活使欲望更加强烈，而且，仅就床上表现而言，方老师根本无法和正值青春的佩瑶相提并论。 更何况他也深深地爱上了她。 他下决心不回国了，凭割断愁思恨缕。一心在遥远的维也纳与佩瑶共筑爱巢，双栖双飞。至于其他的一切，都顾不上去想了。 辛佩瑶感到很幸福。在她此刻的眼中，老吴绝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人。过去觉得他瘦的像个大虾米，现在怎么看都像米开朗基罗那些棱角分明的作品，瘦才显得精神，像一株冒雪开放的老梅；过去觉得他琐碎，现在明白正是这种琐碎显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细心；过去觉得他老，然而只有这个年纪的男人才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帅气。老吴是佩瑶第一个男人，因此她无法比较床上的优劣。但她感到很满足，也许，与不懂事的毛头小伙子在床上的疯狂舞蹈相比，一个中年男人食髓知味的细心耕耘，更能使女孩子迷乱陶醉。 她怀孕了。 她问老吴怎么办？老吴说你看呢？她笑了，说：“当然要生下来，这是我和你的孩子，我们爱情的结晶呀！” 老吴幸福地叹气。 孩子出世了，是个美丽的小千金。老吴为她起名叫纳纳，纪念这个孕育她的美丽城市维也纳。老吴有奥地利永久居留身份，享受奥地利国民所能享受的一切福利。因此，小纳纳的所有费用，都由奥地利政府无偿提供。佩瑶高兴地问老吴： “这不是社会主义吗？不，简直是共产主义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是农耕时代。如今是信息社会，坏事该传怎样的一个长度呢？一万公里总是有的——老吴的家里和佩瑶的家里都知道了老吴跟佩瑶同居生女的坏事。也不知是哪家先得到的消息，但不管哪家先得到，肯定在第一时间就通报了另一家——楼上楼下，方便着呢！ 方老师病倒了。 佩瑶的父母也病倒了。 他们不能承受这个打击，也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方老师打来电话，把老吴骂了个狗血喷头！ 佩瑶的爸爸也打来电话，把佩瑶骂了个狗血喷头！ 以至在夜里，一听电话铃响他们便在床上簌簌发抖，谁也不敢去接。 老吴的心情从此恶劣起来。鸵鸟政策破产了，他必须面对道德和家庭。一个50岁的男人，一个50岁的中国男人，精神上的负重是难以想象的。 他迷上了威士忌，经常大醉如泥地回来。 他迷上了卡西诺，经常一文不名地回来。 喝醉了酒回来，佩瑶为他端来热茶，他却粗暴地打翻在地，瞪着被酒精烧得红红的眼珠子问：“你是谁？滚开！别烦我！” 输光了钱回来，佩瑶不免埋怨几句。他竟暴跳如雷，“钱是老子挣的，老子想干啥就干啥，不用你管！” 辛佩瑶吃惊了，那个温文儒雅、体贴入微的吴叔叔哪儿去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得愈来愈频繁。 佩瑶伤心了。她理解老吴有许多排解不开的烦恼，但这种排解方式严重损害了一个成熟男人的形象。当初佩瑶之所以爱上老吴，除了孤独、寂寞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被老吴的成熟男子气概吸引。而现在，这种使她迷恋的气概不复存在。至于说到烦恼，佩瑶自认并不比他少。至少她永远不能回国了，她注定要在异国漂泊——她无法抱着和老吴生的女儿回家，她的行差踏错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羞辱，她也不能面对善良的、优雅的方老师，在她面前她感到自己是一个贼。 每逢老吴喝醉酒或输光钱回来找茬儿时，她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哭泣。哭累了，她抬起头，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竟发现镜子里面的女人是那样妩媚动人。由于心情不好，她已经很久没有注意过自己了。她仔细看着，眉毛弯向鬓角，光滑的额头没有一丝皱纹，眼睛又大又黑，鼻梁高高的，只是嘴巴有些大，可如今也是时尚。 再往下看，胸脯鼓鼓的。 她解开睡衣，也许是没有哺乳的原因，两只雪白的乳房骄傲的挺着，小小的粉嫩的乳头，周围是一片圆圆的粉红粉嫩的乳晕。 难道就陪这不知珍惜的老醉鬼和老赌棍一生？ 她的心突然被刺痛了。 妈妈的信接二连三地来了，劝她冷静下来，及早和老吴分手。 当老吴又从卡西诺一文不名地回来时，佩瑶把妈妈的来信全部拿给他看，然后轻声说：“咱们分手吧。” 老吴慌了，扑通一声跪在佩瑶面前，说我再也不赌了，再也不喝酒了，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四岁的纳纳惊恐地看着爸爸妈妈。 佩瑶心软了，她扶起老吴，在他怀里失声痛哭。她想：大家都不容易，只要老吴还能像以前那样，就一块儿走到底吧。 好日子没几天。 老吴又输光了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老吴又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回来了。 吵闹、哭泣都无济于事。 佩瑶一横心，不辞而别，只身来到布拉格。 在奥地利干了几年，手里也有了些积蓄。她希望与过去告别，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在布拉格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并在离地铁站很近的地方租下了一个商店，专门经营中国纺织品。她给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现在的情况。妈妈哭了，说孩子你做得对。快点给我寄邀请书来，妈妈要过去帮你。 妈妈来了。 她知道老吴也来了布拉格，是来找她的。她给奥地利的朋友打电话，询问纳纳的情况。朋友告诉她，老吴一见她走了，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找。后来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她去布拉格了，立马辞工，带着纳纳就奔布拉格去了。最可怜的是纳纳，佩瑶走了以后她就没笑过，忧郁极了。寸步不离老吴，生怕爸爸也没了。 佩瑶拿着电话泪珠不断。 妈妈鼓励她：“孩子，坚强些，每个人心里都有伤痛。别看现在乌云密布，走过去就是一个晴朗的天！” 当佩瑶在荷兰吧里对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她万万没有想到，老吴带着纳纳就住在离她们的家不到200米的地方。他每天早出晚归，到处寻找佩瑶，身心俱已疲惫至极。 第二十四章 剪不断，理还乱 黄文玉搬走了，留下佩瑶母女陪着女房东。 她搬到老申那里去了，老申在布拉格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套很便宜的公寓，三室一厅。他一个人住着不单冷清寂寞，而且还得独自负担房租，因此便力邀黄文玉一起住。黄文玉算算账，房租分担，比现在能省不少呢。再说，老申再差也是个爷儿们，跟他在一起，怎么着也比整天守着一帮女光棍强。 欣然前往。 这时，她已经开始了练摊儿生涯。由于她有点语言，人也勤快，上货上得准，生意相当不错。一个月下来，千把美金的纯利总是有的。 黄文渝还在为陈妮娜当牛做马。披星戴月，毫无怨言。 他觉得值。 有陈妮娜夜里在床上相伴，他早已心花怒放。过度的奔波劳碌使他精神懈怠，体力渐觉不支，肝区也总是隐隐作痛。但他仍强撑着，东一头西一头地开车跑。这时陈妮娜已经不再跟他同去了，装车卸车，支摊儿收摊儿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每天早晨都来不及吃饭，通常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出发。外地城市的零售市场一般都距布拉格一二百公里左右，赶到后支摊子卸货，都弄好天也大亮。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三三两两的顾客已经来了。一直忙到中午，抽空儿买个棍子面包加一杯咖啡就算是午饭了。晚上回来早已是疲惫不堪，面对陈妮娜烧好的一桌菜也毫无胃口。随便吃几口菜，喝两杯老酒便上床睡觉，床上还少不了一番大汗淋漓的辛苦劳作。有时黄文渝实在没兴致，但陈妮娜闲了一天精力充沛得很，非要不可，黄文渝只好强打精神挥戈上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陈妮娜这个女人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贪婪，有了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吃苦的黄文渝，她已经不要老申了，但她听说黄文玉搬到了老申那里住，仍旧嫉妒的死去活来，一股无名火烧得五脏六腑难受。她以为黄文玉一定要和老申睡在一起了，于是便隔三岔五大安排乱七八糟的人去住，明摆着要挤黄文玉走，黄文玉心里也明白。其实，黄文玉此时并没有与老申苟合。而且不用她挤，黄文玉自己就要走了。老申住的是公寓楼，黄文玉要练摊儿，晚上停车不方便。天天卸货装货，谁受得了？便又托人找了一个带院子的小HOUSE，两层，房东老两口住楼上，她住楼下。虽然也是一间小房子，但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关键是每天晚上收摊儿回来能把车开进院子，不用卸货。 黄文玉出来好几年了，从来没回去过。黄文渝倒是年年回一次，可都是跟黄文玉要钱买机票。黄文玉不仅给哥哥买机票，还每次都托哥哥给妈妈捎点美金做家用。黄文玉只有妈妈了，爸爸是个军人，在黄文玉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还有两个姐姐，男孩儿就黄文渝一个，从小娇惯得厉害。后来黄文玉才知道，妈妈从来没收到过她捎回来的美金。黄文玉生气了，便去问哥哥。哥哥回答得很干脆：“我用掉了。”黄文玉说你怎么可以，那是给妈妈的钱。哥哥笑了，说：“怎么不可以？反正交给妈妈她也是要给我用的。” 黄文玉无话可说。 要说这黄文渝本来在上海混得也不错，1990年已经在南京路开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影楼。上海人那几年也不知怎么啦，集体拎不清，都往国外跑。什么澳大利亚、日本，闹得现在澳大利亚使馆见上海人就拒签，东京居民区到处不租给上海人房子住。一时间好像不出国就丢人似的，黄文渝不想丢人，低价卖了影楼，求蛇头把自己贩到了布拉格。 去年回国，他感到肝区疼得厉害，而且天天拉稀，泄痢停快吃了一公斤了，根本止不住。心里疑惑，便去医院看大夫。当时就留院了，肝癌，一个星期后做了手术。 “累的。生生累出来的病。”黄文玉对我说，悲戚中夹着仇恨。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地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地开过去，停下，却没有熄火。老吴转过身来，一脸疲惫之色，头上的绷带有些脏了，还能依稀看到曾经渗出的血迹。 四目对视良久。 她按动电钮，车窗玻璃缓缓落下。老吴走上前来，满眼都是浑浊的泪花。 “怎么搞的？”她静静地问。 “天天到处找你，心不在焉，前天追了尾。这不，刚从修理厂取回车。”他也尽量平静地说。 “你住哪儿？” “这儿。”他指指身后，“纳纳也在。” 佩瑶忽然泪如雨下。她后悔了，她觉得真不该扔下老吴和纳纳。 她熄了火，走进了老吴和纳纳的小屋。 纳纳见了妈妈，脸上是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她扑到佩瑶怀里，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问：“妈妈，你再不会不要纳纳了吧？” 佩瑶告诉我，这句话后来纳纳曾多次惊疑地问过她。她流泪了，——这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呀！ 佩瑶紧紧抱着纳纳，心都碎了。 老吴受伤了，还带着孩子，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佩瑶想都没想就决定搬过来住。她匆匆回家，收拾好自己的洗漱用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赶到店里和妈妈说清原委。 妈妈急得跳脚，说：“那是个火坑呀孩子，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非要往里跳呢！” 佩瑶哭了，说：“该跳就跳吧，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他找我好几个月了，前天还受了伤。” “我去见他，”妈妈火了，“我问问他还有没有起码的道德？” “现在先别去，妈妈我求你了。”佩瑶说，“我会让他来见你的，明天就来。如果说没有道德，不是他，是我，是你女儿呀！这事儿不能怪他，他够苦的了！” “做孽呀！”妈妈仰天长叹。 她去了。 第二天，她带着老吴和纳纳来见妈妈。纳纳乖巧地叫声“姥姥”，便坐在那儿不说也不动，像个泥塑。老吴早把脸臊得通红，垂着头说：“都是我这个混蛋，千万别难为孩子了。” 便再不吭一声。 妈妈开始流泪，又从抽泣转为嚎啕大哭。 妈妈除了接受现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愿见老吴，又心疼女儿太操劳，便把纳纳接了过来。她对我说最初一点也不喜欢这孩子，看见她就想起这一大堆烦心事儿。可这孩子是个小精豆儿，乖巧极了。特别会察言观色，从来不要这要那，也不花钱。有时给她买点零食，她都会问上好几遍： “姥姥，真的是给我买的吗？” “姥姥，我真的可以吃吗？” 这话听得让人落泪。纳纳虽然还不到五岁，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许多不测之中。她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漂泊生活使她迅速成熟。 经常，佩瑶要去德国或奥地利办事。每当她在家收拾行装，纳纳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突然问： “妈妈你还会回来吗？” “妈妈会不会不要纳纳了？” 每逢这时，佩瑶都心如刀绞，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噙着眼泪一字一句地告诉纳纳：“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不要妈妈的妈妈和妈妈的女儿，你就放心吧。” 纳纳笑了。 佩瑶却泪流满面。 温馨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老吴又开始在布拉格的各个卡西诺征战杀伐，烽烟四起。在维也纳的无聊故事又开始在布拉格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佩瑶向妈妈哭诉，妈妈沉思良久，对女儿说：“跟他要钱，把他在奥地利的存款都要过来，以你的名义存在布拉格银行。否则他迟早输成穷光蛋，到头来还得让你养活他。而且，这样还能试试他是不是心里还有你。” 佩瑶含泪去了。 老吴拒绝了她的要求。 佩瑶又一次硬起了心肠。 在生意交往中，她认识了一个福建大货主。这是一个农民，没上过一天学。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家里开办了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制鞋。没想到几年下来竟愈滚愈大，眼见着成了气候，腰缠亿万，旗下有十几个各式工厂。适逢国内治理整顿，内需不振，市场疲软，便来东欧闯天下。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都有分公司，由他的小老婆分别掌管──他的发妻在家乡守着祖宗庐墓，他纳了几个女同乡做小老婆。这老板早就垂涎佩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美貌，这些都是他那些女农民不能比的。也曾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佩瑶说快不要一个人受苦了，过来帮我干吧，我把她们都遣散了。佩瑶斜他一眼，说：“哪儿像个老板呢，骨头没有四两沉。” 福建老板哈哈大笑，挨骂赛过吃了蜜。 要想摆脱老吴，只有离开捷克。 去哪儿呢？而且去哪儿都得有钱，有生意做。开创一个局面，花费大了去啦。她腰里不硬，底气不足。 她想起了这位福建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去，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佩瑶化了淡妆，涂了口红，在镜子里看看，忽然一阵心酸。 老板准时赶到，西服革履，还带了一束花。佩瑶接过来，说谢谢。心想这哪儿是农民的做派呢？微微一笑，把自己目前的困窘娓娓道出。 老板眼睛一瞪，“这还不容易？我找人杀了他！” “胡说什么？”佩瑶生气了。 “那怎么办？” “我想离开捷克。” “去哪儿？” “不知道。” 老板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去南斯拉夫好不好？那边兵连祸结，国际制裁好些年了，商品奇缺。我正想去开辟市场呢，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 佩瑶高兴了，“我去。” “不过，”他含笑着了佩瑶一眼，欲言又止。 “骨头又轻了是不是？”佩瑶嗔道。 佩瑶悄悄地把商店卖掉，突然远走贝尔格莱德。 老吴发现佩瑶失踪了，赶紧到商店去询问，一进门，才知道商店已经换了主人。他马上赶到佩瑶的妈妈那里，大吵大闹。他知道佩瑶不会舍下纳纳，只要纳纳在，她就得回来。他命令纳纳跟他走，佩瑶妈妈说不行。他笑了，“不行？有没有搞错呀？孩子是谁的？你信不信我告你绑架？” 老吴带走了纳纳。 当晚，妈妈和佩瑶通了电话。佩瑶说你先过来吧，我已经租好了房子，纳纳的事我再想办法。 妈妈也飞到了贝尔格莱德。 安顿下来，佩瑶又悄悄回到布拉格，她准备偷走孩子。 她先在黄文玉的小屋里住下，然后一大早就躲在老吴家附近。整呆了一天也不见他出门，一直到了晚上，才见他西装革履地开车走了。 准是去卡西诺，佩瑶恨得牙根儿痒痒。 见他的车走远了，佩瑶赶紧过来摁门铃。房东笑盈盈地出来开门，见是她，高兴的用德语说：“吴先生刚刚出去。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她胡乱应付，说刚从汉堡回来，要带纳纳出去。说罢便三步两步上了楼，推开门一看，纳纳已经睡觉了。她叫醒纳纳，孩子一看是妈妈，竟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纳纳，赶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妈走。” 趁纳纳穿衣服，她给老吴写了一张便条。 老吴： 纳纳我带走了，不要再找我，祝你幸福。 佩瑶 当晚，纳纳和她挤在一张小床上。 “妈妈，我们明天就走吗？” “对，一早就走。” “能见到姥姥了吗？” “能。” “纳纳可想姥姥了。” “姥姥也想纳纳。” “真的想纳纳？” “真的。” 天一亮，匆匆吃过早饭，黄文玉开车带着她俩直奔机场。 然而，由于佩瑶的护照上没有纳纳的随行签证，布拉格机场海关不准纳纳与佩瑶同行。 佩瑶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又把纳纳在维也纳的出生证明拿了出来，无济于事。 眼看飞机就要起飞了，佩瑶对纳纳说：“纳纳，这次妈妈怕不能带你走了。你先跟黄阿姨一块儿住几天，妈妈再来接你，好吗？” 纳纳真是乖巧极了，她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无法跟妈妈走而必须和这位黄阿姨呆在一起，立即开始讨好黄文玉：“妈妈，我好喜欢好喜欢黄阿姨了，跟黄阿姨在一起才好呢。你放心去吧，早点来接纳纳。” 佩瑶说：“好的，你要听话，好好跟黄阿姨呆着，妈妈一定很快来接你。”又嘱咐黄文玉说：“小黄，拜托了，千万别让老吴把孩子找到。我回去马上办手续，争取尽快来接纳纳。” 黄文玉从她怀里抱过纳纳，说：“你放心吧，我在纳纳就在。”那时她也想去南斯拉夫，正准备托辛佩瑶发邀请呢，因此十分爽快。 佩瑶点点头，又去和海关做最后的交涉。这次她不用语言，而是把500马克夹在护照里递了进去。 事情突然就成了，纳纳被允许离开捷克。 纳纳明白了，她从黄文玉怀中挣脱，欢呼着扑向妈妈，早把她好喜欢好喜欢的黄阿姨扔在了脑后。 一年以后，佩瑶的妈妈来布拉格办事，我们又见面了。我问她那边的情况，她说南斯拉夫的生意非常好做，一双普通球鞋都要卖40马克。但政府方面对中国人极为苛刻，几乎不能得到居留权。她解释说，按照南斯拉夫有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只要在南斯拉夫注册了公司，就可以获得居留权。但政府方面就是不给你注册公司，想方设法刁难你。现在又出台了新规定，已经注册的中国人公司，必须雇用相当比例的南斯拉夫人工作，而且这些人的工资要用美元支付。一个国家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货币了，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据说最近又要出台一项新法令，所有获得绿卡的中国人在延居留时，由过去的一年改为三个月。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米洛舍维奇执政时还稍微好一些，现在他下台了，政敌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他执政时准备让四万中国人加入南斯拉夫国籍，好在大选中投他的票。这个谣言一出，新政府便开始驱赶华人。唉，为他们把大使馆也炸了，外交官也死了，可现在…… 她说不下去了，我叉开话题，问她纳纳的近况。 她笑了，说：“那个小精豆儿，可不得了，现在还总问我，‘姥姥你会不会不要纳纳了？’我说你是我女儿的孩子，姥姥怎么会不要自己女儿的孩子呢？她还半信半疑。我在贝尔格莱德没事儿去练个小摊儿，也就是卖点小商品，打火机啦，发卡啦啥的。生意还不错，买的人挺多。顾客一来纳纳就帮着我卖，她德语不错，英语也能说几句。顾客都喜欢她，就买。只要一卖，她就乐得蹦儿高。说‘姥姥，真好，又卖了，真好，又卖了。’收摊儿回家，她在路上总要问：‘姥姥，咱们今天又卖了不少钱，对吧？’可疼人儿了。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住的房子比布拉格差远了，那边供应不好，让经济制裁搞得有时连肉也吃不上，蔬菜也少。我就问她：‘纳纳，这儿好还是布拉格好？’你猜她怎么说？‘姥姥，南斯拉夫真好，我真喜欢这儿，咱们就在这儿吧，哪儿也别去了。’这孩子，她是漂泊怕了。话又说回来，一旦南斯拉夫不允许居留，我们娘儿仨还不知道又要往哪儿漂呢。” “那福建人怎么样？”我问。 “不怕你笑话，”她迟疑了一下，说，“你也在外边儿小十年了，外边儿的事儿都清楚。那福建人没文化，可有老婆，还不止一个。我能说什么呢？我问佩瑶你是咋想的？她说我啥都不想，就想赚钱。我试探她，问他有没有和老婆离婚的打算？佩瑶说‘这你怎么能问我呢？得问他呀。再说了，他离不离婚关我啥事儿？’你说这还叫个话吗？不关她的事，倒好像关我的事了。这佩瑶是个孝顺孩子，看我不开心，就跟我说，‘妈你就别瞎操心了，他离婚我也不能嫁他，他不离婚我也不能和他分开，这道理你怎么不懂呀？’还算不错，他经常往南斯拉夫发点货，利润对半分。刚去南斯拉夫时钱不够用，他也帮助了一些。隔一两个月他去一次，呆个十天八天的，看看销售情况，考察考察市场。唉，真是斯文扫地呀。话本小说上不是常有这么两句吗？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 她要回南斯拉夫了，我送她去机场，把一包东西交给她，说：“全是吃的，昨天国内来人捎来的。都是什么话梅、应子、牛肉干儿，给纳纳和佩瑶吃。里面有我的新手机号码，告诉佩瑶有事来电话。” 这期间，黄文玉那里连续发生了两件对她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变。 第一件是她的哥哥黄文渝在上海病逝。 那时，黄文玉已正式和老申同居。她曾要我为她预测一下这件事情的结局，并告诉我老申在无锡既有老婆又有孩子，而她却是头一次。说到这里，她羞怯地低下了细长的头。我不禁一笑，想起那位刻薄朋友的话来。 老申不仅是好吃懒做，而是什么也不做。几年来都是这样。以前还有条来钱的路：有个香港来的骗子叫丹尼·陈，与老申很熟。这位丹尼·陈几乎骗遍了布拉格所有与其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老申，至今还欠着他20多万克郎。丹尼·陈花钱买通了他所在小城的警察，可以为那些黑在捷克或因为违法犯罪被取消居留权的中国人办理绿卡。老申便做这样的生意，他认识许多作奸犯科之流，因此生意还不错。 可惜好景总是不长——丹尼·陈嫌骗中国人利润低，就去骗捷克海关。不料东窗事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海关官员一同锒铛入狱。老申不但顿时断了生计，更要命的是还有几本护照在丹尼·陈手里。护照主人天天追着老申要，把老申弄得鸡飞狗跳。 要按黄文玉以前的标准，绝对不会看上老申这样推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没长进男人。小小的个子，一脸皱纹，满嘴黄牙，看着都难受。她以前喜欢另一个上海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初来布拉格时曾和黄文玉在一个市场里练过摊儿，后来他去捷克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城市开了一家商店，有时到布拉格上货，便到黄文玉这里坐坐。亲不亲，故乡人嘛。 每逢小伙子要来，总是头一天晚上先打来电话。于是黄文玉便开始精心准备饭菜——她平时是极简单的，经常是一个面包一杯牛奶完事。但小伙子来就不能简单，她去买鱼买菜买蹄膀，使出浑身解数，做一桌地道的上海本帮菜。然后开始捯饬，涂口红、描眉毛、擦胭脂、画眼圈、染睫毛……不把自己彻底弄成个恐怖分子不住手。小伙子除了惊愕一下也就不大在意了，说上一顿家乡话，吃上一顿家乡饭，开车就走——城市在二百公里以外呢。 黄文玉不知道为什么就坚定地认为小伙子和她是郎情妾意，仅仅是心照不宣而已，而小伙子的每次到来，都可能是来宣布心照的。因此从一接电话便开始生机勃勃，仿佛是一株刚被浇了粪的喇叭花，灿烂在朝阳之下。 但小伙子每次都没有宣布心照，说走就走。于是黄文玉便细细回忆他此番的一颦一笑一句欲言又止的话一个四目遭遇时仓皇遁去的眼神…… 喇叭花萎成了一片枯叶。 三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小伙子又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到布拉格来，但不是来上货，是要回国。而且，走之前有话要对她说。 黄文玉激动得一夜未合眼。 小伙子来了，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要回上海结婚了！ 他匆匆赶往机场。 黄文玉把一张工笔画般精心勾勒的脸哭成一片狼藉！ 以后，她还有过一两次感情投入。但对方或是不理不睬，全无反应，或是虚与委蛇，不接话头。黄文玉恨得牙根儿痒痒，她断定男人都是伪君子，是她的美震撼了他们卑贱的心灵，他们自惭形秽，便在她面前装圣人装傻瓜，或者他们干脆就是性无能患者。想到这里，黄文玉才心潮稍平，长长地呼出一口恶气。 就老申吧，聊胜于无。 自从被陈妮娜驱逐出境，老申在布拉格就没有碰过女人——不是他守身如玉不想碰，是女人不让他碰。布拉格的中国女人让你碰的最重要条件是你能改变她的生存状况，而老申自己的生存状况还急着想让人改变呢，所以，他只能“旱着”。 老申与黄文玉的同居，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从中得到的好处。 对于黄文玉来说，老申不是伪君子，不装圣人和傻瓜，而且也不是性无能。她的第一次是个白天，老申急吼吼地要和她Makelove，手忙脚乱，“性”趣十足。 对于老申来说，黄文玉可以养着他，替他交房租，交电话费，交汽油费，交所有乱七八糟的费，而且是个处女。 老申不离婚，老申在同居之前已经向黄文玉说明了这一点。黄文玉叹口气，说实话，她也不想有这样一个Husband吧。 既然达成协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又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了各自渴望的利益，那就痛痛快快的过吧。 老申回了趟国，——是黄文玉的无私资助使他成行。老申后来对我说，他曾专程从无锡到上海瑞金医院去看望黄文渝，黄文渝面无人色，瘦得已经脱了形儿。他向老申打听布拉格的情况，问陈妮娜最近干什么呢。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准备过两个月就回布拉格去。 两个星期之后，老申的机票到期了。他提前一天赶到上海，找个旅馆住下便直奔医院。推开病房的门，见黄文渝的床空着，还以为他被推去做检查了，便坐在床上等候。一会儿护士来了，问你来看什么人？老申说了黄文渝的名字。护士说早晨刚刚死了，你要看就去太平间看吧。 老申飞回布拉格，先宣布了噩耗，又把黄文玉姐姐们的信交给她。黄文玉大哭一场，才展开姐姐们的信，知道为了给哥哥看病，家里花完了最后一分钱不说，还欠下了十几万元债务，嘱她想办法向陈妮娜要些钱来。 二人便商量怎样去找陈妮娜要钱，还是老申比黄文玉多吃了小二十年米，他说要想从陈妮娜那里要到钱，只有一个办法——严密封锁黄文渝的死迅，就说病情见好，最后需要动一次手术，急需费用若干。黄文玉夸他脑子好，他得意地一笑，说秘不发丧，古已有之，说着就拉开架式要从头儿讲起。黄文玉急忙喝住，说也不看时候。又邀他同去与陈妮娜交涉，老申不敢去，便编了一个他去反而不好的理由。黄文玉听了以为对，就自己硬着头皮去了。 她们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陈妮娜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又替黄文玉点了一杯卡布其诺咖啡。 她详细询问了黄文渝的病情，为他的好转由衷地高兴。黄文玉以为成功了，然而陈妮娜马上进入正题，说她现在手上没钱，等有了钱再说。说罢她看看腕上小巧的劳力士满天星，说对不起，我还有个约会，先走了。 黄文玉目瞪口呆的傻在那里。 一个克郎没要到不说，还替陈妮娜付了酒钱。 黄文玉气愤的对我诉说：“我哥哥给她当牛做马好几年，一文钱没得到不说，还让她骗走30万呢！” 原来，黄文渝曾经让两个姐姐出资发了一个集装箱纺织品，说好利润三家分的。可是卖了以后，不但利润没分，连30万人民币的本钱也让陈妮娜独吞了。姐姐们跟黄文渝要钱，他不敢惹陈妮娜，就说亏了。姐姐们说亏也不能把本钱也亏得一分不剩吧？还要。妈妈急了，说你们再提要钱我就跳黄浦江！ “能对我哥这样，真毒啊！”黄文玉感慨地说。 其实，这还不能算毒，要说毒的事儿，还在后头。 第二十五章 疯狂 第二个大事变是老申突然陷入一起轰动布拉格的凶杀大案，并荣幸地成为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成天被警察传来传去，接受迅问，一次比一次严厉。老申本来就胆小，这回更是六神无主，灵魂出窍，惶惶不可终日。 事情要从两个中国人被杀害说起。 在布拉格以及整个欧洲，华人之间相互残杀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1998年春天，捷克电视台及所有媒体都报道了两名中国人在布拉格四区奥巴道夫自己租住的公寓里被人杀害的消息。我认识其中一名死者，叫张建军，我们曾经是好朋友。另一名死者叫朱复军，从未谋面。 这个案子能把老申牵连上，全因为那个陈妮娜。 杀人案一出，早有了解个中情况的中国人通过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向捷克警方报告了线索，直接点出了疑凶的名字——上海人吕辉。 举报人是我的朋友，也是上海人，叫惠中阳。这人平时脑子好像有点毛病，但对这件案子的叙述和分析都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你不信。以下是惠中阳的叙述： “我不认识张建军，但我和朱复军很熟。朱复军是无锡人，在布拉格九区西班牙超市门口练摊儿。你知道的，很多中国人都在那里练摊儿。其中有个叫马富华的，两人要好得很，不但在一块儿练摊儿，还在一块儿拼住，分担房费。这个马富华有个坏毛病，好吹牛，满嘴跑火车，到处吹他生意做得多么多么好，赚了多少多少钱啥的。全是吹牛皮，根本没有的事。别人不信，可绑匪信了。 “有一天晚上，马富华从外面喝老酒回来，哼着小曲儿刚进屋，突然从朱复军住的房间里冲出几个绑匪来，三下五除二把马富华摁倒在地，用胶带纸封住嘴，手和脚都绑住，塞进一个练摊儿装货用的大编织袋里，抬着下了楼，扔进汽车后备箱，开着就走。 “敲诈三万美金，马富华乖乖付了，光棍不吃眼前亏——不付就要往伏尔塔瓦河里扔呀！ “马富华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回来就报了警。把朱复军也告了，说他勾结绑匪。警方立刻采取行动，绑匪早已逃散，只逮回来一个朱复军。 “朱复军在拘留所里给陈妮娜写信，求陈妮娜为他找律师辩护。所需费用让她找朱复军的家人要，并说已经给家里写了信，希望陈妮娜快点同他的家人联系。陈妮娜于是专门回了一趟国，与朱复军的家人见面，大包大揽，拿了两万美金回到布拉格。一回去，马上找了律师，又给朱复军捎话：放心好了，上下都打点停当，开庭就得放人。 “开庭了，法官问朱复军：绑匪为什么会从你的房间出来？朱复军说他们那么凶，我敢说什么？法官又问下楼后把马富华放到了谁的汽车后备箱里？朱复军说放到了我的汽车后备箱里。法官又问然后呢？朱复军说我就开车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法官又问为什么你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朱复军说他们怕碰上警察。 “轮到朱复军的律师辩护时，律师说很明显朱复军就是与绑匪勾结，没什么可辩护的。 “当庭宣判：朱复军入狱两年。 “在监狱里服刑时，和朱复军同牢关着一个捷克律师，据说是被人陷害入狱的。捷克律师听了朱复军讲述的来龙去脉，就说肯定是冤案，我出去一定要免费替你打这个官司，你会获得巨额政府赔偿的。 “结果他真的平反出狱了。 “两年以后，朱复军也刑满出狱。他一时没地方住，就跑到我这儿住了几天，这些事儿都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朱复军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那曾经同牢的难友律师，商量如何打官司。第二件事，就是找陈妮娜要那两万美金。陈妮娜不给，说这一点那一点都用掉了，总之都是为你办事用的。朱复军说不行，你是怎么为我办的事我清楚你更清楚，咱们什么话都不要讲了，只要你还了我两万美金，咱们从此桥归桥，路归路。你要是赖账不还，那只有搏命了。 “这时他已经搬到张建军那里住了。 “有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去张建军那儿，说想跟我谈一谈。我又不认识张建军，我去他那儿干什么？我还怕你们把我也绑了票呢。我就问他要谈什么？他说不行了，看来非得和陈妮娜搏命了。我说要谈你就到诺维布都维采地铁站来，我们在这儿见面。他说那好吧，去之前我打你手机。 “他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你的意思是陈妮娜杀了他们两个人？”我怀疑地问。 “不是陈妮娜自己干的，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干得了这样的事？我告诉你吧，买凶杀人，是吕辉干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大吃一惊！ 吕辉和张建军是好朋友，老张曾经对我说过，在布拉格的上海人里，他只有吕辉一个朋友，原因是他不像上海人。 我也知道老惠和吕辉之间的过节，也是老惠自己给我讲的——那时老惠的集装箱刚到，吕辉便满满装了一大车，和另外两个上海朋友去捷克同波兰交界的城市俄斯特洛瓦——那儿有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拼缝儿。那时生意好做，一大车货卖得光光的。晚上吃罢饭回到旅馆，一个上海人说要去跳舞，便把装货款的袋子交给了另一个人。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说要去卡西诺，便又把钱袋子交给了吕辉。吕辉刚刚接过钱袋子，一想自己一个人呆在旅馆也没意思，就追上那个朋友说我也去卡西诺看看。 这是他头一次进卡西诺。 看着人家大把下注大把赢钱，心早痒痒了。便也去试着赌，谁知手气特别背，愈赌愈输，愈输愈赌。老惠形容说：“吕辉的汗把衣裳都湿透了，头上都冒白气！” 四十万货款输得干干净净。 “那都是我的钱呀！”老惠悲痛地说。 “肯定是吕辉。”老惠说。 “可他和张建军是好朋友呀。”我仍有怀疑。 “这年头谁和谁是好朋友呀？只有钱是好朋友。”老惠不屑地说。 我想也对，老张为人十分警觉，不是熟极了的朋友他绝不会开门。 “吕辉现在穷得要死，老婆在上海闹离婚，他急着回去摆平。朱复军出事前几天，吕辉碰到我说能不能给他调些头寸，我说我哪里有钱？后来我去旅行社给儿子订票——我打算让儿子过来——正碰上吕辉也在那里订机票，要回国。他哪里有钱买机票？已经穷极了，给他两万克郎都会去杀人的。再说他和陈妮娜睡觉的事全布拉格的中国人谁不知道，陈妮娜让他去他会不去？” 我听了半信半疑。 周末到了，忽然接到黄文玉的电话，问我星期天去哪儿？我说准备去南部玩儿。捷克南部美极了，湖光山色犹如油画一般。她说那我跟你去吧？我知道她必有事情，而且离不开眼前这桩杀人案，就说好吧，约好了见面时间和地点。 星期天一早，我和黄文玉从布拉格出发，直奔南部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而去。是群山中一条很大很长的峡谷，伏尔塔瓦河从峡谷中缓缓流过。水面清澈至极，游鱼可辨。嬉水者并不很多，有一些帆船和帆舨随风飘荡。我租了一条船，和黄文玉一直划到对岸。绝壁，不可攀。又逆流而上，至一片帐篷营地，五颜六色，大小不一，一群男女正在裸体晒太阳。一位健壮的裸体小伙子向我们招手，黄文玉说赶紧调头，遂返。依稀能听到那群男女的笑声。上岸又玩儿了一会儿乒乓球，决定回布拉格。沿途风光美到极致，青山绿水间点缀着幢幢别墅，森林复森林，疑为仙境。只是黄文玉显得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神情竟有些恍惚。 途中饿了，便在一家旅游饭店门口停车。吃饭时，她终于开口了。 “田力，我想跟你咨询一件事情。” 我微笑，“说事儿还用跑这么远？说吧。” “你听说那件案子了吗？” 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是老申让你来找我的，对吧？我也知道他让你问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少跟老申掺和，他是他，你是你。他是不是凶手我不清楚，但我敢肯定他是知情人，他很难逃脱干系。” 细长脸儿白如纸。 好一会儿，她才缓过神儿来，说：“我也觉得不对，你要是一点儿事儿没有，警察为什么揪住不放呢？而且陈妮娜给老申下了命令，警察每次传迅完都要向她报告内容。如果不是陈妮娜干的，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我说：“既然你都明白，就好自为之吧。” 她叹了口气，说：“唉！麻烦还不止这些呢——陈妮娜让老申立刻从布拉格消失，否则后果自负，老申都要吓死了。” 原来，这老申当年和黄文渝共享陈妮娜时，他眼瞅着陈妮娜情感的天平逐渐地向黄文渝倾斜，急得没办法。以前的规矩全破了，什么一三五、二四六，黄文渝成了陈妮娜唯一的床上宠物。老申只能蜻蜓点水见缝插针地做一星半点事，还得看陈妮娜那一脸不耐烦的表情。老申心中自是不甘，可怎样才能夺回芳心呢？练摊儿吃苦他干不了，凭年龄也不是黄文渝的对手。他必须露一手，让陈妮娜知道他老申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可是怎么露这一手呢？ 这时，老申有一个朋友从国内发来了一批皮夹克，由于不对路，销得很慢。快一年了，还压着两百万克郎的货，正急呢。老申想，反正黄文渝天天跑外地练摊儿，为什么不拿过来让他去卖呢？不用花钱就拿货，陈妮娜准高兴。 便去找那朋友。 朋友信不过陈妮娜，却信得过老申。老申哇哇哇一通话，胸脯也拍得当当响，朋友就同意了。当下叫黄文渝开着大车把货拉进了陈妮娜的仓库，写好字据：半年付款。老申做东，大家吃了顿饭，散了。 是夜，陈妮娜为奖励老申，与他颠鸾倒凤折腾了一宿。黄文渝在隔壁听着他们的动静，竟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然而，半年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了，甚至两年也快过去了，陈妮娜分文未付。 朋友不干了，既然是你老申拍胸脯担保，那就找你老申！ 老申受不了朋友死逼，也觉得这事情办得太不地道，便频频给陈妮娜打电话。 陈妮娜的答复是永远不变的两个字：“没钱。” 没钱你把货退给人家吧——老申替她想辙儿。 “没货。”还是两个字。 朋友知道老申是个窝囊废，打死他也变不成钱，便说这样好了，你和陈妮娜约个日子，咱们三方见个面，你当场把话说清楚，走人，剩下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还就不信，一个臭逼能在布拉格翻起多大的浪！ 老申只好硬着头皮给陈妮娜打电话，说有要紧事儿，请马上约个地方见面——那时老申已经不敢去陈妮娜的住地儿了，怕有警察盯着。 约了一个酒吧。 陈妮娜很不耐烦地听完老申从头开始罗哩啰嗦的叙述，斩钉截铁又温柔有加地说：“老申你应该立刻从布拉格消失，否则你可能有生命危险——你信我的话吗？” 陈妮娜妩媚一笑。 老申魂飞魄散。 我轻蔑地对黄文玉说：“让一个女人吓成这样，还不如自己死了去。不过，他为什么这样怕她呢？” 黄文玉低头不语。 几天以后，吕辉被捷克警方引渡回布拉格。 陈妮娜亦被限制离境。 一天晚上，我正和几个朋友在酒吧喝啤酒，电话响了。一接，原来是辛佩瑶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的。 简单的问候之后，她告诉我南斯拉夫不能呆了，政府对中国人的刁难和歧视已经让人无法忍受，她准备最近就带着纳纳和妈妈离开。 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已经有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科特迪瓦。我一时懵住了，问科特迪瓦在哪儿？她说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家，以前忘了是叫黄金海岸还是叫象牙海岸。 另一个呢？我问。 另一个是柬埔寨。她说。 我不明白你去柬埔寨干什么？我说。那里连地雷都没挖干净，满街都是一条腿儿蹦的人。非洲也不能去，那儿的蚊子听说比麻雀都大，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啦？ 她说没办法，只有这样的国家可能才不会歧视中国人，我受够了，再也不能忍受歧视了。 我说我知道有一个国家，她最适合你去，而且保证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她说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地方吗？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国家。 “CHIN。”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去呢？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随便去哪儿，上海、深圳、广州，很容易的，不会有任何问题。” 她迟疑了一下，说：“不，我回不去了。你别劝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就不信这个世界没有我立足的地方。别替我担心，到了新地方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我喜欢那首词，我妈妈也喜欢，连纳纳都会背诵了。你还记得吗？愁来道是天般大，试看长天，一碧无边，哪见愁云一缕烟？欺人妄语愁如海，万顷波翻，万马蹄欢，大好风光总万般！” 那天我喝醉了，醉得很厉害。 第二十六章 赌!赌!赌! 中国人生性好赌，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我是中国人，因此我也好赌。除了布拉格的赌场外，我还去过巴黎、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汉堡、阿姆斯特丹、罗马、布达佩斯、巴塞罗纳等等许多地方的赌场。全世界的赌场大约都叫卡西诺。 当然，这只是我的曲解。 世界各地所有的卡西诺无一例外地对中国人礼遇有加。他们深知两点：虽然就普遍意义来说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是很富有，但在这成群结队黑头发黄皮肤的Chinese赌客中间不乏贪官污吏抑或操纵非法勾当如贩人或贩毒的大富豪；虽然就普遍意义来说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是很富有，但他们那种愈挫愈奋、屡仆屡起的顽强精神，那种不输光最后一分钱绝不收手的英雄气概，那种悉心钻研各种赌术，孜孜不倦于各个赌场的敬业和执着，仍令卡西诺的老板以至全体员工钦佩感念视之为衣食父母。 他们因此而爱戴和尊敬中国人。 爱戴和尊敬的方式不同，各有特色。例如在阿姆斯特丹，赌客进门都要交验护照或身份证明，由保安人员加以登记，以免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后无从查考。但对中国人不，中国人之进赌场大约相当于一国元首应邀去另一国进行友好访问，哪里还用得着查验护照，一张黄脸就是通行证。特别是你跟一群欧洲人同时进门，他们都在那里依次登记护照，你却分开众人大摇大摆的登堂入室，门口的保镖还对你满脸堆笑地说声：“Please，goodluck！” 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嘿！真想高歌一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媚镉锨袄矗怯帽曜嫉钠胀ɑ跋蚰阄屎茫缓蟠愕蕉奶ㄗ拢槐叨囊槐吆湍憷页！?br /> 她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是赌场老板为你提供的免费翻译。 布拉格赌场的风景又不同。一般说来，大多数赌场都免费向赌客提供酒水饮料甚至夜宵。但也有一些赌场比较小气，烟酒食物都收费。但对中国人不，中国人只需在单子上签一个方块字，全免。你想想看，仪态万千的金发美女送酒水到赌台前，牛高马大的洋鬼子都要掏钱付款，而你只凭一张黄脸几个爬爬字就可以免单，心情不是仅一个愉快就能涵盖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赌场，相信都能看到我们亲切的黄脸。而在同胞们相对多一些的地方，卡西诺就当仁不让地成了中国人俱乐部。 布拉格就是这样。 平时大家都在为生计奔波忙碌，见面的机会不多。你找一个朋友总也找不到，电话不通，家也不知搬哪儿去了，你又有急事儿，那就晚上去卡西诺吧。你不光会找到他，还会碰见一大帮久违的朋友。 在这里，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赌客。 有一位在市场练摊儿的福建农民，白天叫卖他从家乡运来的伪劣凉鞋，便宜，50克郎一双。我曾亲眼见他和一位顾客因为退货而发生剧烈争执——顾客买了他一双鞋，穿了三天就坏了。捷克的商业法规定一双鞋半年之内坏了必须退换，但他坚决不退，大吵大闹。直到顾客找来警察，他才嘟嘟囔囔老大不情愿地退了人家50克郎。但一到夜里他就换了一个人，精神亢奋，情绪激昂，时而开心，时而愤怒，在轮盘赌台上输个万儿八千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想起他白天顶着大太阳练摊儿卖伪劣凉鞋，满脑门子都是汗珠，与顾客讨价还价，锱铢必较的样子，心里的滋味很复杂。 有一位北京赌客，我们是一张赌台上的赌友，几乎天天晚上在一张扑克台上赌Pass，但我们的交往仅限于赌台之上。他肯定不是做贸易的，因为我在任何一个生意场上都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他。他性格开朗，嘻嘻哈哈，手气却出奇的臭。别人虽然是输多赢少，但也总有赢的时候。但我从未见他赢过一次，哪怕小小的一次。他的一个大优点是愿赌服输，不急不躁不生气，尽管输得一塌糊涂，还是笑嘻嘻地用英语混着捷语跟发牌小姐聊天开玩笑。 有一回他坐在我旁边，发牌小姐发牌完毕，他细心地一张一张捻开，竟是一副四带一！ 他高兴极了，把牌一扣，怡然自得的吹起了口哨——捷克的舞曲：啤酒桶波尔卡。 我连一副小对儿也没有，早Pass了。 发牌小姐含笑问他：“好牌？” 他得意地说：“Ofcourse。” 发牌小姐一张一张翻开自己的牌，竟是一副傻牌！ 欧洲Pass的规矩除了大对儿压小对儿，三头，只赔赌客前面的注儿，那是没多少钱的。 他气恼地连连用扑克砍发牌小姐的手。 发牌小姐娇滴滴地捂着手作势呻吟。 接着又发牌。 还真不错，他是一副双批，两个Q两个5。 他又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发牌小姐翻开自己的牌，竟是三个A！ 下的注儿被全部收走，气得他对着发牌小姐大叫：“beautifulmafia！” 小姐笑靥如花地说：“lamsorry。”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仿手枪的打火机，往赌台上一拍。 小姐笑着发牌。 也奇了怪了，他今天手气格外地好：一副同花顺！ 他不吹口哨了，全神贯注地看着小姐一张一张翻开自己的牌。——小姐的手气比他还好，又是一副傻牌！ 他一下子跳起来，从赌台上抄起手枪对准发牌小姐就扣动了扳机，枪筒里冒出一股一寸长的火苗。小姐抽搐了一下，捂着胸口作中弹状，摇晃着伏在赌台上。 赌客们都哈哈大笑。 谁都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华民族也成了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正像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暸望杂志上写的那样，“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冒伪劣商品，从股市造假你方唱罢我登场到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蛇鼠同穴’，从企业三角债雪球般愈滚愈大到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从为人师表的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以至于从不题字的朱镕基都破例为上海一所会计学院写下了‘不做假账’的校训。”但同胞们也不必悲哀，诚信对于中国人并不是绝对的一塌糊涂，绝对的乏善可陈。西谚说：门关上了，总有一扇窗子会开。在赌场，中国人的诚信品格堪称典范。 我认识一个北京人，此君除了对卡西诺严守诚信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讲诚信。1992年前后国内内需很差，加上国际制裁，取消了很多订单，纺织品大量积压。他因利乘便，不掏钱就骗来了大批集装箱，从此便一头扎进卡西诺里再不肯出来。有一本介绍卡西诺的书中说，一个赌客只要连续赌15分钟，卡西诺老板就有了利润。 他曾创下了苦战48小时的纪录。 他并不清楚他那些集装箱里装的都是什么货，经常是输得没钱了，便着马仔去打开一个集装箱看看是不是应季的货，是就低价卖掉，把钱赶紧送到卡西诺去。因为永远不会返款，所以价格极低，通常都低于成本价。不管他走进布拉格任何一家赌场，只要老板在，都会亲自出来招呼。两人握手寒暄，像一对交往多年的老朋友。 有一个晚上，我眼见他输掉了五万美金，已经弹尽粮绝。低价卖货也是明天的事，大半夜的去哪里找客户？这时卡西诺老板出现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保镖，保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密码箱。老板笑着问他今天是不是运气不太好？他说是你的运气太好了。老板笑了，挥手让保镖上前打开密码箱，里面是整整两万美金的筹码。老板说你拿去赌吧，算我借给你的，我希望你这次的运气比我好。 连借条都没让他打一个。 此事轰动了布拉格华人社会，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但有一项共识：中国人的诚信征服了卡西诺老板。 第二十七章 女人比男人更能赌 其实，大老爷儿们有钱的来找乐，没钱的来求财，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倒是几位年轻漂亮的中国女赌客，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女人生来小气，她们只愿意赚钱和存钱，从来不懂得挥霍。只要是在卡西诺豪赌的中国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黑社会背景，或者在经营着非法行当。 新华社内参曾经准确地报道过，布拉格的中国黑社会按地域分为北京帮、福建帮和上海帮。这三个帮派首领的老婆，都曾和我在卡西诺并肩战斗。 有一个北京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长得高大漂亮。她赌起来非常地狠，输赢都很大。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这间赌场一年就输了70万美金。“我不可能再做正当生意了，因为做正当生意不可能赚到70万美金。过一天算一天吧，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她参与了其丈夫的所有罪恶勾当，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把布拉格华人社会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有一个福建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也很漂亮，个子不高，身材匀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不光在一起赌钱，有时也一块儿去喝杯酒，聊聊天儿。她在福建一个县级市里当教师，这个曾经的职业使我愿意与她交往。有时她到我住的地方来玩儿，也邀请我去过她在市中心的家——她一个人住。我不便问她为什么独居，因为我认识她丈夫，知道他也在布拉格。但从她对卡西诺的迷恋与沉溺及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的情况看，必有些不足于外人道的原因。 后来我们很要好了，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莫斯科染上了很严重的性病。 上海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快人快语，毫无城府。她的黑帮丈夫大她二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她却活泼大方，青春得很。她几乎天天要赌到天明，我也能理解，她怎么愿意回去陪那老头子睡觉呢？有她坐在你旁边赌，耳朵都会让她吵破。而且她的话特别古怪，你真不知道她是简单还是傻。比如有一回她拿到了三个K，很得意地给我看。我说你手气真不错，便一齐看发牌小姐自己会是副什么牌。没想到发牌小姐竟是三个A，通吃。她用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她为什么是三个A？三个Q刚刚好嘛。她为什么不拿三个Q？神经病嘛！你说对不对？” 这三位黑帮太太既有钱又有闲，出入赌场是很平常的事。真正让我拍案惊奇的，是四位美丽的青春玉女。 她们都很年轻，也很漂亮。衣着光鲜时尚，露脐装，吊带裙，黑色的唇膏，红色的眼影，五颜六色的胭脂。在赌场里大呼小叫，气焰万丈。一同来，一同走，来去如风。与我们讲些生硬的国语，她们之间则永远是一口叽哩哇啦怪声怪气谁也休想听懂一句的方言。有时发牌小姐看她们叽叽喳喳说得那么热闹，面部表情又那么生动，便问我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你一样，完全听不懂。发牌小姐觉得我的回答很奇怪，便又问： “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听不懂她们的话？” 我便给她解释，但解释不通。这不是因为我英语和捷语都不够好，而是因为欧洲人太死性。解释了好半天，发牌小姐依然问我先前的问题： “她们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她们讲的是不是中国话？” “是中国话。” 发牌小姐笑了，“你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 “那你为什么听不懂中国话？” 把我给绕进去了。 我解释说这是“dialect”。她说不对，她告诉我捷克南部有些地方是摩拉维亚人居住区，他们都讲方言。但我们完全听得懂。甚至斯洛伐克人，那完全是另一个民族，但我们也可以没有任何困难的听懂。可你们？她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我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和你讨论有关语言的问题，我只希望你能发给我好牌。 她笑了，一边把牌洗得哗哗响，一边对我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感到很奇怪。” 感到奇怪的不止是她一个人。 瓦哈洛娃的女儿丽丽，那位漂亮的混血儿，去年曾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他们从布拉格直接飞到上海，游览了黄山以及苏杭后才来到北京。我那时恰在国内，见面时她告诉这样一件趣事：为了更好的游览黄山，她在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这个团除了她和男朋友以外，全部都是上海人，包括导游。这下可坏了，不光介绍风光景物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就连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也不明白。 狼狈不堪。 男朋友同卡西诺发牌小姐一样觉得十分奇怪：“你不是懂中国话吗？为什么听不懂呢？” 丽丽解释说他们是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 男朋友反问：“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上海话是不是中国话？” 丽丽顿时语塞。 我有一个捷克女朋友叫琳达，她是查理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普通话，最爱读的中文书是《红楼梦》，连“云雨”是什么都懂。毕业后在布拉格一家旅行社当导游，专门带去中国的团，包括台湾。由于她的语言实在好，在业内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次，她带一个团去香港。“栽了。”她用北京土话对我说。遗憾的是，行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会有问题。兴高采烈地去了，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在经过与上面大致一样的诘难以后，由于她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许多团员都认为她是一个骗子。 夏虫不可与言冰。 在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大的波希米亚人根本无法想象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还是让我们先来认识这四位小姐吧。 她们好像都是青田人，青田是浙江省一个贫困的县，地处山区，以石雕闻名。那地方出了两位名人，一位是国民党元老陈诚，一位是中共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我和许多青田人聊过天，他们几乎都要提到二陈来证明自己的家乡果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实青田农民的大名远远超过了二陈，至少在欧洲是这样——青田农民以其前仆后继的偷渡气魄和落地生根的生存能力让欧洲各国政府伤透了脑筋。 我们相识在赌台上，起初并没有什么话，点个头而已，各赌各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她们总蠃，而我总输。除了羡慕人家手气好之外，也没想过其他。有一天晚上她们来晚了，扑克赌台最多只能有七个人，而那天她们来时已经坐了四个人——我和三个德国人。她们看看别的台子，人都满满的，便赶紧坐下，但有一个人没位子。这是个四人中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姐，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她站在我身后低声对我说：“先生，把位子让给我好不好？” 我笑了，说：“为什么？我还要赌呢。” 她说：“你可以跟我一块儿押呀，我赌你也赌，我Pass你也Pass。” “我有神经病呀？我自己不会决定？” 她急了，说：“哎呀你这个人脑子怎么这么笨呢？我们有个小姐能看到牌！” 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她们总赢呢？吃惊之余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不告诉我？看着我输钱？” 她也笑了，说：“谁让你听不懂我们的话呢？不能讲普通话的，什么‘双批’、‘三头’发牌小姐都听得懂的。” 我让出了座位，把几千筹码交给她，结果蠃了个盆满钵满。 我在一旁细心观察，原来是年龄最小个子最低的一位有此神功。她们配合得好，三个姐妹一齐伏在台前，只有她懒洋洋地仰在后面。发牌小姐个子都很高，恰恰她个子很低，又仰着，发牌小姐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竟会在那样快的瞬间就看清并记住了她的牌。 她用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准确的报出发牌小姐的牌。 “她有一对8” “两个K。” “傻牌。” “她是四喜，赶紧撤！” 赌了一阵儿，更换发牌小姐了，四个人一轰而散，跑到赌场附设的酒吧喝酒去了。 发牌小姐看着空空的赌台发愣。 我问她们为什么不继续赌？她们说不行，就那一个发牌小姐发牌发得高，其余的都很低，看不到的。 我知道了她们的名字：要我让出位子的叫吴春英，27岁，是她们的大姐。能偷看牌的小个子叫叶兰，21岁，是小妹。稍胖一点的叫罗丽华，25岁。最漂亮的叫沈香妹，也是25岁。也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叶兰最活泼，闹得厉害。吴春英则显得稍微有点城府，也安静些。罗丽华好像略有心计，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沈香妹普通话讲得最好，但常常讲出让你吓一跳的字眼。 我把她们称为青田小分队。 她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番号。 有一天夜里，我和小分队全体战士在卡西诺战斗到12点，颇有斩获。这时又换发牌小姐了，几个小姐妹叽叽咕咕说了一顿，然后由吴春英对我说：“咱们一块儿去蹦迪吧？步行街新开了一家迪斯科舞厅，火极了。” 我想了想，说走吧。她们不在我非输不可，守住胜利果实算了。 叶兰说声：“撤！”随手扔给发牌小姐两个一百克郎的筹码做小费，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家迪斯科舞厅面积不小，人满满的，各种肤色都有，以欧洲人居多。音乐震耳欲聋，激光打得人眼花缭乱。她们都冲进舞池了，我在吧台上坐下，要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慢慢啜着看景儿。 站在高台上领舞的是三个捷克女孩儿，身材美极了。长长的腿，细细的腰，丰满的臀部，高耸的乳峰。她们沉醉于疯狂的音乐之中，上身已经没有任何衣物，毫无束缚的乳房随着音乐激烈摇晃。下身穿着露了半个屁股的牛仔短裤，腾挪旋转，扭腰出胯，狂歌劲舞。 我在人群中搜索小分队的身影，但找不到。她们个子太小了，被牛高马大的欧洲人遮蔽得严严实实。 突然，叶兰不知道从哪里跑了过来，把一个药片塞进嘴里，又端起我的威士忌送下，然后就要拉我进舞池。我摇摇头，指指酒杯——说话听不见，音乐声太大。 她一笑，扭头又冲进了舞池。 我继续喝酒。 忽然，舞着的人们齐声喝起彩来，并且自动往后退，在舞池中心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在高高的吧台凳上伸长脖子。 我看到小分队全体战士正在那里疯狂摇摆，特别是那个叶兰，不光身子摇摆，头也在摇摆，既疯狂又有节奏，仿佛进入了一种机械状态。而且，她一边摇头一边缓缓地脱掉上衣，手里高高地举着黑色蕾丝胸罩，两只小小的乳房在耀眼的激光下显得惨白和瘦弱。但欧洲人喜欢，他们已经看烦了山丘般的豪乳，这两只美丽的中国乳房在他们眼中如珍品一样妙不可言。 舞客们更加疯狂起来。 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她们全是浙江省的农民。看着她们热舞，我不禁想：她们的父母，那些一辈子辛苦劳作的农民兄弟，怕是做梦也不会梦到自己的女儿在异国他乡竟如此疯狂吧？ 这不是色情场所，但确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所在。 第二十八章 今宵酒醒何处 赌场其实是一个安静雅致的地方，不仅对赌客的衣着有严格的要求，如男士穿牛仔裤、夹克衫、旅游鞋，女士穿拖鞋一律不准入内之外，与欧洲其他公共场所一样，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喧哗吵闹。发牌小姐甜甜的微笑和悦耳的低低的音乐陪伴着你，甚至在香气扑鼻的卫生间里，音乐依然悠扬。 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与他们在其他公共场所也一样：喧哗吵闹是永远的特色。要是在其他场合早就会遭到制止了，但赌场老板太喜欢中国人了，只能听之任之，网开一面。 有一次，四个小姐并肩坐在赌台上，手里拿着各式精美的家乡特产小吃，叽叽喳喳地一边说笑一边赌。是个看不到牌的小姐在发牌，发牌完毕，大家慢慢捻开手中的牌，用家乡话报出自己有些什么，然后分析发牌小姐手中可能会有什么牌。 突然，小个子叶兰一下站了起来，把牌往赌台上一扣，激动地说：“我是同花顺！我是同花顺！” 大家紧张地看着发牌小姐一张一张把自己的牌翻开，竟是一副傻牌！ 四个小姐一齐指着发牌小姐的鼻子大呼小叫，显然是在用家乡话骂她。发牌小姐一边笑一边连声说：“lmasory，lmasory。”叶兰更是生气，她使劲儿一拍赌台，突然尖叫一声弯腰钻进了赌台下面，口里哇哇地不知嚷些啥。把个圆圆的小屁股撅得高高的，超短裙根本什么也遮不住。 罗丽华和沈香妹也钻进了赌台下面。 我问吴春英她怎么了？吴春英一边拽叶兰的裙子为她遮蔽屁股，一边笑着对我说：“一拍桌子把钻戒上的钻石给震掉了，有好几克拉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发牌小姐以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而赶来的老板，还有围着观看的各国赌客们。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 老板告诉我，这是卡西诺自开张以来最喧闹的一次。 看着她们在卡西诺颐指气使，大呼小叫，我不禁想到我的那些朋友，像汪虹，像吴霞，像侯玉花，还有辛佩瑶、黄文玉，她们显然比这些小分队队员层次高得多——小分队队员全部生活在农村，而她们却生活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都市；小分队队员的父母全部是农民，而她们的父母却是教授、高级工程师、军官和领导干部；小分队队员出国前全部没有职业，而她们却是法官、教师、公务员，黄文玉的职业差一点，但也是上海的工人；然而在国外，她们必须日夜辛劳，来赚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知道卡西诺门朝哪边开。 而这些女农民呢？ 心里有一些很复杂的感觉。 以后跟她们愈来愈熟悉了，便渐渐知道了她们的故事。 吴春英是正儿巴经的农民，没上过一天学。在青田那个地方，一对夫妇生四五个孩子是家常便饭。儿子才有上学的可能，女儿迟早是人家的人，上学有什么用？她至今只能认识并书写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标准的文盲。但她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会写字又能干什么？”她曾这样问我。“比如你，每天也不过是东奔西走的劳碌。我在布拉格认识好多有文化的人，他们都要穷死了！” 我无地自容，感到会写字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她聪明，人也漂亮。不会写字不是她的错，甚至也不是她父母的错——她家里太穷了，八个孩子她是老大。超生罚款已经罚得父母债务如山，可他们还准备继续生下去，因为八个都是女儿。父母都是信念很强的人，不信邪，不想被村民叽笑，决心把儿子进行到底。吴春英四岁就下田插秧，割猪草、砍柴禾、做饭、哄妹妹，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得干。 她真干活儿干怕了。 青田是个穷地方，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既然养不活他们，他们自然就要离开土地。青田人爱往外跑，而且一跑就跑得很远，而且跑得方式只有一个：偷渡。话又说回来，不偷渡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说地方公安局对这些农民兄弟领取护照管得非常严，即便你拿到护照，邀请书和经济担保都符合要求，世界各国大使馆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们拒签的。 她跑到了布拉格。这只是一个中转站，她的终点是意大利。 她跑不动了，于是在布拉格与一个蛇头同居。 蛇头姓黄，是她的同乡，蛇头的村子离她的村子只有六里路。蛇头黄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在家里，为他抚养儿女伺候父母。他在西班牙有一个小老婆，在荷兰有一个小老婆，如今在布拉格又有了一个。 他很有钱，因此她很知足。 出国以前她最远的地方去过郦水县城，郦水是青田的邻县，却比青田繁荣。在山沟里的青田人看来，简直就是天堂。青田人并不贪婪，我后来问过许多偷渡出来的青田人：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多数人回答说：在郦水县城买一套房子。我曾经去过郦水，县里的官员指着一大片很漂亮的楼房对我说：“都是青田人买的。” 青田偷渡客拉动了郦水县的经济发展。 吴春英的愿望也是如此。 蛇头黄很懂得他这些乡亲的想法，很轻易地便满足了他新纳小妾的宏伟心愿。吴春英感激涕零，除了更好地服侍蛇头黄的饮食起居外，只能在床上变着法儿地为他服务。 蛇头黄偷渡人蛇的目的地在西欧各国，但大本营却在捷克。这是捷克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地处欧洲最中部，与德国——偷渡客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有着漫长而又疏于管理的边境；与奥地利也有着同样漫长也同样疏于管理的边境。虽然大多数偷渡客并不喜欢这个美丽的山国，但奥地利与意大利——偷渡客心目中的天堂——有着不但漫长而且形同虚设的边境。 蛇头黄在这里指挥着手下带领一群又一群人蛇翻过厄尔士山和波希米亚林山，大举进入德国和奥地利。进入德国的便藏起来打黑工，进入奥地利的则还需继续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妙不可言的意大利。 但偷渡的费用必须在布拉格支付。 吴春英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而且不贪小便宜。她渐渐取得了蛇头黄的信任，当起了财务总管。 半年后，蛇头黄在去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经过多方抢救，命是保住了，人却变成了植物。 吴春英托人把这株植物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乡，交到大老婆手里。 所有的钱都归了她。 她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但莎士比亚剧中所描写的黄金使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事，在她身上又上演了。 她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她的温顺贤惠不见了，她的忠厚老实不见了，她的吃苦耐劳也不见了。替代它们的是尖刻、狡黠、懒惰。大老婆打来电话想要点钱，诉苦说只能给他天天喝粥。吴春英一顿臭骂，说哪怕你天天给他喝尿呢！钱是他的？钱是他的你让他来取好了！ 她不想去做生意——苦还没受够吗？她也不愿意嫁人——哪个不是奔着她的钱来？ 她开始试着做蛇头黄做过的生意，毕竟耳濡目染，所有套路都一清二楚。虽然是在刀尖儿上求利，但这利是暴利呀！偶尔不去卡西诺的夜晚，她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在家乡的生活：小小年纪便下田插秧，竟被可恶的蚂蟥咬住了阴部；领着、背着、抱着妹妹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往家跑，摔倒在泥泞中，额头碰破了，雨水中掺杂着鲜血；一直到出国之前，从没有用过卫生巾。每个月的那几天里，只拿些破布条破棉絮对付，自己都能闻到恶臭。叶兰曾对我叽笑她这位阔绰的大姐：别人集邮集币集IC卡，她可好，专集卫生巾，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都买。而且，“不管那个来不来，都垫着。”叶兰嘻嘻笑着说。 罗丽华在家乡也是农民，但是和吴春英不同，家里不但不穷，还颇有些小富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哥哥在德国黑着，弟弟在法国黑着，父亲在家里还开着一个专做假冒商品的小作坊。打黑工虽然钱少，但和青田当地收入相比，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做假冒商品虽然有风险，但只要打点好了方方面面，还是有钱赚的。她读过小学，成绩不好也不坏。哥哥弟弟共同出钱把她办出来，目的地也是西欧。但这一阵子边境查得比较紧，只好先在布拉格安顿下来。也不用打工，哥哥弟弟每月分别寄些马克法郎来，日子过得蛮写意。闲来无事，听说卡西诺是如何如何的刺激，便随小姐妹们前往开眼。这一开眼就迷住了。开始只是在一边儿看，尔后牛刀小试，不料竟颇有斩获，便开始大赌起来。她有许多关于赌博的格言，像“有赌不算输”，像“小赌养家糊口，大赌创业发财”，讲起来振振有词，一套一套的。而且她认真研究，细心琢磨，有空儿则沙盘演练，力求找到规律，克敌制胜。西欧是不肯去了，去了至少要刷碗，哪有这里安逸？可是又不能逢赌必赢，尤其是叶兰的灵眼被卡西诺发现以后，十赌至少输七回。日子长了，就感到钱不够用。于是便骗哥哥弟弟说要在这边做生意，请他们多寄些钱来启动。哥哥弟弟信以为真，寄了不少钱来，但都被卡西诺给启动走了。慢慢地，哥哥弟弟听到了传言，一分钱也不寄了。她收不了手，便与一位也是在卡西诺相识的荷兰籍同乡“傍”上了。此人是贩卖毒品的，荷兰对毒品的管制相当松，他便从那边弄到带来布拉格卖，隔两个月来一次。还算仁慈，不叫罗丽华卖白粉，只给她一些摇头丸、迷幻药之类的软性毒品卖。生意时好时坏，但就是有座金山也不够她在卡西诺豪赌。有一回我见她就在赌台边给父亲打电话，虽然听不懂说什么，但看那严肃又恳切的表情便知道在商量大事。叶兰悄悄告诉我：她是在骗老爸的钱，说有一笔好生意急需十万美金。 关掉电话，看她一副轻松的样子，事情肯定是成了。我看着她笑，说：“好大的生意。” 她也笑了，说：“调钱出来用嘛，有什么关系？再说老爸要钱做什么？不是修坟就是包二奶。” 也对。 叶兰是穷人家的孩子。母亲病死了，父亲整天抱着酒瓶子不撒手。家徒四壁，叶兰还有两个弟弟，统统饿得脖子像鹅。适逢蛇头到村子里带人，集合起二三十人的队伍要上路。她跑去了，对蛇头说她也想走。蛇头说好呀，先拿一万美金来。 她说没有，脸红红的。 蛇头笑了，仁慈地捏捏她发育得不好的小乳房，打个榧子，说： “出发。” 一路陪蛇头睡，从上海睡到迪拜，又从迪拜睡到布拉格。 蛇头又回国带人去了，她便在一个同乡开的中餐馆里跑堂。真巧，有一位温州老板在这里请客，看上了小巧玲珑的叶兰。 老板很老，也很有钱。老板专门做鞋的生意，老板在家乡有个鞋厂。国内生意不好做，什么东西也卖不了。再加上温州的名字已经臭了，只要听说是温州的产品，便以为是伪劣东西，白给也不要，而他的鞋也确实质量很差。老板生气了，便把鞋都调到欧洲来。价低，成本价加上运费、关税和一点微利，这样就统治了华人的鞋类市场。谁能在价格上拼得过他？他是自己的工厂！ 很自然的，老板把叶兰收了。 老板的事业遍及东欧，他到处跑来跑去，在布拉格的时间并不多。他对叶兰舍得花钱，她只穿巴黎和米兰的衣服，只吃荷兰的摇头丸。 他还从约翰内斯堡给她买回一只大钻戒。 但是老板的鞋业王国突然就垮了。先是由于质量太差，他的鞋在东欧各国遭到了联合封杀。继而捷克海关和税务部门也开始了对他的调查，他涉嫌走私和偷、漏税，数额巨大。 老板只身逃往西班牙，据说现在在一家中餐馆里做二厨。 叶兰并不感到有什么，老板不在了，她更自由了。以前她只能属于一个人，现在她可以属于大家。她混迹于老板以前的朋友中间，愉快的生活。过去有老板的面子，谁也不好意思染指，只能垂涎三尺地看着老板一树梨花压海棠。现在没有了这个顾忌，那么来吧！ 她像一个性用品一样被大家使用，甚至有过几次被几个人同时使用的经历。有的是在吃了迷幻药之后，也有的是在清醒之中。她喜欢各式各样的刺激，当然也包括性的刺激。她乐此不疲，勇攀高峰。有什么不好呢？又快乐又能得到大把的钱。她蔑视甚至有些可怜那些在太阳底下辛苦练摊儿的同乡姐妹——死样子，怎么那么笨呢！ 沈香妹绝对是她们中间的另类。 四姐妹都很漂亮，但她是花中魁首。明眸皓齿，腰肢婀娜，一颦一笑都洋溢着万种风情。然而她孤僻内向，沉默寡言。她也并不像她们那样痴迷于赌场，下的注儿也不大，纯粹是娱乐。赢了不见有多欣喜，输了也用不着蹙眉叹气。有一次我见她独自在卡西诺的酒吧里喝酒，便也走过去坐下，要了一杯啤酒，想跟她聊聊天儿。正琢磨找什么话头呢，一眼瞥见那三个在赌台上大呼小叫的姐妹，便说：“瞧她们，真快活。” 她轻轻一笑，说：“全是傻逼。” 用一句简短有力又标准的北京土话把你进行谈话的兴致就此打断。 有一次我对她说：“我觉得你在北京和广东生活过很长时间。” “为什么你觉得？”她微笑着问。 “你的普通话不像她们那样生硬，儿化很准确，还有许多北京土话里才有的词儿。另外，你拿到一副好牌时经常说‘哗’，这是广东人最常用的赞叹语气词。你输了钱有时也会对发牌小姐骂一句‘仆街’！如果说‘哗’去过广东的都可能会讲的话，那‘仆街’则必须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才可能懂。” 她不置可否，但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儿化语言和“哗”了。当然，别有风味的广东骂人话也没了踪影。 有一回，在市中心办完事，看看时间还早，便信步走进一个酒吧。眼睛一亮：沈香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喝了一半儿的红酒和一包打开了的日本七星香烟。我很惊讶，因为从来没见过她抽烟。我径直走过去坐在她面前，笑着说：“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还不知道你会抽烟呢。” 她说：“这里安静，一个人坐坐很舒服的。你不知道我的地方还多着呢，知道了吓死你！你信不信？” 我点了啤酒，又替她要了一杯红酒。她说谢谢。我仔细端详着她，她微笑，吸一口烟，问：“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说：“红酒、香烟和你，真是美极了。” 她瞟了我一眼，把一口淡淡的烟喷在我脸上，说：“是不是想泡我呀？小心点，我是一枝红罂粟，别光看见美丽，毒死你！” 我无法和她接近，她永远不会跟你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脸上经常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即便偶然热情如火，但也是瞬间就会冷却下来，像一块冰冷的岩浆。 我询问过叶兰，我说你们这位冷美人儿经历一定挺丰富的。她摇摇头，说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她也不是青田人，好像是温州人，或者是闻城人，要不就是郦水人。然后她忽闪着大眼睛，一脸坏笑地问： “想傍她？” 在国内呆了半年，回到布拉格的当天夜里便去了卡西诺。不是那么想赌，是想见见同胞们，了解一下布拉格的近况。 赌场照样人很多，照样是中国人在撑着台面儿。但是小分队却不见了，一连几天都没有踪影。代替她们的是一些新来的青田小姐，依然用一口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在叽叽喳喳地吵闹说笑。我问她们小分队去哪儿了？她们茫然地摇头。我说出了名字，她们仍摇头，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人。 我大惑。 终于有一天碰到了那位手气背到死的北京赌客，我急忙问他是否知道小分队的下落？他说他知道一些，但也不是很清楚。吴春英听说去了荷兰，做了专业蛇头。罗丽华吸毒上了瘾，穷途潦倒在布加迪斯拉发。叶兰又傍上了一个老板，好像去了匈牙利。 “沈香妹呢？最漂亮的那个？”我问。 “最倒霉的就是她了——被引渡回国了，有人说是杀人案，也有人说是诈骗案，具体不清楚。” 我想起她对我说过的话来—— “你不知道我的地方还多着呢，知道了吓死你！你信不信？” “小心点，我是一枝红罂粟，别光看见美丽，毒死你！” 发牌小姐也换了新人，依然丰满、高大、漂亮，她用英语问我半年前那位发牌小姐问过的问题，我粗暴地说： “Shutup！” 第二十九章 邂逅 认真说起来，她才是我在布拉格认识的第一位中国女人。只不过我们仅相识两天也仅见了两次面之后就分别了。三年之后再度相逢，她已经不愿再提起我们最初的相识了。 1993年6月14日，我的日记里记载着这件事。那是我刚到布拉格的第三天，我没有语言，也看不懂地图，每天出来只是买一张电车票，登上不管哪一路有轨电车，随它载我到什么地方。在任何一站都不下车，沿途看景儿。 我的家门口就有电车站，许多路电车都从这里经过。 这天早晨，我看着站牌上写着的车次——9路车我已经从起点到终点六次了，这路电车几乎穿越了整个布拉格：3路车我也往返四次了，这路车经过许多巍峨的教堂和古城堡。只有这11路电车我还没乘过，于是便上了11路电车。 走了大约四站，我忽然看见电车站旁有三个中国人在练摊儿，两男一女。两个男的瘦瘦小小，那女的却亮丽打眼，漂亮不说，个子高高的，腿也长。我正想下车，车已经开了，索性坐到终点又折了回来。 我先走到两位小个子男士的摊位前，问：“是中国人吗？” 两个小个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嘴里也不知叽叽呱呱在讲啥。旁边那女子笑了，说：“他们是越南人。” 我也笑了，说：“我说怎么听不懂呢。”便来到这位漂亮小姐的摊位前。 “先生想买点什么？” “什么都不买，就看看。我刚来，看什么都新鲜。”我说。 “我也刚来。大哥是北方人吧？” “对，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苏人，大哥看得准。我跟你走吧大哥，帮你洗衣做饭，干什么都行呀，好吗？”她急切地说。 我吃了一惊。 她见我有些疑惑，又说：“大哥，我不是坏女人，你看我像坏女人吗？出国前我是地区歌舞团跳独舞的。” 她那婀娜的身段和颀长的双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气质证实了这一点。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问。 “嗨，和老公吵架了，吵得挺厉害，我就跑出来，正好碰上个办人的，就这么来了。” 她所说的‘办人的’，和蛇头有很大的区别。蛇头全部是偷渡，而办人却是合法签证。所谓办人，其实就是卖邀请书。那几年，中国人想出去的海了去了，想打工的、想移民的、想探亲的……五花八门，可有一条——没邀请书你办不下来护照，也签不了证。当时专门有一些早一步出去的回国做这类生意，而且明码标价：浙江、福建籍，每张邀请书五千美金；上海、东北籍，四千美金；北京和北方各省的，两千美金。后来干这行的人多了起来，价格也开始往下掉，最低曾掉到四百美金。现在一切都正规化了，“办人的”成了堂而皇之的中介机构。 “那你现在？”我问。 “提不得了。”她悲哀地说：“和十个男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那十个男的全是偷渡客，白天黑夜都不能出去，我每天还得给他们做一早一晚两顿饭。这是给老板练摊儿，挣的钱都得交给老板。包吃包住，没工钱。我跟你走吧大哥，我信得过北方人。” “跟我走也不是办法呀。”我说。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她问。 “回国，去跟老公好好过日子。”我说。 “我是想回国，一出来就后悔了。想回去，回去过好过不好是另一回事——他在外边有女人了，吵嘴打架都是因为这个。可我出来的钱都是借的，如今也快花光了，连机票也买不起呢。所以我想跟大哥走，做饭洗衣服，干啥都行。干上几个月大哥给我张机票钱，我好回家。”她说。 “你还差多少钱？”我问。 “三百美金。”她说。 “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来，你等着吧。” 电车来了，我跳上车。 第二天早上，我从箱子里取出一千美金。数出三百，装到左边衣袋里，其余的装进右边衣袋里——我准备去换些克郎用。本来想先去换钱，走到电车站，正好11路来了，就上了车。 远远地就看见她在那儿孤独的站着。 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眼睛一亮，笑了，笑得真好看。“大哥，你来了。”她殷切地看着我，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我点点头，随手把美金掏出来递给她，“去买机票吧。” 话刚出口，我便意识到掏错了口袋。都怪那双美丽的眼睛，我掏出的是准备兑换克郎的七百美金。 可我能说什么呢？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伸手接了过去。“大哥，你真是个好人。我只要三百就够了，这四百我不要。”她说。 可你不要就不要吧，为什么先要说我是个好人呢？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接这四百美金了。要知道，我也不富裕呀！ 我说：“不管怎么也是出了趟国，多少总得买点礼物回去呀。”刚说完我就在心里骂自己——真是个笨蛋，说得这么有道理她能不办吗？ 果然，她说话了：“太谢谢你了大哥，你可真是好人哪！” 再没提钱的事儿。 我苦笑，说：“好啥好，没见我坏的时候呢。” “不，大哥，你是好人。”她执意说，我也懒得跟她争。“给我留个地址姓名吧，我回去就把钱寄来。”她说。 “留什么地址呀？都漂泊不定的。不用还了，回国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淡淡的说。 “那哪儿行呀？我叫卢曦，您呢大哥？” “我叫田力。我走了，我还有事儿。”正好有电车到了，我也不管是哪路，赶紧跳了上去。 车开了很远我才回头，见卢曦还站在那儿，痴痴地望着我。 过了两天又路过那里，她真的不在了。我想，她一定已经回到了国内，说不定正在台上独舞呢。 第三十章 重逢 两年后。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应邀去参加一个捷克朋友举行的Party。这位朋友叫瓦尼亚，曾经在中国留过学，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此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边为中国人办事，一边狠赚中国人的钱。几年下来，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富翁。他深知赚钱要靠这些中国人，因此非常喜欢交有实力或者有品味的中国朋友。他经常举办这样的Party，但我是第一次来——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人很多，但主要是捷克人。中国人不多，只是几家大公司的老板和一些自封为作家、画家、书法家的同胞。酒喝了不少，甜点也吃够了，大家正准备跳舞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位身穿黑色低胸晚礼服的漂亮中国女子。瓦尼亚急忙迎上前去，轻轻吻了吻她的脸颊，然后问：“你为什么才来？” 那女子说：“实在对不起，我忘记了时间。” 瓦尼亚说：“没关系，你能来就是我的荣耀。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大家。”他拉着她的手转过身来，欣喜地向大家高声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刚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发展的美丽的露西小姐！” 大家有礼貌地鼓掌。 露西小姐对大家含笑行屈膝礼。 音乐响起来了，瓦尼亚非常绅士地邀请露西共舞。她跳得非常好，优雅舒展，就像一只优游的天鹅。 我站在角落里，端着一杯葡萄酒，冷眼看着。 夜深了，Party也散了，我第一个出来，坐进车里，发动马达，打开车灯。 灯柱照射着穿晚礼服的卢曦，她含笑站在我的车前。 在一个冷清的酒吧里，我们相对而坐。我要了一杯啤酒，她则要了咖啡。她说：“我一进来就发现了你，你为什么不过来打招呼？” “我为什么要过去和你打招呼？你去哪儿了？”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没回国，我去匈牙利了。就拿你给我的钱，从练摊儿开始……，上个月才来布拉格。我还和以前一样吗？”她问。 我摇摇头。 “不一样了？” “我已经忘记了你过去的样子，要知道，我们仅仅见过两面呀。”我说。 “我可是牢牢记住你了。这两年我碰到的男人可多啦，都他妈是坏蛋！”她恨恨地说，又莞尔一笑，“不提那些了，郭小川说得好——‘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我笑了，说：“难为你还记得这首诗，‘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哟，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 她端起咖啡和我碰杯：“为郭小川，为新生活，更为我们的重逢，干杯！” 她把名片放到我面前，“喏，我的地址、电话，还有新名字。” 我看看名片，是新近注册的一家公司，挺有名的。我说：“我该叫你什么呢？是卢曦还是露西？” “你随便，反正也分不大清楚。再见吧，我要走了，给我来电话。对了，把你的电话给我呀？” 我没给她去电话，她也没来过电话。 我觉得她显然不愿提起我们最初的相识。 后来，我经常听生意场上的中国朋友提到她的名字，说她生意做的云生风起，有声有色。也有人说她是靠着肉体交易完成原始积累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一个多月以后，我开车去布达佩斯的朋友那里办事。我想通过匈牙利中转，把货发到克罗地亚去。一大早出发，走走停停，中午才到布加迪斯拉发。在布加迪斯拉发吃过午饭，又在车里打了个盹儿，到布达佩斯天都快黑了。 朋友不在家，我就在车里等。等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他开着车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刚要开门，我按了两下喇叭。 他转过头来，我立即打开车灯，照得他浑身透亮，他却看不到我。 他知道必是朋友，便用手遮着眼睛走过来，“谁呀谁呀？有这么照人的吗？叫警察了啊！”他咋唬着走到我车前，“哟呵！有朋自远方来呀这是！赶紧走赶紧走，去中华楼搓去！” 我们俩挑了个角落坐下，点了几个凉盘热菜，要了几瓶啤酒便喝起来。一边儿喝一边儿聊，朋友说：“你猜我这么晚回来去哪儿啦？” 我当然不猜，他也不用我猜。 “我去监狱啦，看一个朋友，唉！”他长叹一声。 “怎么回事儿？”我问。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陶川。也是北京的，1991年我俩一块儿坐火车出来的。他国内有路子，来了就发集装箱。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很随便就发了财。到199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富甲一方了。老婆也来了，租一大HOUSE，十几间房子，都放着货，还雇了一个南方女子，发货记账都是她。夫妻俩开车跑外地，那女子在家就地批发，干得热火朝天。 “他们有一个好朋友，姓杨，广东人，二十多岁。这小杨也是个怪物，从小父母双亡，一个人在广州混大，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可不知怎么就成了佛教徒。也弄不清信的是什么佛，反正家里是天天香火不断，那香火把家具熏得一道儿一道儿的，房东老因为这事儿跟他吵。吃饭前必打坐，虔诚着呢。 “他们几个互相经常走动，处得挺好。小杨有时候过来给大家做顿粤菜，我还吃过几回，味道确实不错。 “有天晚上，陶川和老婆又开车去了外地批发市场，家里只剩下那位南方女子。第二天晚上一回来，出事了：满满几个屋子的货，被搬得干干净净——连房东的电视机也给搬走了。 “陶川两口子登时就急了，十万美金的货呀，不是小数。赶紧就问那南方女子是怎么回事？她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她夜里没在家住，一个人害怕，跑小杨那儿去了。 “陶川琢磨不对呀？平时他们去外地也都是她一个人在家，从没听过她说害怕的事儿呀？满肚子狐疑，便去找小杨核对。可那小杨竟找不到了。 “他愈想愈不对，第二天深夜，他把那南方女子叫起来，粗声大气地逼问究竟。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那女子根本不怵，除了哭，就那一句话——晚上没在家住，什么也不知道。陶川不信，所有房门都好好的，一点破坏都没有，显然是用钥匙开的。可钥匙除了陶川夫妇，就是她有啊。陶川从厨房拿过一把菜刀来，往桌上一拍，拽住那女子的头发说，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在这儿把你跺了扔进多瑙河！ “那女子这下可真怕了，布达佩斯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再看那陶川一双眼珠子红红的，凶相毕露，脖子上青筋蹦蹦跳。她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你们去找小杨吧，我什么也不知道。 “陶川明白了，他本来就怀疑，自打到处找不着小杨，他心里就咯噔一声：平时几个人天天一块儿攒，怎么忽然就没影儿了呢？他出了这么大事儿，布达佩斯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光上门慰问的都十几拨儿了，愣没见小杨的影儿，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呀。那女子今天这么一说，他全明白了。 “当下他找越南人买了一把微冲，开始满世界找这吃斋念佛的小杨。 “也该着出事儿——他竟把小杨给碰上了。 “那是一个傍晚，陶川从我这儿回去，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灯时，他发现从他车前走过去的一个人特像小杨。傍晚，看不太清，但走路的姿态、个儿头都像。从他前边右转，进了一条小巷。绿灯一亮，他立即拐进那条小巷，小巷里空无一人，他把车猛地在那人身边煞住，跳下车来。那人听见动静，回头一看，撒腿便跑。 “这一跑就什么都清楚了。 “陶川猛追，小杨人小腿短，几步就让陶川给追上了。先一拳放倒，又掏出微冲顶住脑门儿，喝令他交待。 “小杨眼瞅着青筋直蹦的陶川和黑洞洞的枪口，知道不是对手，便全说了——那南方女子如何如何建议，他们怎样周密安排，最后怎么分的钱……一五一十说了个底儿掉。 “陶川这气呀，牙咬得咯吱咯吱响，真是家贼难防！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小杨说你放了我吧，我明天把钱都给你还上，现在我口袋里还有二十万福林，你先拿上。陶川一摸他口袋，果然鼓鼓的，便把钱掏了出来，装进自己口袋里，说放了你？做梦去吧。起来上车，跟我回去找那个臭娘儿们对质。 “陶川押上小杨上了车，把车慢慢开出巷口，又碰上红灯。刚停下，小杨已经一跃而下，大喊大叫地跑到路当间儿。正好有一辆警车经过，见一个中国人在川流不息的车流里乱喊乱叫，知道是出事了，立马停下。 “小杨和陶川都被带到了警察局。 “这小杨脑子灵，来匈牙利后先交了五百美金的学费，在布达佩斯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了一年匈牙利语。虽说还不精通，但对话已无问题。恶人先告状，他向警察指控陶川抢劫和绑票。 “轮到问陶川了，他除了吃饭问路修车，其他的匈语一句也不会说，警察局专门请来了翻译。警察问他你是不是抢了杨先生二十万福林？他梗着脖子说是。问他你是不是用枪逼着杨先生上车？他也说是。他琢磨他有理呀？先把这些认了，然后便说起因果：十万美金的货被盗，那南方女子怎样供出小杨，他又如何在大街上逮住负案在逃的杨先生……请警察局惩处罪犯，归还他被盗的财物。 “警察不信，笑着反问他：你既然被盗了价值十万美金的财物，为什么没有报案呢？这一下就把陶川给问住了。陶川说他没有语言，要报案还得请翻译，太麻烦了。而且中国人之间这样的事儿多了，报案有什么用？中国人到哪儿都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看着警察好像不信，他说你们可以问那南方女子。 “警察把那女子带了来。 “然而，她的供述对陶川极为不利。 “当天夜里，陶川即被拘留。过了几个月，法院开庭，小杨和那女子都当庭指控陶川抢劫、绑架和恐吓威胁。法庭宣布罪名成立，判处陶川五年监禁。 “我今天就是去看他，给他带点儿吃的，放点儿零花钱。陶川说了，只要一出来，非把小杨和那女子杀了不可。陶川这人是劝不住的，本来就是火爆脾气，又吃了这么个瘪子，等着瞧吧，再有两年，就会看到惊天大血案了。唉！” 朋友长叹一声。 “那小杨呢？”我问。 “不知死的东西，在外地城市开了个商店，生意听说还不错。” “那女子呢？这个案子里最坏的就是她。” “去你们布拉格了。” “叫什么名字？没准儿哪天我碰上。” “卢曦。” 我倒吸一口冷气。 她的生意做得不大不小，但是比较顺利。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有关她的情况都是听别人说的。除了生意以外，还说她频繁换男人，私生活很滥。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同当年那个有着一双受惊小鹿般美丽眼睛的她联系起来。 可是她突然就来了。 那是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不久，有人摁门铃。这么早会是谁呢？我一边想一边打开门，竟是她！裙服外面套一件风衣，笑盈盈的站在那儿，明媚依然，只是眉宇间多了些憔悴和风尘。 “怎么，不欢迎吗？”她走进来，先巡视了一遍各个房间，然后脱下风衣，坐在沙发上。 双眼含笑，还是那样迷人。 “喝点什么？咖啡还是juice？”我问。 “什么也不喝，只想坐会儿。”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好奇地问。 “只要我想知道。”她轻轻一笑。 我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问：“去了趟匈牙利？” 我点点头。 “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吧？”她问。 我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你不老实，不是当年的你了。”她说。 “你也不是当年的你了。”我话里有话。 “没错儿，”她爽快地承认，“是生活改变了我们。我现在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纯而又纯的人是没有的。”她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望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幽幽的说：“你看这满大街的人，哪一个不是带伤行走呢？” “总还是有纯洁和美。”我说。 “在哪儿？你指给我看。”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竟一时语塞。 “你会说爱情是纯洁的，是美的。但你不可能不知道爱情的基础是性和性的欲望，是肉的饥渴和焦灼，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占有，——有什么纯洁和美可言？你会说爱国主义是纯洁的，是美的。但这又纯洁又美的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生来就是自私的，自爱是一切爱的根基，尊重他人是为了尊重自己。不错，人类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千百年来都被赞美和歌颂。但这创造力的深处是人类占有一切，支配一切，享受一切的贪婪欲望。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吗？太离经叛道了，对吧？” “你是专门来跟我讨论哲学的？我记得跳舞才是你的强项。”我说。 “你无法反驳我，所以不回答。”她笑着说。“我该走了，——我要去税务局，路过你这儿，想进来看看。” 我站在阳台上目送她绝尘而去，那是一辆红色的BMW。 第三十一章 随风飘去 半年过去了，没有再见过面。但她有时会打电话过来，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顿。她说她愿意和我说话，“你是可以完全信赖的。”她说。 我知道，这信赖是花七百美金买的，也不算便宜。 那时，我从国内来了一个朋友，是公派的，打算在布拉格建立一个窗口公司，以利将来打入西欧市场。他整天无所事事，就去泡酒吧。有一天我正要去海关，他兴冲冲地跑来了，对我说他遇见了一件天大的怪事儿，而且保证我想不到也猜不出，问我要不要听？ 我说：“我马上要去海关，我的货让他们扣了，我得去交涉，还真没空儿听你瞎扯淡。”说着就往外走。 他急了，说：“绝对不是瞎扯淡，这么着吧，反正我也没事儿，跟你一块儿去海关，在车上我再给你讲。” 我问他：“不听行吗？” 他说：“不行。” 我叹口气，说：“那就走吧，非得让你这闲人扰死。” 一上车，他就开始讲述他的奇遇。 几天以前的一个夜晚，他在一个酒吧喝酒。酒吧人不多，烛光闪耀，音乐低回，是一支伤感的萨克斯。 离他的座位不远，是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国女子，手里端着一杯五颜六色的鸡尾酒。“艳绝惊人！”他用这样的词来形容那女子的美丽。他时不时地偷觑那女子一眼，心中感叹造物主真是鬼斧神工。有一次他又去偷看，不料竟与那女子的眼睛相遇，那女子嫣然一笑，他登时魂不守舍，心如鹿撞，不能自持。赶紧也报以微笑，那女子早已收回了目光。他便在心里猜测：夜已深了，她一个人在酒吧干什么？等人吗？可总也不见有人来找她。她是留学生吗？留学生不会像她这样衣着华贵——一件量身定做的黑色金丝绒旗袍，尽显她身材的凹凸有致，曲线横益。肩上披着一条土耳其大披肩，显得气质格外不凡。而两条光裸的、丰腴的洁白臂膀，以及在开衩里隐现的美丽的双腿，更使她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既然秀色可餐，他就喝了不少啤酒。内急，便去卫生间。回来一看，不禁又惊又喜——那妩媚女子竟然坐到了他的桌上。 “晚上好。”她笑着说。 “晚上好。”他赶紧也说。 “你是在这里做生意吗？”她问。 他把自己介绍了个一清二楚。然后问：“那小姐您呢？您在布拉格做什么？” 她调皮地一笑，说：“看风景。” 他们就这样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从科索沃局势到北约可能采取的行动，从莱温斯基到英伦玫瑰戴安娜……话题广泛，兴趣盎然。 快到夜里12点了，她看看表，说走了，然后对他一笑，轻轻问：“去我那儿？” 他明白了，这是一个妓女。但他惊异：一个妓女竟会如此优雅！ 他点点头，便随她走出酒吧，上了她的车。 她的家在一幢漂亮的公寓里，有好几间房子，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家具都很精致。 用不着多说话，他们立即上了床。他温柔地脱掉她的衣服，并不急着进入，而是细细地抚遍她每一寸肌肤，还不停地问：“这样好吗？这样好吗？” 她呼吸急促，四肢抽搐，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好，好，哎！快来吧！” 他爬到了她的身上，她的两腿在他的身下顺从的分开。他粗暴的进入，她大声的呻吟，并把两条修长性感的腿紧紧的箍在他的腰上。 一夜疯狂。 “真的，按说咱也经手不少女人了，可真没见过在床上那么疯的。跟她做一次爱，才知道咱们以前都白活了。那可真是享受啊！”他赞叹地说。 早晨，他先醒来。看看表，已经8点了。便蹑手蹑脚到卫生间洗漱，然后出来穿好衣服。 准备走了，可她还在沉睡。他不知道应该付多少钱，便拿出钱夹在她身边站着，使劲儿咳嗽了一声儿。 她睁开眼，慵懒地问：“你要走了？” 他点头，说上午还有事儿。 “那你走吧，把门带好，我还想睡。”她送一个笑给他，又闭上眼睛。 他不动。 她又睁开眼，问：“你怎么了？不是要走吗？” “我该付你多少钱？”他嗫嚅地问。 “什么？”她吃惊地坐起来，愣了片刻，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笑过之后，她裸着身体扑进他怀里，一边吻他一边说：“你真好，你以为我是个妓女却还对我那么温柔。来，再来一次，告别演出，好吗？” 他们又如火如荼地做起来。 “你说，算不算怪？”他问。 “算怪。”我承认。“你小子艳福不浅呀！” “其实这还不算怪——怪事儿还在后头呢！”他说。 几天以后，他去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商务处办事儿。一进商务处大门，就看见院里停着那辆载他去消魂的汽车。他愣了一下，以为是相同型号的车呢。上得楼来，推开商务参赞的办公室门，见她正在和参赞谈一件投资的事情。他对参赞点点头，又向她伸出手来，说：“你好！” “你好。”她冷冷大说，并未伸手。 他尴尬地缩回了手。 参赞问：“你们认识？” “是……我……”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我不认识他。你认错人了吧？”她双目炯炯地看着他。 他感到脖子后面嗖嗖冒凉气，忙改口道：“对不起，对不起，我认错了。” 她告辞了，看都未看他一眼。 “怪不怪？”他问。 “怪，”我说，“你也得管住自己的嘴巴，布拉格藏龙卧虎，你说不定就遇上了一只吊晴白额母大虫。到处乱讲，小心要了你的命！”我故意吓唬他。 “我哪儿敢乱讲呀？也就是跟你说说。” 海关到了，我把车开进停车场。刚下车，便看见卢曦正从我旁边不远的车位上往出倒车。她看到我，便笑着停下车，落下玻璃，说：“嗨！” 我走过去，问：“干什么来了？” 她说：“海关找麻烦，摆平了。你呢？” “一样。”我说。 “用不用我帮忙？我有关系。”她关切地问。 “不用了，我先试试看。”我说。 她点点头，“那我走了，不行就给我打电话。” 她开车走了，还是那辆红色BMW。 朋友一脸惊慌地下了车，问我：“她是谁？” “一个朋友。”我淡淡地说。 “熟吗？” “熟极了。” “她叫什么名字？” “卢曦。” “就是她！”朋友大声说。 晚上，卢曦来看我海关的事情办好了没有。听说办好了，她挺高兴，说： “你也不请我喝一杯？” 我说：“你要喝什么酒？我这里可只有芬兰伏特加——要不我们出去喝？” 她说不用出去，就在家里喝，芬兰伏特加蛮好的。“不在于喝什么酒，而在于跟什么人喝。跟你田大哥喝，哪怕是水，也能喝出稽康和阮籍的豪气来。”她说。 “别晕我。”我拿出两个杯子和一瓶芬兰伏特加，又从冰箱里找出一袋榨菜，两个人便喝了起来。 三杯酒下肚，谈话便开始向纵深发展。我问她当初为什么没有回国，她说我反复考虑，还是不能回去——老公是歌舞团的第一把大提琴，报幕员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我回去怎么办？烦都烦死了！我又问她在匈牙利的情况，她只说受了许多苦，“往事不堪回首，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无情对谁都是一样的。”她说。 我们都沉默了。 良久，她问我：“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我笑笑，说：“我想起两个人来。” “哪两个人？”她问。 “一个是黑格尔。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名言：‘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多的思想。’从国内到国外，这些年我见过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呀！谁还敢说人性是善的？除了特蕾莎修女──她不是人，是神。” “我赞同你的话，这些年来，我亲历了多少丑恶和恐怖呀，来，为黑格尔干杯！”她举杯和我轻轻一碰，然后又笑着问：“另一个人是谁？” “另一个是恩格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里，对黑格尔的这段名言进行了极为精彩的解释。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和杠杆，它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恶劣的情欲力量。’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本意，只是觉得这段话说得棒！” 为了黑格尔和恩格斯，我们把一瓶芬兰伏特加喝的干干净净。 “我要走了。”她眼睛迷离地看着我，却不起身。 “喝这么多酒怎么能开车？这里TAXI也不好叫，你就住这儿吧。”我说。 “哼，我就要看你留不留我。”她笑了，“那我先去洗个澡。” 我把我的干净浴衣取出来交给她，“对付用吧，没女式的。”她接过浴衣，去卫生间了。 我打开电视机，comN正在播国际新闻：耶路撒冷又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爆炸事件；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发生流血冲突；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绑架西方旅游者作为人质；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地区实施种族灭绝计划，大规模屠杀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没有一条好消息。 卫生间的门开了，卢曦笑盈盈地站在那儿，乌黑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容光焕发，芬芳扑鼻。她穿着我的浴衣，并不太长，因为她个子很高。但过分肥大，像袍子一样。 她问我：“合适吗？”还就地转了一圈。 我笑了，说真好看。 她说：“真的？” 我点点头。 她又问：“我在哪间睡？” 我用手指给她，说被褥都是干净的。 她想了想，又问：“你不来吗？”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习惯一个人睡。” 她长久地注视着我，目光十分复杂，然后快步走到我身边坐下，用双手搂着我的脖子，问： “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浴衣对于她来说本来就肥大，此时袖子已褪到了肩膀，两条丰腴的胳膊环绕着我的脖颈，更要命的是浴衣的腰带已经松落，她美丽的乳房和白嫩的腹部尽在我眼前。 她感觉到了我的身体反应，笑了，用手摸着说：“我还以为你有毛病呢，现在你更得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了。”她一边说，一边跨坐在我的腿上，浴衣早已滑落，就那样赤裸裸的，我可以闻到浓郁的肉香。我艰难地把头扭向一边，因为她那丰满的乳房已经贴在了我的脸上。 她在我耳边急促地呢喃：“来吧，我不漂亮吗？我的下面都湿了。”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本能，说：“你漂亮，你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女人，我只是想和你能保持一种纯洁的友谊。 她仔细地审视着我的眼睛。 我问：“你不相信我的话？” 她松开了我，说：“其实我也希望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个纯洁的朋友和一段纯洁的友谊，只是我以为这样对你不公平。那我睡觉去了？” 我点点头。 她拣起睡衣，却并不穿上，只是在手里拿着，就那样裸体走到她的门口。 看着她那翘翘的圆圆的屁股，我一阵眼晕。 在门口她又回过头来扑哧笑了：谁会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没在一个床上睡觉？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Goodevening！” 她轻盈地去了。 早晨我醒来时，她已不在。 两年匆匆过去了，我们经常在电话里交谈，也见过几次面。我知道她生意做得非常好，手里握着大把的客户，着实赚了些钱。我劝她找个人嫁了，或者正式的同居，安安定定地过日子。她说嫁谁？和谁同居？是你吗？是你我就愿意，可你又不要我，还讲什么？天涯漂泊我无家，早想开了。 我苦笑。 有一天晚上，她又打来电话。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瞎侃，她上来就问我对捷克市场的看法。我们俩都一致认为这里既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做长。然后她说：“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挪个地儿呢？” “能去哪儿呢？”我反问。 “我倒有个好地儿，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吗？” “哪个国家？”我问。 “暂时保密。不是不相信你，是你身边儿人太多。”她娇嗔地说。 “好吧，走的时候记着来找我就行。”我其实也是开玩笑。 她没来找我。 倒是陶川出狱了，在满世界找她。 她不见了，如同水滴蒸发。 第三十二章 黎海民驾到 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八九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发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首长的牵连，而老首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首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首长说话，老首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这支歌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什么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人民是水，共产党是鱼。” “为毛泽东建立纪念堂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他当年也亲笔签字要求身后火化，他一个人占这么大一个建筑不光脱离群众，也脱离了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为什么不能到八宝山跟战友们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报XXX副总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了吗？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争权，死不占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对长时期的个人崇拜更是厌恶至极。按道理说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竟一个个成了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 真是物极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亲比我们的父亲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毛泽东直接处理的案子，他的怨气自然要比我们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国后的这些事儿——批电影武训传为文字狱开端，俞平伯惹祸，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说话，胡风入狱，丁玲被难，反右派让几十万人同时闭嘴，连战功赫赫的彭德怀都以言获罪。几亿人去打麻雀，几亿人去炼钢，党报上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谎言，伟大领袖开始为老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粮食而发愁，一转眼就饿死了上千万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维护神权的英雄豪杰呢？ 在庐山时罗瑞卿晚上在路边撒尿，无意中看到了从彭德怀那里出来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报折子，反党集团遂成铁案。 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痛斥彭德怀，说他刘某人就是要对毛泽东个人崇拜。 陶铸写信给同道，说我们共产党人对领袖的忠诚应该象旧式女子嫁人一样，从一而终。 结果怎么样呢？罗瑞卿被逼得跳楼摔断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斗争；刘少奇赤身裸体的惨死在开封，胡子和头发都有一尺长；陶铸果然做了烈女，在监狱里写下‘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这样凄惶无奈的诗句后与世长辞。想想这些，真让人气短。那时我们都非常关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进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们抹着口红，她们穿著高跟鞋，上边穿著显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而且，每人都是一头披肩发。在当年的中国，喇叭裤和披肩发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裤和留披肩发的人进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体青年不穿喇叭裤不留披肩发，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阴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们花插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女孩子。气氛当然很热烈，这些女孩子和我们娇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眼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子，会撒娇，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姐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子做了爱。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速？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子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管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他妈的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是一个破院子，和《新观察》好像在一起。 临进门儿，黎海民就嘱咐我们说话小声点儿，说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国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党和政府一看也干不成别的，就决定顺应民意，一律开睡。进去一看果然，大伙儿都在自个儿办公桌上趴着睡呢，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上面躺了个大肚子胖老头儿，正咧着嘴一儿声高一声儿低的打鼾。黎海民说那是我们社长兼总编。条件儿实在够简陋的，跟现在不能比。 黎海民给我们沏上茶，就开始闲扯。他嘱咐我们说话小声儿，自个儿却忘了，说话比谁都声儿高。有同事表示抗议了，说大中午的你们不能小点儿声儿？黎海民倒来劲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也不睁眼看看，我行走江湖时的哥儿们来了，能小声儿吗？” 那人再不说话，又趴桌上了。 黎海民是个爱笑爱闹的人，让他跟一帮朋友在一起而不笑不闹，还不如让他去死。才片刻功夫，他就和我们的执行反修特任务的警察朋友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追逐起来。他绕着桌子跑，一边跑还一边招他，“来呀！来呀！”我们那朋友到底是警察，几步就追上了黎海民，双手往他肋间一抱，他被碰到了痒痒肉，哈哈大笑起来。朋友一看这招儿灵，使足了力气挠他痒痒。他又蹦又跳，最后一跃而起扑到胖总编肚子上，一边大笑不止，一边还四肢乱挣。 我们一齐拍手喝彩。 他因此失掉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他毫无沮丧，直接从北京去了广州，在广东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做了个部门小经理。而且不光他去了，太太也调去了，在刚刚建成的白天鹅宾馆干一份闲差。我知道这一定是得了那位领导人的济，他刚复出时在那里任过省委书记的。 从他到广州以后，我们就难得见面了。我也去过几次广州，可每次他偏偏都不在。后来听说他去了希腊，发财了。慢慢的，大家都忙，也就忘了这个人了。 1996年春天我回国组织集装箱，他突然找上门儿来了。多年未见，十分欢喜。问及他父母和太太情况，才知道他父亲后来调任天津一所大学任校长，长，先是举家迁往天津，后来老爸又调商业部任职，全家又迁往北京。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十分硬朗，在北京孀居。太太一个人在广州工作，儿子今年高考，目标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又瞎扯了一气，他突然提出要去布拉格发展，希望我能给他发邀请书并做经济担保。我说你在希腊好好的，到捷克干什么？希腊怎么说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又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难道不比捷克好？ 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也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几天以后，我有事匆匆去了北京，在一家宾馆住着。黎海民脚跟脚也来了，他家在北京，可天天到我这儿来蹭饭。有时我一大早出去办事，中午回来得晚，一进大堂，准能看见他在沙发里坐着。见我进来，欢喜得很，我赶紧招呼他去餐厅吃饭。有时我已经吃过了，怕他一个人吃不好意思，还得再陪他吃点，弄得胃胀不已。 有一天中午没回来，在外面请人吃饭。晚上回来可真迟了，已经快十点了。我想他一定不在了，也不知午饭和晚饭在哪儿吃的，还挺惦记。 下了TAXI正要进宾馆，忽然看见黑地儿里坐着一个人正在哈哈得笑。不用问，肯定没吃饭，赶紧带他到宾馆旁边一个小饭馆儿吃饭。吃罢饭他抹抹嘴便告辞，说得紧走，家里那电梯十一点停，他家住十七层。 第二天我正睡懒觉呢，他来了，进门就嚷，说你可真舒服，我昨天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三分钟，生生爬了十七层楼梯，差点休克。 不久我就回布拉格了，他打过几次电话，还是要我给他发邀请。我心说你来干嘛？在布拉格我可没工夫天天招呼你吃喝。胡乱应付着，没当回事儿。 可谁想到他从希腊打来电话，马上就来了。 第三十三章 Louer唐 从雅典来的班机正点降落，我站在接机口等着，一会儿就看见黎海民一手拎着一个连国内的民工也不用了的大编织袋，匆匆往出口走来。再一看，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子，也是一手一个大编织袋。夹在金发碧眼推着各式旅行箱的欧洲人中间，煞是好看。 他也看见我了，哈哈笑着走过来。 “这是小唐，唐静姝，MyIover。”他介绍身边的女子。 情人唐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眼睛。 我们握手。 这唐静姝挺漂亮的，很年轻。个儿不高，身材匀称，大眼睛，细眉毛，五官端正，蛮清秀的一个小家碧玉。 “走吧。”我帮唐静姝拎起一个编织袋，“呵，还挺沉，装的什么宝贝？”我问。 唐静姝脸红了，“全是破烂儿——这编织袋能装什么好东西？” 黎海民说：“小唐还怕你笑话，说什么也不让用这编织袋。我说怕什么？都是自己兄弟，笑话啥呀？” 我一笑，说：“西门大官人，你这行头目前在世界上大概只有河南大别山里的民工还用——我怎么能相信你是从希腊来的呢？” 黎海民哈哈大笑起来，对唐静姝说：“你听他叫我什么？西门大官人。赶明儿我给你讲讲这个绰号的来历。” 开车回到家门口，见超市门口摆了许多装着活鲤鱼的大桶，捷克人都在排队买，才想起快过圣诞节了。 捷克人有个习惯，一年只吃一次鱼，在圣诞节的时候。捷克人不爱吃也不大会吃鱼，一年就吃一次，还满街跑着救护车往医院里送嗓子卡了鱼刺的伤员。我停车也买了两条大鲤鱼，领着他们进了家。 从此，他们就在我这儿住下了。 黎海民和唐静姝在一起，真是不大谐调。黎海民已经是一株萧疏的老树，浓荫繁茂，杂花满枝已是遥远的昔日。而唐静姝却还是一朵怒放的鲜花，青春和美丽都正当其时。 黎海民比唐静姝大二十五岁。 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以为一定会有一个十分浪漫的故事。黎海民是个爱炫耀自己的人，他向我娓娓讲述了当年如何把少女唐静姝一举侃晕拿下的过程，乏味和龌龊都已达到极致。 唐静姝是天津人。父亲在黎海民老爸任校长的大学里当老师，母亲在校图书馆做管理员。西门大官人经常在院内出没寻觅，不久，便发现了小巧玲珑的美丽女孩儿唐静姝。那一年，她刚刚十八岁。可以想象，西门大官人看到美丽的女孩儿唐静姝，就如同一条看见了骨头的饿狗。 天津其实是一个市民社会，老百姓小富即安，从不奢望更好的生活。他们经常笑话近邻北京人，说北京的下岗工人不去找事儿干，而是每天趿拉着拖鞋去和胡同口那钉鞋老头儿讨论政治局人事安排问题。北京人也经常拿天津人开涮，天津小市民的口头语是“你妈妈”，天津方言读作“泥马马”，说天津人都不重视孩子的学习，学习有嘛用？有一家人特殊，孩子居然会认26个英文字母。有客人来，母亲便炫耀，拿出字母表指一个让儿子念一个： “介是嘛？” “泥马马的A。” “介是嘛？” “泥马马的C。” “介是嘛？” “泥马马的H。” “介是嘛？” “泥马马的B！” 按道理说，西门大官人侃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津女孩儿都不会感兴趣——谁会有兴趣知道XXX副总理早上起来是先喝红茶菌还是先喝小米儿粥？谁会耐烦听XX的儿子和XXX的女儿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 不幸的是唐静姝恰好是这百分之一。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你的居住地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你的尊卑、你的政治地位、你的经济状况，甚至注定了你的前途和一生的命运。 在上海，全体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而上海人内部呢？在上只角居住的人又看不起在下只角居住的人；在康平路爱棠园、爱桃园——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干部宿舍区——居住的人则看不起全上海的人。 在北京，人们以居住在大院——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总后大院以及国家机关宿舍为荣。 在天津，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而且从来也不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连城市地位都是一会儿直辖一会儿省辖的折腾，不像北京，有大量的国家机关和三军总部，也不像上海，有华东局及南京部队的海、空系统及市委市府机关。老百姓对居住地域占有的政治资源并不敏感，而且天津也没有专门的高级干部宿舍区，散落在和平区以及警备区机关的一些小楼独院，也早被小市民的汪洋大海淹没。但天津人也有天津人的地域歧视：他们把在简陋的没有卫生设施的低矮房屋里生活的人称为“小平房儿出来的”，区别于住在机关院校楼房里的上等天津人。 唐静姝不是小平房儿出来的。 她爱听黎海民说话，她早听天津人的柴米油盐听烦了。她没有考上大学，也还没有工作，所以时间很充裕。除了在妈妈的图书馆看闲书，就是听黎海民说话。越读书，就越觉得天津的生活令人窒息——没有于连·索黑尔，没有卡门，甚至连余永泽也没有。而听黎海民说话，倒觉得新鲜有活力。她不但爱听那些高级领导人的趣闻逸事——这些人的地位高到你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还在人间。她更爱听黎海民忧时伤世、悲今吊古的愤懑议论。他愤怒地对唐静姝说，小唐你知道吗，共产党惩治腐败从不手软，50年代就杀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之初，商业部部长和北京市的几位领导在丰泽园吃了几顿少交钱的饭，被一位叫陈爱武的厨师告到中央，统统被撤职查办，陈爱武因此还当上了团中央委员。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贪污了几万块钱被处以极刑。可是为什么就镇不住呢？制度，只能是制度上的问题。看看这几年，闹成了什么样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唐静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连悲伤都比天津人高几个档次。 她还爱听他抑扬顿挫的吟诗——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 知道是谁写的诗吗？黎海民问。 唐静姝摇头。 “闻一多。” 唐静姝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居然连闻一多都知道！ 他甚至能够准确地说出唐静姝名字的出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你会俟我于城隅吗？” 她的脸红了。 后来，黎海民谈话的更多内容是诉说自己婚姻的不幸——在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在那样拮据的物质生活中，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幸福的婚姻呢？ 没费多大劲儿，西门大官人便把处女唐静姝擒到了床上。 从此以后，西门大官人对唐静姝是怜爱有加，那蓬勃的花心确实也收敛了不少。在北京时，他在我的房间给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己婚女子打电话，说我要请她吃饭。我劈手夺过电话说是黎海民要见你，没我的事儿。那女子跟我聊了几句，骂了一通黎海民有神经病之类的话，把电话撂了。黎海民见阴谋未能得逞，哈哈大笑了一顿，再未做他想。 足见他是爱唐静姝的。 那时他早已在广州工作，虽然无甚建树，但也一帆风顺。太太在白天鹅上班，朝九晚五，清闲安逸。不仅不过问他那些花花事儿，连话也懒得跟他说，只是与儿子相依为命——既然不能相夫，全部精力就放在教子上面。孩子也格外争气，各科成绩都在班里名列前茅。 西门大官人浑身不舒服。他不能忍受与唐静姝的两地生活。他不可能频繁的北上，她也不可能经常南下。而夜里一上床，她那鲜嫩洁白的青春躯体，盈盈一握的娇小乳房都横陈在西门大官人眼前，常常使他不能自持，不得不到外面花钱找些妓女来出火。 这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希腊寄来的信。 寄信人是他过去的一个好朋友，叫阿气儿。西门大官人曾带他回过故地，跟我们都见过面。据说其父曾是中央一位大员的厨师，菜做得地道。此人去希腊已经有几年了，音讯全无，也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黎海民。阿气儿在信中说，他在希腊辛苦了几年，如今事业有成，心颇念旧，问西门大官人是否有意来希腊发展。 大官人接信喜出望外，略一思忖，便修书一封，说他极想去希腊，请快点寄邀请书来。另外，邀请书要两份。 他把唐静姝的姓名地址出生年月工工整整的附上。 把信用EMS寄走，他马上给唐静姝打电话。能和相爱的西门大官人长相厮守，唐静姝自然也是欢喜得紧。一个女孩子，终日过着偷偷摸摸的日子，心情十分忧郁。本来就有些内向的她，竟木讷得寡言少语，昏昏噩噩。接到了西门大官人的报喜电话，常阴的脸上终于放晴了。 邀请书很快就寄到了，阿气儿不明白这唐静姝是何许人，还以为是西门大官人的私生女呢。西门和唐静姝顺利地获得了签证，两人喜气洋洋地登上飞机，经过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当机翼下出现烟波浩渺的爱琴海时，唐静姝心都醉了！爱琴海，这个名字多好呵！她坚信，这是她和西门大官人的爱情海。 他们会在这海里扬帆启航，乘长风破万里浪！ 阿气儿在雅典机场迎接，好些年不见了，他显得有些疲惫和倦怠，两鬓也有了些许白发。他热情地和西门大官人拥抱，也礼貌地和唐静姝握手。他已经知道了唐静姝的身份，便亲热地叫她嫂子。 弄得唐静姝脸上像着了火。 阿气儿的家是一座连体别墅，几家连在一起的，英文叫TownHouse。三层，一层是车库，二层是客厅和厨房，三层是三间卧室。阿气儿把他们领进来，每一层，每一个房间都看了一遍，郑重的说：“从今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 西门大官人得意地看着唐静姝说：“怎么样？你还不信。够哥儿们吧？” 匆匆洗一把脸喝一杯茶，阿气儿便带他们上街游玩儿。悉心指点处处古迹，讲述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明如何在这里发祥。他们参观了帕尔特农神庙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游览了柏拉图学院和圣徒教堂，还去拜占庭博物馆和宪法广场转了一圈儿，回到家中已是傍晚。 西门和唐静姝走的前一天就没好好睡觉，又连续十小时飞行，一落地又逛了一整天，早已疲惫不堪。胡乱吃了些东西，又陪阿气儿喝了几杯葡萄酒，便同唐静姝进了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的房间。 纵然疲惫，西门大官人也非要打一炮儿才睡，说是庆祝抵达雅典不放礼炮哪儿成？唐静姝觉得言之有理，再累也免不了叉开腿。西门折腾了一个溜够，才相拥着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己经是雅典时间的上午9时。唐静姝先醒来，幸福地伸了个懒腰，便要去卫生间洗漱。一下床，咦？昨晚拿进来的两个箱子怎么不见了？她想，准是阿气儿早晨给拎走放起来了。看看自己寸缕不着的裸体，担心会不会让阿气儿看到，脸又红了起来。 刚穿好衣服，又发觉不对了——一直在腰上系着，直到上床才摘下放在床头柜儿上的旅行腰包不见了，那里面可装着西门大官人这几年辛辛苦苦弄下的万把美金和他们两人的护照呀！她急忙推醒黎海民，告诉他腰包不见了。 黎海民揉揉眼睛，说：“不会吧？你是不是忘了放哪儿啦？” 唐静姝说：“没忘，我就放这儿啦。”她指着床头柜。 黎海民一边儿穿衣服一边儿说：“别急，别急，再找找。” 唐静姝把卧室翻了个底儿掉，连床底下都钻进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黎海民也急了，赶紧出去找阿气儿。 可屋里屋外到处都没有阿气儿的人影儿。 正纳闷儿呢，来了一希腊老头儿，叽哩咕噜地讲着英语。西门大官人过去学的是俄语，英格利市的闹。唐静姝到底晚出生二十多年，赶上了学英语的时代，因此能略听懂一二，说这老头儿是房东，找阿气儿要房租来了，阿气儿已经欠了三个月房租啦。 唐静姝结结巴巴的说：“阿气儿不知道去哪儿了，昨天夜里还在呢。我们是他的朋友，昨天刚从北京飞来。你能告诉我们阿气儿去哪儿了吗？” 阿气儿乘早晨八点的希腊航空公司班机去了美国。 原来，阿气儿在希腊早已穷途潦倒，全靠骗吃骗喝度日。眼看着混不下去了，适逢国内发生“八九”动乱。阿气儿琢磨机会来了，便在雅典跟着起起哄来，又是声援，又是去中国驻希腊大使馆递交抗议书，闹得乌烟瘴气。尔后便跑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说受到中共迫害，要求去美国政治避难。美国人笑了，说中共不可能迫害到你，因为你在雅典而不是在北京。 没理他这个茬儿。 他眼珠子一转，又跑到台湾驻希腊办事处，也说是受到中共迫害，要求去台北。 台湾官员也不傻，婉言拒绝。 他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长跪不起大喊救命。台湾人烦了，便给他发了一本中华民国海外护照。持这本护照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台湾人的身份旅行，但去台湾仍须签证。台湾官员说，你现在持中华民国护照，中共管不了你啦，你可以放心啦。阿气儿心里乐开了花，他知道中华民国的护照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好使。鬼才要去你们那个台北呢！他拿这本护照跑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顺利地获得了B1签证。然后把他还没有骗过的朋友滤了一遍，最后锁定了西门大官人。 去美国不能两手空空呀！ 西门大官人与唐静姝春梦甫醒，已然是两条丧家之犬。没有护照，没有钱，甚至连换洗衣服也没有——两个箱子都让他拎走啦！语言也不通。 真是没法儿活了！ 得亏有个唐静姝，否则，西门大官人只有死路一条。 第三十四章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女人的坚韧程度往往是难以估量的。唐静姝在这绝境中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养活西门大官人的重担。她先找了中国驻希腊大使馆领事部，细述了她和西门大官人的奇特经历，取得了使馆官员的同情和帮助，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为他们补办了护照，还给她凑了几十美金零用钱。 从大使馆出来她就去找工作，没有语言，只能去中餐馆打听。没有一家要人的，她急了，便对一个餐馆老板说她不要工钱，只求吃住。老板奇怪，便问究竟。唐静姝又把这番经历一五一十的道来。老板看这女孩儿清秀纯朴，不像个坏人，便叹口气答应了。唐静姝高兴极了，连忙去找西门大官人，把这喜讯告诉他。哪知道西门依旧老泪纵横，说这有什么用？还不如去死呢。 唐静姝烦了，说你怎么总这德行呀？我还没怨你呢，你倒没完了？成天吹你的朋友好，今儿我可领教了。要想死就死去吧，爱琴海又没盖盖子。 一听这话，西门大官人暂时不敢哭了，乖乖地跟着唐静姝去了那家中餐馆儿。 他们在希腊呆了整整四年。 唐静姝后来对我说，第一年是最难熬的。她为了养活西门大官人，几乎把雅典的杂活儿干了个遍——给希腊人看孩子当保姆，捅烟筒，拎着桶拿个刷子在十字路口给等灯的汽车刷玻璃……也在大街上卖过中国小商品，无证经营，警察来了就跑。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养活了西门大官人。 第二年情况就好一些了。 他们双双找到了工作，唐静姝在一家中餐馆的酒吧做招待，西门大官人则在这家餐馆的厨房里帮厨。工资虽然不高，但老板包吃包住，根本就不用花钱。此时的西门大官人已经很有两手厨艺，也不再议论中央人事和背诵闻一多了。而唐静姝由于在酒吧工作，英语和希腊语都大有长进。 在这家餐馆干了一年，兜里有了些钱，他们便决定去克里特岛发展。克里特岛是希腊第一大岛，爱琴海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机会一定比雅典多——他们这样想。 克里特岛上餐馆林立，他们很容易便找到了工作。这里所有的经营都是面对游客的，而由于气候的原因，一年只有三个月是旅游旺季。因此，几乎所有的餐馆都只营业三个月。西门大官人在给我叙述他和唐静姝在克里特岛上的生活时，不无炫耀地说“天天晒太阳，洗海澡，吃海鲜。”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只有当问到他们的收入时，他才一脸沮丧地说：“别提了，希腊人哪儿都好，就是不爱给人发工资。” 原来，他们打工的第一家餐馆是希腊人开的。苦干了三个月，老板就是不给发工资。怎么吃怎么造都行，没钱。逼急了，老板飞回雅典了。西门大官人这气呀！好在吃住都在餐馆里，就剩下每天晒太阳洗海澡吃海鲜了。 第二年，他们换了一家餐馆，老板仍然是希腊人。又苦干了三个月，老板倒也打算给大伙儿发工资，去银行提款了，西门大官人和唐静姝好不欢喜。等到傍晚老板才垂头丧气的回来，没发钱，发了一张报纸——一家著名的银行倒闭了。 老板的钱全存在这里。 西门大官人气得眼冒金星！ 第三年又开始了。在进入旺季之前，西门大官人照例在沙滩上享受海水和阳光。他见不远处仰面躺着一位亚洲女士，赤裸着上身，乳房还不算小，挺好看，便走了过去。 他自己向我供认：“都是他娘的看大奶看坏了！” 那女子约模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高个儿，丰满，但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赘肉，珠圆玉润，肌肤如雪。见他过来，摘下墨镜，一笑，用英语问：“您是日本人吗？” 西门大官人那时也懂了不少英语，慌忙回答：“No，IamChinese。” 那女子又笑了，用汉语说：“我也是中国人。” 西门便问：“你是哪个省的？” 她妩媚一笑，“你猜？” “北京？” “山东？” “河北？” “江苏？” “上海？” 猜了个遍，那女子只是含笑摇头。“怎么那么笨呢？台湾！”她说。 西门嘿嘿笑着，说：“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一边笑，眼珠子一边往她乳房上转。 那女子笑着嗔他，“怎么那么讨厌呢？往哪儿看？坐下好不好？” 西门顺势坐在她身边，两人聊起天来。 这女子叫简若云，台北人，嫁了个希腊老公，离了，如今自己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生活。 西门大官人打量着她的身体赞美道：“你这身材可真不像生过孩子的，简直像……”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儿。 “简直像什么？简直像个处女？”简若云自问自答，开心地笑起来。低头看看自己的乳房，不无骄傲地说：“美吧？”斜眼看着西门大官人。 “美，美极了。”西门大官人赶紧说。 “我没给孩子喂过奶嘛。” 她问西门大官人在克里特岛干什么？西门大官人照实说在餐馆儿给人打工。简若云轻蔑地说：“你们大陆人就会给人打工，打工能有什么出息？为什么不想着自己做老板呢？喂，我倒有个计划，你愿意听吗？” 西门大官人急忙说愿意听。 “我正在谈一个小餐馆，准备盘下来。我们一起做怎么样？我们都是老板。你懂厨房吗？” “懂。” “那太好了，你把厨房管起来。好不好？” “当然好了！”西门大官人这时已经顾不上用脑子想问题。“只是，我还有个女朋友。”他嗫嚅道。 简若云哈哈大笑，一双眼睛斜斜地看着他，“怎么，你以为我要嫁你呀？” 第二天，他们在约好的酒吧见面。为了慎重其事，唐静姝也去了。三个人谈妥了所有细节，又一起去看了那个小餐馆，位置不错，环境也很雅致。二十几三十个座位，外带一个小花园。在花园里喝酒，可以看到爱琴海的万顷碧波。 唐静姝和西门大官人在雅典干了一年，省吃俭用攒下一万美金，都交给了简若云，算是入股。 简若云做了经理。 西门大官人是副经理兼大厨。 唐静姝是领班兼女招待。 小店正式开张。 两个漂亮的东方女子往那儿一站，简直就是活招牌，又赶上旺季来临，游人如织，生意还坏得了？ 客人每天都满满的，唐静姝头都晕了，西门大官人更是煎炒烹炸，挥汗如雨。这可是给自己干呐，虽然累得人仰马翻，终究是欢天喜地。打烊一算账，心里就像抹了蜜。 钱归简若云管，但账是一天一清，三人签字。 简若云嗜赌。西门大官人有时也想跟她去赌场开开眼，但她总是巧妙地婉拒。 “小心唐小姐吃醋。” “我可不愿明天看唐小姐的脸色。” 西门大官人只好做罢。 自己的小店不比人家大店，旅游淡季也照开不误。反正又不用请人，自己闲着也是闲着。游客虽不多，三三两两总是有的。生意不忙，唐静姝便腾出时间去找点零活儿干，钱还怕赚多呀？餐馆里就留下西门大官人和简若云。她哪里知道，当她在外边打工赚钱的时候，她的西门大官人正把简若云按到餐桌上大干特干，酱油瓶醋瓶胡椒粉瓶滚了一地，而简若云兴奋的叫喊几乎压过爱琴海的涛声。 其实他们只有过两三次，简若云嫌西门大官人不中用，“人家火儿刚上来，你倒早蔫儿了，这不是害人嘛！”她愤愤地说，不再让他上身。 一年结束了，到了分账的日子。简若云约西门大官人去海边见面，特意叮咛他一个人来。西门大官人心里乐开了花，和简若云虽然只有过几次，但他已经领略了她的疯狂。那种强烈的刺激真是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以为简若云要在蓝天之下碧海之上与他共浴爱河，否则为什么叮嘱他一个人来呢？他自知本领不济，便预先服了猛药西班牙苍蝇。穿戴整齐，急急的来了。 到了约定的地儿，简若云已经在那儿了。她面朝大海站着，婷婷玉立。一头长发披在双肩，更显得性感十足。西门大官人满脸含笑走上前去，听到脚步声，简若云也慢慢回过头来。 西门大官人呆了，他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如花笑靥，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张悲戚愁苦，乌云密布的脸。 还没等他问话，简若云先开口了，她一字一句的向西门大官人宣布：“餐馆破产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房东马上就要收回餐馆，我今天下午回雅典，再见吧。” 她款款地走了。 西门大官人呆若木鸡。他慢慢地躺在沙滩上，浑身无力，像散了架一样，只有那服了药的器官在一阵儿一阵儿的闹。 第三十五章 这次第…… “田力，你帮我个忙，跟我去趟雅典，咱们把她儿子绑回来！臭娘儿们，合着我和小唐把所有钱都赔进去不说，还白给她干了一年活儿！”西门大官人咬牙切齿地说。 我一笑。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问。 “搞到捷克的合法居留，在这儿慢慢儿做生意，全靠你了。”他说。 我告诉他，在这里外国人要获得合法居留必须先注册公司。与其它欧美国家一样，注册公司要找律师办理。律师费大约在一千美金左右，注册资金最低在四千美金。“你有钱吗？”我问。 “你先给垫上吧。”他倒痛快。 我皱皱眉，又问：“你们怎么没有邀请就签过来了？” “在北京哪儿能签来呀？我们是从捷克驻希腊大使馆签的，找了个关系。”他说。 我看出他俩已经穷极了，带西门大官人去超市买东西，他拿起一双女式棉皮鞋左看右看，然后对我说：“田力，小唐鞋都破了，老往里灌雪。” 我拿过来看一眼价格，扔进了购物车里。他高兴了，又跑到货架上拿了两包卫生巾扔进车里——这回连问都不问我一声儿了。 有一天和唐静姝出去办事，在路上我问她：“你们怎么想起跑捷克来了？欧洲那么大。” “唉！”她叹口气，“别提了，倒霉事儿全让我俩赶上了。希腊不是移民国家，呆一辈子也拿不到身份。听说塞浦路斯能办身份，我俩赶紧往那儿跑，去了才知道消息是假的。也去过西班牙，那儿的王子即位，当国王了，大赦天下，所有黑在那儿的外国人一律充许入籍，成为西班牙公民。我们知道的晚了，去了人家登基已经结束了，愣没赶上。也去过德国，那儿倒是能政治避难，只要你说是六·四跑出来的。可要住难民营，我一听就怕了，还以为跟集中营似的呢，不敢去。后来才知道，人家那难民营就和国内的星级宾馆一样，生活好着呐。可再去也不行了，人家把章程改了。”她无限感慨地说。 “那你们怎么办呢？我是说你们俩。” “不知道，他说像你们这样的人都不能轻易离婚，离婚会引起社会动荡的。”唐静姝哀伤的说。 这小子，逮住傻瓜往死了蒙呀。我乐得差点把方向盘扔开！ 我想告诉她，我们的毛主席、刘主席、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都是结了离，离了结好多次的，社会并没有发生动荡。 更何况我们这些鸟货！ 话到嘴边儿又懒得说了。 唐静姝是个极富同情心的姑娘，讲起他们在希腊的遭遇，只字不提自己经受的苦难，却一个劲儿替西门大官人诉说哀伤。她说： “他在国内哪儿做过饭呀，在希腊硬学成个大厨。你说难不难？在希腊这几年，从一去就让人骗开始，几乎年年受骗，他五十多了，能承受下来可真不容易。在希腊当大厨的时候，他的两只眼都长满了白内障，可我们的钱只够给一只眼睛动手术。没办法，只能先做一只。也不敢告诉老板——怕人家不要呀。他一炒菜我就紧张，有空儿就往厨房跑。他经常把菜拨拉到灶台上，我趁没人注意又给他一把扔进炒勺里。唉，想想他自幼锦衣玉食，落到这步还不是因为我呀！” 唐静姝眼睛红了。 我摇头，说他也不是自小锦衣玉食，刚懂事儿就开始吃窝头，比我们都多吃十几年。落到这步怕也不是因为爱上你，没你还有别人儿呢，总之不会闲着，你也不必觉着内疚，小心把老家伙乐死。 经过了这么多磨难，西门大官人仍很乐观。他说这回他肯定要发财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回国时专门请个半仙儿给算了一卦，结果是祖坟的位置不对，特意回山东老家把祖坟位置移了一下。不能总受骗呀，就又请一神人给开了天目，现在不论看人看事，准极了。 我问他怎么开的天目？ 他说不容易，要吃苦，“两根220伏的电线往左右太阳穴上捅，满眼都是金星！” 我真佩服他结实。 “神人还专门传了一套气功操给我，我和小唐每天晚上都练。你看，这样，这样，这样……”他精灵古怪地练把戏给我看，最后一招儿是从空中抓一把然后按住后脑勺。 我问这是干什么？ 他说是把宇宙间的灵气抓来灌到脑子里。 招儿灵不灵不说，运动量挺大的。一套下来，大汗淋漓。唐静姝赶紧上来给他擦汗。 见我不屑，他又说：“你还别不信，我妈七十多了，心脏病挺厉害。以前走路扶墙，几年没出过屋。自打练了我这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大夫说能活到一百岁！”说到这儿，他好象想起了什么，说： “田力让我用你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吧？出来几个月了，还没告我妈一声儿呢。” “打吧。”我说。 西门大官人看看表，晚上七点，正好北京是中午，乐孜孜地拨通了电话。 是他儿子接的。儿子果然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清华，经常在奶奶家里住。“我是你爸，让你奶奶接电话。什么？” 西门大官人满脸煞白的站在那儿，——老太太死了。 天天练功，大夫说能活一百岁的老太太死了。除了自己的儿子，全家人——姐姐、妹妹、弟弟都拒绝接他的电话。 媳妇压根儿没来。 我劝他：“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节哀顺变，化悲痛为力量吧。” 悲痛了大约有一个小时。 我回到自己房间看电视，听见他和唐静姝又练起了神功。 我替他付了律师费，又借给他四千美金让他存入银行做为注册资金。早晨，他和唐静姝穿戴整齐，揣上钱去银行了。 过了二十天，他和小唐的公司早已注册完毕，我就让他把钱取出来还给我。可他总是支支吾吾的，一天拖一天。我觉着怪，可又一想，他在这儿不可能再有什么事儿呀？便逼问他，他仍支吾以对。唐静姝说了实话：他存钱的那家银行倒闭了！ 我这气呀！布拉格的银行多过米铺，什么奥地利银行、德国银行、瑞士银行、英国银行、美国银行……满大街银行都不倒闭，你怎么专拣要倒闭的存？还他妈自称开了天目呢！ 唐静姝出来为他说话：“田力你也别怪他了，他也是反复看了许多家银行，最后才选定往这家存的。” “为什么？” “他说这家风水最好。” 我差点背过气去。 后来，唐静姝私下求我为她找个工作。我想也对，总不能一天到晚吃我喝我吧？我和这里的中餐馆老板关系都还不错，因为我馋，经常去吃饭。有一回我去一家四川人开的餐馆去吃川菜，顺便就问老板娘是否可以用个人？老板娘问什么人？我就把唐静姝的大致情况讲了一下，强调在希腊几年都是做餐馆，人漂亮又有英语。她想了想，对我说：“其实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人的，不过田大哥说话了，一定是关系很近的人。那就来吧，包吃包住，一个月四百美金，小费归自己，你看行吗？” 我再三感谢。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儿一说，唐静姝欢呼雀跃，西门大官人却拉着脸儿不说话。我心想这倒怪了。到了晚上，西门大官人跑到我屋里，掩上门，低声说： “那事儿不行。”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饭店是什么地儿？来的人干什么的都有，我怕没几天小唐就让人给勾了去。除非我也去。”他说。 我说你他妈没出息大发了，我再也不管你们的破事儿。但咱们说清楚，我这儿也不是你们一辈子的食堂，你们两个看着办吧！ 后来，唐静姝告诉我，在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希腊小伙子对她特别好，是个海员。西门大官人警告她不许来往，说：“小心我弄死你！” 她害怕了。 我也明白，西门大官人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投，工作早没了，哪儿还有人要五十多的老头儿打工？ 没有唐静姝，他只剩一条死路。 我要回国一段时间，我告诉西门大官人和唐静姝，他们必须找地方住了，也就是说免费的旅馆和免费的餐馆要结束了。 “你走好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回来。”西门大官人挺高兴。 “不可能，因为我要退掉这套房子。你愿意住也可以，从下个月开始你交房租。”我说。 实际我并不会退掉房子，但实在烦了。 “不不不。”西门大官人连忙摆手。 他嫌这套房子租金太贵，要去找人拼住。 回国的日子临近了，有一天我晚上回来，只见家里一片狼藉，像进来了贼似的。再一看，我新买的毛毯，新买的被褥以及一部份厨具都没有了。桌上放着个纸条儿，是西门大官人写的，说他们找到住的地方了，今天就搬过去，拿了你点东西，实在没办法，请你原谅。 半年以后从国内回来，再没见过他们的面，倒是听到过有关他们的消息：有朋友说西门大官人曾在一个小市场练过几天摊儿，大伙送他一个绰号叫“老革命”。生意很差，不练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也有朋友告诉我说他曾受雇于一个华人小老板，帮他在市场里看摊儿。按说这是个清闲活儿，但他却有一个大问题：那时他刚把那只眼的白内障也做了，不知怎么搞的双眼都变成了远视，近处看东西是模糊一片，三步之内连唐静姝也认不出来。非得倒退十步以外，才能知道谁是谁。一有顾客来，他就大步后退。顾客纳闷儿，以为他脑子有毛病。慢慢的，谁也不来光顾。很快，他被老板辞了，不知去向。 有一年秋天，是个下午，阳光暖暖的。我在布拉格城边儿一个颇有历史的餐馆跟朋友吃饭，——这家餐馆的牛排特别地道，是纯正的英国口味。 吃罢饭出来，我从停车场开出车子，在路口等着上路。这时，我忽然看见唐静姝正搀扶着西门大官人缓缓横穿马路。他们走得非常慢，小心翼翼，如同盲人一般。唐静姝依旧很漂亮，但已经憔悴了许多。西门大官人则是两鬓斑白，衣衫破旧，步履蹒跚。 几年不见，真是一个老人了。 我望着他们渐渐远去。 后面的车轻轻按了一下喇叭，在催我了。 我拐上大道。 尾 声尾 声 1995年的春天，余阳已经回国重执教鞭，只有汪虹还跟我在美丽的波希米亚四处奔波。虽然辛苦备尝，但也总算赚了些钱。此时，她的理想是嫁到德国去。机会似乎又一次来来到身边，一伸手就可以牢牢抓住。然而，命运又跟她开了一个近似残酷的大玩笑。 1995年的深秋，国内一个省纺织公司的副总经理带着英语翻译来到布拉格。他们是来和我合作的，因此我必须陪他们日以继夜地看脱衣舞，逛妓院。当时，我的捷语水平还完全不能应付这类特殊场所的需要，只能请汪虹一同前往。结果是一应杂务一一向妓院老板询问服务项目和价格、替官员回答脱衣舞女的问话等等都由她来完成。当时，她的大姑瓦哈洛娃又给她找到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德国人，是汉堡一所中学的校长，太太去世了，想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子携手人生。年龄当然已经不小了，但财产也颇为可观。先不说校长的年薪——千万不要同中国的校长比——就说校长在汉堡的豪宅——一座三层的大HOUSE，就值几百万马克。汪虹已经和校长通了几次电话，校长十分满意，当即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请汪虹在12月份去德国见面，共渡圣诞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确地找到校长的家，不要重蹈在荷兰的覆辙。她笑着说这回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我不但有他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闹荷兰那样的笑话，决定亲自押运我到汉堡。 我放心了。我对汪虹说，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汪虹说那没问题，只是这最后一班岗怎么改到妓院里站了？我严肃地批评她，战士还能自己挑选在哪儿站岗吗？少奇同志当年和时传祥说的话忘记啦？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去嫖妓，你去做翻译，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说你就贫吧。 忙里偷闲，瓦哈洛虹去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签证。校长的邀请书和经济担保真管用，二话不说就给签了。两人定好了启程的日子，三天后乘火车去汉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总经理二人从夜总会回来。人困马乏，赶紧休息。凌晨四点，我们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场。去的路上那位翻译就闹着要开车，我说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来时再说吧。 到了小城已经天亮，市场刚刚开。副总经理看了看商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又在小城四处转了转，见远没有脱衣舞有意思，便说回吧。 上了车，翻译又说要开。我说等等，等我上了欧洲四号公路你再开。不多久上了四号公路，我停下车，说你开吧。 翻译喜滋滋地坐在驾驶座上，汪虹说你行吗？他骄傲地一笑，说有本儿。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后座上打盹儿。 也就十分八分吧，听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儿开！”睁眼一看，汽车正向路边的一棵树冲去。也就是一瞬间的工夫，汽车撞到树上又翻进沟里。我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真得感谢捷克完善的医疗救治系统，我们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送往最近的医院，而医院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已经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救护车一到，我们就被抬到各个处置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抢救。 四个人中汪虹的伤最重：第七颈椎骨裂；副总经理其次，双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并疑为颅内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来了，前额的皮撕开遮住了眼睛，缝了十几针。 肇事的翻译没受一点伤。 捷克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亲自为汪虹主刀，从她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劈成片儿，塞进裂开的颈椎里，再用不锈钢钉固定。 在她住院期间，副总经理带着翻译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汉堡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戴着坚硬的塑料颈套，步履维艰地经赫尔辛基回国。 神采飘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归。我曾认为是喜欢安静的吴和嫌她在家闹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请她出门，不到晚上不许回来。我确实在中午的麦当劳看见过她，一个人飞快地吃着炸薯条和汉堡包。我对汪虹说，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拧紧发条往门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儿去了。等晚上回来，发条早没劲儿了，安安生生睡觉。汪虹说你这是污蔑。 中秋节的晚上，瓦哈洛娃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里来玩儿，还说有月饼送给我。我知道她又想疯一夜，捷克人喜欢安静，我这儿是一独立的大HOUSE，扰不着四邻。我说你来吧。 她来了，带了一包月饼和两个中国朋友。我也懒得听她介绍，就切月饼吃。汪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又找了几袋花生米、杏仁之类的东西下酒。 几杯过后，瓦哈洛娃说咱们唱歌儿吧？大家都响应，说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辞，清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半夜了，我没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觉了。可怎么能睡得着？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挨个儿唱了一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 早晨起来，人一个也不见了，桌上杯盘狼藉——敢情儿半夜还做了一顿饭吃。 她就是这么一个快乐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肠癌，发现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术，大夫说手术很成功，但必须辅之以化疗。 她了解化疗的后果一一脱发，浮肿。 她拒绝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个脱发、浮肿的形象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经常有国内各种神人出没，练武的、算卦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包医百病的气功大师，是从陕西省来的。学问深奥，功夫不凡，在病榻前为瓦哈洛娃发了两次功，瓦哈洛娃自觉通体舒泰，病痛全无，真像换了一个人。她高兴极了，决定就接受这位大师的气功治疗，让可恶的化疗见鬼去吧！可这位大师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迟疑地跟随他来到西安，继续接气。吴和对此颇有些忧虑，但看瓦哈洛娃如此执着，也就由她去了。这时小丽丽已经从查理大学法律系毕业，刚刚注册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母亲病重，只能关门陪护母亲一同来到西安。 这位大师收费十分昂贵，好在瓦哈洛娃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接了几个月气，病情日趋严重，已经不能行走，骨瘦如柴。当时我正在国内，曾专门前往探视，见她这般形状，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还十分乐观，问我生意近来如何，还说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点头称是。 又过了些日子，我已经OK了回捷克的返程机票，突然接到小丽丽从西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已于昨夜病逝。由于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丽丽也不是过分悲伤，只是通知我一下，说她和父亲明日乘飞机到北京。 我赶紧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把我的机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赶到首都机场，接到了小丽丽父女，而快乐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经被拎在手提包里。 我先陪他们去捷克驻北京大使馆办手续，因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须通知捷克使馆。然后又跑到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通知他们捷克共和国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12点半，我们才在餐厅里就坐。 我为小丽丽点了大虾，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虾。吴和只点了鸡腿和一个素菜，别看他懂古汉语，但在吃的方面远不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挣得邪虎：批发价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赚100万人民币。 吴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钱多，可利润还大呢！她算算这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有差不多七八万美金了。她就把这想法儿跟小玉说了，小玉说咱俩的事从来还不是你当家？你看着好就做吧。可有一条，你还差不少钱呢，怎么弄？ 吴霞说钱我想办法。 她飞回北京。 也不用往远走，北京郊区就住着一帮一帮的浙江农民，尽是缝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们“浙皮子”，把他们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吴霞打听到地方，独自驾车前往，与“浙皮子”们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锁定在180元人民币一件。“浙皮子”们送她出来，一个个拉着脸，说幸亏客户不都是你这样的，否则我们死掉算了！ 吴霞听着挺得意。 钱不够，她就找熟人借，许以高利。她这人信誉好，钱数又不太大，几天就借齐了。她把自己带的钱连同借的钱都交给一个好朋友，让他听信儿付款。 她带着样品飞回布拉格，找客户一看，都说好。她心里有了底，一个电话打回去，让“浙皮子”们立刻生产。 一个月功夫，“浙皮子”打来电话，说全部做好，请她派人验货付款。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着他速去验货。朋友去了，说跟样品完全一样。吴霞便让他付款，安排海运。 货到了，吴霞带着小玉高高兴兴去海关清关提货，待运到仓库打开一看，傻了。 不但款式完全不对，更重要的是亚洲尺码！ 而且，全都是用再生皮制成，手指头轻轻一戳就一个窟窿。 吴霞几乎晕倒。 她当下给朋友打去电话，讲明了情况，让他火速赶往浙江村，逮住这帮狡猾的“浙皮子”。 朋友去了，给她生产皮夹克的这个浙江作坊早已人去屋空。 她结结实实的吃了个瘪子。 上当了，赔血本了，可还得强打着精神活呀。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几年辛苦毁于一旦，她心如刀绞，可在小玉面前还不敢露出来——她是他的主心骨呀。 伪劣皮夹克胡乱卖了，手里又捏着一点钱。吴霞知道，这可是翻本儿的最后资本了！ 她又开始苦苦琢磨。 本钱不多，要是按常规过大路货，没个五六年捞不回损失。等不起，没时间等。可过什么俏货才能有可观的利润呢？ 对，过胸罩！ 上次回国办货，她专门去了几次雅宝路市场，那五颜六色型状各异的胸罩确实吸引了她。她在那展台前驻足良久，想买几个，可又没用──她胸脯平平，跟男人无异。但她还是记住了批发价格：2，5元人民币一个。她知道捷克胸罩的零售价，没有低于120克郎的，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40元人民币。一个40尺货柜大概能装20万个，加上运费、保险、关税，也超不过15万元人民币。也不要批很高，就定在50克郎，也就是十二三元人民币，算算能赚多少钱？跟投入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她愈想愈激动，再次飞回北京。 找到厂家，她这次总结了教训，不再一味地讨价还价，而是坚决强调质量。她不但把朋友找来，还把朋友的太太也一块儿找来，嘱咐说：“这次是我翻本儿的最后行动，请你千万费心受累，一定要和这样品一模一样才能付款。”朋友听了不乐意了，说上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是“浙皮子”中途调了包儿。吴霞说上次咱们不说了，说这次。看见这样品了吗？比一般的大，是我特意让他们做的，欧洲女人胸脯特大。比这小的一概不要，懂了吗？这回我算你们一股，等着分钱吧。嗨嗨嗨，跟你说话呢！ 那朋友正在细心研究手中的胸罩，问吴霞：“捷克女人有这么大？啧啧啧，真不得了。” 他太太劈手夺过胸罩，说：“瞧你那点德性，奶牛比这也大，你去那儿啧啧吧。” 胸罩如期运到，质量无可挑剔，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吴霞大喜，忙和小玉开车把胸罩送到各个熟人的店里试销。店主们看了也很喜欢，说销两天看看，如果好就大批买断。 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来试的很多，买下的极少。吴霞惊问：“为什么？”回答说穿不上。吴霞心想不对吧？她已经加大了很多呀！急忙和小玉赶到店里，原来吴霞只注意到欧洲女人乳房大，把两个兜兜加大了，却忽略了欧洲女人的肩背也宽，兜兜虽然够了，可是扣不上。 吴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自己没什么偏做什么。” 一听小玉竟说出这话，吴霞的眼泪哗哗落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练摊儿生涯。 要说过得舒心，还是要属侯玉花。 神经刘能干又听话，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们两个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内。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双袜子破了要降价，也得侯玉花点头；而屋里的事，像煮饭刷碗洗衣扫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当然也不干，听由神经刘全权处理。 有了权力就要行使，神经刘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内务。首先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两个床垫子铺在地板上简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还舒服；其次天天几乎都要喝猪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汤，以至于后来侯玉花只要一看见猪蹄子就要呕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经刘便打开录音机听评弹，那种娇嗲柔媚的吴侬软语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听得浑身难受，而神经刘则舒服的摇头晃脑。他本来要在汽车里也听评弹的，被侯玉花严厉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声提醒他。 我曾经问过侯玉花，神经刘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吃的味儿。” 我相信侯玉花的话，首先因为她没有幽默感，其次我也亲眼看见过神经刘为侯玉花如何准备晚饭。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汪虹去他们家玩儿，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经刘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听评弹。见我进来，挺高兴，便关了录音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整整一个钟头，我愣没插上一句嘴。看着他那口沫横飞的样子，我琢磨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哑药？ 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我说小刘你呆着吧，我们要走了。说着就起身。 神经刘哪儿舍得让我们走啊，赶紧说：“别走别走，晚饭我做红豆沙给你们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凉去火，你们谁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吗？不疼？汪虹你疼吗？不疼？” 我说我们谁的牙也不疼，再说了，牙疼我们吃药。 他说：“牙不疼也不要走，你们先看看我做的红豆沙，看一眼就馋了，我保证。好不好，看一眼？” 他几乎在恳求了。 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说：“呀！呀！小刘，你的红豆沙长绿毛了！真恶心，快倒了吧！” 神经刘低头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说：“咦，真的耶！天太热了。不过没关系，把绿毛刮掉就好了。”说着便伸手去刮，连手也不洗。 汪虹认真，吃惊地说：“你还要吃吗？会吃死人的！” 神经刘一边刮绿毛一边说：“哪有的事，侯玉花最爱吃了。” 他们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称典范，所有费用——房租、汽油、手纸、三餐，两人分担；自然，练摊儿的利润也是两人平分。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国上了一柜健美裤，回布拉格后她对我说，神经刘把他自己在布拉格这两个月的费用加大了。 “孙子，不老实。”侯玉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 她说：“我每条健美裤加十个克郎，看谁能治了谁。” 如今，在捷克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但还能看见侯玉花和神经刘开着装满了货，顶上绑着练摊儿用的铁架子的破车，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飞驰。 黄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签证，是老申帮她签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个中国人的农场里。许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陆续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逐渐聚在一起。我相信，杀人越货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老申回到了中国，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人都会讲，但英语就很少有人懂。这里与欧洲的不同还表现在贫富悬殊上，城里的富人区跟欧洲城市绝无二致，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夜总会、卡西诺、妓院栉比鳞次……但城郊的贫民区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们住在低矮的没有卫生设备的小房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都是靠蜡烛照明。 我问她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还经营纺织品吗？她说经营纺织品可不行，气候炎热，只有拖鞋和文化衫可以卖。我现在改做味精生意，从上海用集装箱运味精。这里老百姓的饮食都很单调，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味精。下一步我打算办两个小工厂，一个生产蜡烛，一个造纸。原料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等于白给。等我从国内把简单的设备运来，厂子就可以开工了。 我预祝她成功，她邀请我来阿比让玩儿。我说好的，等你厂子开工的时候，我一定前往祝贺。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呢？是不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 佩瑶笑了，说：“你可真能想，哪儿对哪儿呀？告诉你吧，他们以为我们是白人！” 我叹口气，又驱车上路。录音机里是韩磊那苍凉的歌声一一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 一路走，一路唱，一路黄昏山岗， 一个人走在这路上，默默地向远方， 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 ---（完）---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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